抗日战争

战争酝酿

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介石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

，“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张学良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第一次淞沪战役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塘沽协议》后，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

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

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福建事变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

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

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

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重大战役

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 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中国空军和海军也参加战斗。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本在四艘“航空母舰”支援下，日本海陆空三军近30万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加上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援和战术上的失误，伤亡惨重。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江阴海战

江阴海战自1937年8月16日江阴大战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4]；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份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5]

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官兵，谈及江阴一役都有一种深及灵魂的悲痛。

中国海军的主力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完全损失。此后海军再也无法组织舰队迎战，转而退入内地实施布雷等消耗行动。这导致绝大多数的相关著述或评论，干脆直接宣称二次大战时期，并无所谓“中国海军”。

江阴之战，中国海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不可谓不艰苦，使日军遭受了相当损失，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长江航道的畅通，使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大量工厂、企业、人员得以退入内地，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海军是战败了，且败的如此之惨：既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港口的登陆和沿长江向京都南京的进犯，自身也是损失惨重。令人每每不忍卒读。

总结这一战的经验教训，不但有助于对抗战中中国海军战斗经历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的海军建设无疑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台儿庄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1938年3月23日，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24日，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28日，

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29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