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老年人家庭保健及相关支持性公共服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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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慧健康与养老交流会体会

日本智慧健康与养老交流会体会进入21世纪后，我国从政策、财政方面都大力扶持康养产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参加日本智慧健康与养老交流会，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确立康养服务业既是事业也是产业的战略理念日本康养设施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转型时期，通过立法把康养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把康养作为一项产业来进行发展与规划，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康养产业的发展与老龄化进程脱节以及资源错配的问题。

加快康养产业的发展，推动特别是房地产等企业利用先天优势加快布局康养产业，不仅可以促进产业转型，也有利于在解决中国快速老龄化问题的同时，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能推动老年产品的研发和消费，从而促进就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老人福利的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康养服务业与康养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规范作保障。

日本康养服务业与康养产业取得比较成功成就，靠的是立法先行，在立法保障下，实施改革，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有关老年人保障的法律仍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

三、加强康养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建设康养产业的兴旺发展，需要专业人才作保障。

日本康养产业的专业服务人员需要经过专业知识学习和国家统一的考试，合格后才能持证上岗。

因此，我国今后要发展康养产业，首先要解决专业人才培养服务标准体系、教育设施的建设以及高标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培养。

这是保证中国康养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培育足够的专业人才才能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性的需求。

四、加快康养产业行业标准及准入法规建设在日本，无论城市大小，同类康养设施的建设标准都是统一的。

而我国的康养设施建设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即使各个省市也没有专业的建设标准。

这样既会给老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给服务人员带来工作上的不便。

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考核试卷

14.以下哪些时间段可以是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的工作时间？（）
A.早上8:00至下午6:00
B.早上9:00至下午5:00
C.早上10:00至下午4:00
D.晚上7:00至晚上10:00
15.在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时，以下哪些行为是尊重老年人的表现？（）
A.关注老年人的需求
B.尊重老年人的意见
C.耐心倾听老年人的诉说
B.提高服务人员素质
C.减少服务项目
D.降低服务标准
7.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以下哪种活动不适合开展？（）
A.健身操
B.书法
C.旅行
D.烹饪
8.以下哪个因素不是影响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A.服务态度
B.服务环境
C.服务价格
D.老年人家庭背景
9.在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以下哪项措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A.定期检查消防设施
B.确保地面平整无障碍
C.培训服务人员急救技能
D.制定应急预案
19.以下哪些人群是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A.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B.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C.孤独感较强的老年人
D.经济困难的老年人
20.以下哪些措施有助于提高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A.定期开展专业培训
B.健康管理
C.文化娱乐
D.职业培训
2.以下哪些情况适合开展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
A.老年人身体健康
B.老年人需要轻微的医疗护理
C.老年人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D.老年人有社交需求
3.以下哪些措施能有效提高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安全性？（）
A.增加照明亮度
B.地面使用防滑材料

韩国康养产业及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管理研究

韩国康养产业及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管理研究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不断增加，康养产业正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

而韩国作为康养产业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其康养产业发展经验和管理模式备受关注。

中韩康养产业合作也备受瞩目。

本文旨在对韩国康养产业及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进行管理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管理者和从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韩国康养产业概况韩国康养产业源远流长，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广泛欢迎。

韩国康养产业以综合性康养为主，包括温泉、SPA、养生度假、保健养生等多种形式。

在韩国，康养产业已成为国内旅游业的一大特色，不仅为国内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度假选择，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前来体验。

韩国康养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康养产业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投资、鼓励创新、加强监管等。

韩国康养产业也得益于国民的康养意识逐渐增强，使得康养产业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韩国康养产业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支持：政府加大对康养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相关政策和资金扶持，鼓励企业投资和创新发展。

政府还加强对康养产业的监管，确保市场秩序和质量安全。

2.产业联盟：康养产业内部形成了康养企业联盟，强化了康养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联盟成员之间通过合作共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3.创新科技：康养产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引进前沿技术和设备，提升产品与服务水平，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

4.品牌建设：韩国康养产业注重品牌建设，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

5.消费市场：韩国康养产业还注重开发消费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和产品市场化策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

三、中韩康养产业合作现状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两国关系不断加强和两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中国游客对康养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加，对韩国康养产业市场需求也在逐步扩大。

韩国康养产业及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管理研究

韩国康养产业及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管理研究韩国康养产业是指通过创造健康、舒适和愉悦的环境，提供综合性的康复和养生服务，以满足人们身心健康需求的一种产业。

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康养产业在韩国得到了迅速发展。

康养产业包括康复医疗、养老护理、休闲旅游、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

在康复医疗方面，韩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和专业的医疗团队，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康复治疗。

养老护理方面，韩国注重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旨在让老年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休闲旅游方面，韩国的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人们可以在美丽的自然景观中进行康养休闲活动。

养生保健方面，韩国有许多传统养生保健方法，如汗蒸、温泉、按摩等，以及健康食品、保健用品等，广受人们喜爱。

中韩康养产业合作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韩国在康养产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可以为中国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持。

而中国巨大的康养市场和潜在的消费需求，则为韩国康养产业的拓展提供了机遇。

在合作发展过程中，管理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管理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了解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

管理研究还可以提供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支持，提高康养产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在中韩康养产业合作的管理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市场需求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和市场分析，了解中韩两国康养市场的特点、需求和发展趋势，为企业和政府制定合适的经营策略提供依据。

二是产品创新研究。

通过研究和开发创新的康养产品，提供多样化的康养服务。

合作开发以中韩康养文化为特色的产品，增加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三是品牌推广研究。

通过品牌推广活动，提升中韩康养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和选择。

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中韩康养品牌的国际化发展，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四是人才培养研究。

培养专业的康养产业管理人才，提高产业的管理水平和专业素质。

促进中韩两国的人才交流和合作，通过相互学习和合作，共同提高康养产业的发展水平。

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徐迎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2年第34期摘要：人口老龄化标志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养老服务带来极大的挑战。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对养中有医或者医中有养的服务需求愈加强烈。

但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体系没有很好地衔接，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日本政府为了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在老年人照护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通过对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调查与研究，可以为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进而不断提升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日本；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启示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34-0061-03一、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推动了人均寿命的延长，再加上人口生育率不断降低，导致了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群提供养老服务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其养老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因此，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一直在不断探索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完善养老服务模式及相关制度，逐步形成了适合日本老龄人口特点以及日本情境的老年人照护制度，有效解决了日本因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涨带来的养老问题。

人口老龄化同样为我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养老负担与经济压力，因目前我国的养老与医疗资源没有很好的整合，大多数的养老机构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与日常护理服务，无法为身患疾病、有医疗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相对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因大多数老年人都有基础性疾病，使得这部分老年人的医疗与护理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生活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

中日技术合作“加强中国中西部地区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召开2008年项目研讨会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项目推动，从政府公共服务渠道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且制度化。同时要加强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能力建设的再培训，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足群众的需满求，高服务质量，出自己的特色。提做
８个项目试点县（、分别汇报了各自２０市区）０８年的活动开展情况。各项目点都在健康促进和家庭保健服务领域进行
区）行开展项目活动的有关培训。会议期间，会代表还参进与
和健康咨询活动，进行了多种接近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健康教育宣传用品的开发，例如围裙、台历、折扇、环保袋。甘
肃省秦州市、重庆市永川区利用电视、电话、短信和网站等多种方式宣传健康知识，开展健康咨询活动，等等。
项目督导和项目评估能力。
和当地财政拨付的项目专款，并采取一定的设备倾斜政策，进
行设备更新与改造。经协调，８个项目试点家保中心目前均
已取得开展母婴／妇幼保健服务项目的许可。专家组认为，中西部项目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开展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方面进行了有积极示范意义的实践，对和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有关的体制机制问题及今后服务的
思路目标和服务重点，对不同群体开展家庭保健服务。将针乡镇服务站人、、管理权上收，新规划和组建１中心服财物重０
做了题为“ 中国人口转变之路从计划生育到生殖健康／家庭保

日韩的社区养老实践

日韩的社区养老实践作者：王艳蕊来源：《新城乡》2018年第04期社区化、居家化、专业化、推动老年群体健康活跃化，或许才是老龄化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中国基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行业已经工作了十年，曾多次前往世界各地学习当地的养老服务模式。

近年来，我先后参加了韩国访问交流学习团，以及中日社区养老交流项目。

通过这些考察，我试图从日韩养老模式来思考中国老龄化问题和对策。

如今，中日韩三国面临着共同的老龄化挑战。

在三国之中，中国是老龄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则是老龄比例最高的国家，而韩国将会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比例发展最快的国家。

在严峻的老龄化形势面前，日韩两国都纷纷投入资源，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强调社区居家，调动专业社会力量，推动养老服务的发展。

受传统孝道的影响，韩国国民普遍不希望父母在养老机构养老终生。

为了促进居家养老模式发展，韩国政府早在1992年就通过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诸如对赡养老人五年以上的三代同居家庭，减少其财产所得税；赡养65岁以上老年人的纳税者，可以减少其个人所得税等。

2008年7月，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韩国养老模式完成了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

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采用长期护理保险与国民医疗保险捆绑的方式运行。

按照法律规定，韩国国民强制参保长期护理保险，但是未满65岁的国民只有患老年疾病的才能享受护理服务。

根据长期护理保险法的规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险金、国家和自治体以及自付部分，比例分别为60%、20%和20%。

在韩国，我们拜访了成立于2013年5月的首尔江北老人综合福祉中心。

福利中心的养老院（全托入住）目前服务100位老人，并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分级照料。

养老院的费用中，介护保险会负担其中的80%（介护保险就是长期护理保险），本人只需要付20%。

根据等级不同，老人每月需要付的费用在56万-6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300元-3700元）不等。

福利中心还有日间护理中心，服务34位老人。

日本韩国养老服务特色及借鉴

日本韩国养老服务特色及借鉴山东省民政厅【期刊名称】《中国民政》【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3页(P56-58)【作者】山东省民政厅【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为加快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把养老服务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服务产业，山东省民政厅与淄博、威海、滨州、聊城4市民政局组成考察团，于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赴日韩对养老服务情况进行考察。

日韩的养老服务很有特色，许多方面值得借鉴。

一、法律法规政策比较完善。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出台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介护保险法》《社会福祉士及介护士福祉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构成了日本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体系。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度关注老龄化问题，出台了《老年人福利法》《高龄人雇佣促进法》《低出生高龄社会基本法》《老年人长期疗养保险法》《老龄基本年金法》等。

二、长期护理保险作用突出。

长期护理保险不同于医疗保险。

老年人因病住院诊治发生的费用属于医疗保险范畴，出院后在养老机构或居家康复期间发生的照护费用属于长期护理保险范畴。

长期护理重在为失能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性、专业化服务。

日韩分别于2000年、2008年建立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属于强制性社会保险。

在规则制定、保费收缴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实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分担管理体制。

一是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长期照护保险整体方案、参保条件、受益资格标准、照护服务价格以及共同支付比例等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政府将40岁及以上人口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范围，保费的50%由政府负担（中央25%、都道府县12.5%、市区町村12.5%），40%依靠各地上缴的介护保险承担，使用者自付10%。

参保和受益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不受收入水平、家庭情况等限制，均可享受该制度提供的所有服务；第二类为已购买医疗保险的40～64岁的人口，只有患与年龄有关的特殊疾病的人才能享受服务。

2024年闭幕式致辞模版（四篇）

2024年闭幕式致辞模版在全国“推行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强化公共服务”现场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县领导（____年____月____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经过两天的深入研讨与交流，全国“推行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强化公共服务”现场研讨会即将圆满落下帷幕。

在此，我谨代表____吉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向给予本次会议鼎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____及各位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拨冗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代表，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全国“推行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强化公共服务”现场研讨会，是一次汇聚智慧、共谋发展的盛会。

会议期间，各位领导、专家和与会代表通过主题演讲、经验分享、深入交流以及现场考察等多种形式，深入探讨了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网络在推行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及健康促进、强化公共服务中的新任务与新机遇，交流了人口计划生育网络健康促进的实践经验，并就健康促进项目的基本模式及人口计划生育网络在拓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

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总结本次会议的成果，积极吸纳各位领导、专家的宝贵意见，将其转化为推动我县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实际行动。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我们也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不断提升我县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代表的光临与指导。

祝愿大家在返程的旅途中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2024年闭幕式致辞模版（二）全体裁判员、运动员，尊敬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经过一天半紧张激烈而精彩的角逐，本次运动会即将圆满落幕。

日本与中国台湾公共养老制度的比较研究

日本与中国台湾公共养老制度的比较研究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公共养老制度可简单划分为两大部分：养老金和老年人服务(Willem and Maxime，2009)。

其中，养老金是指从一定年龄开始，老年人定期领取的，以保障和维持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货币收入。

老年人服务则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支援和特殊津贴等内容。

目前，现代国家基本建立了以这两个项目为主体的养老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和实施上有很大差异。

比如养老保险的缴纳方式，在新西兰就是以税收的方式实施(王胜今、沈师杰，2011)。

虽然在理论层面可以简单地以是否具有“再分配”功能来定性的区分福利项目和社保项目，但由上面OECD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实际执行中，福利项目和社保项目是被合并统计的。

所以在本文中将日本和中国台湾对于老年社保和福利项目进行了合并考察。

一、日本与中国台湾公共养老制度简介(一)养老金1. 日本养老金制度。

日本的养老金被称为“年金”，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民年金”;二是“养老年金”。

其中，养老年金是由国库资助的，针对达到一定年龄(通常65岁)，且个人所得低于一定额度(50万日元)的老年人发放的。

①而国民年金的发放及金额则与保险金的缴纳时间和数额直接挂钩，同时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养老保险的基金。

1959年11月1日，日本的《国民年金法》颁布实施，首先得到推行的是养老年金，之后从1961年4月起，国民年金开始征收保险金。

1984年，为了纠正实施中出现的不平衡，基础年金制度被引入，1997年旧的三公社(JR，NTT，JT)②的共济年金体系也并入到国民年金之中，2002年农林共济福利年金体系也被并入国民年金体系，国民年金一体化实现(会计检察院，2004)。

国民年金的发放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的，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基础年金，这一部分需要缴纳的保险金是固定的;第二部分是和退休前收入挂钩的，按比例发放的年金，这一部分需要交纳的保险金是随着收入水平变动的;第三部分是个人年金，包括不同企业缴纳的不同水平的福利保险金、个人参加的从薪水中指定支出的保险金和由国家向特殊群体支援的保险金。

日本老年护理支持-现状-挑战与启示

日本老年护理支持:现状\挑战与启示［提要］老龄化的加快使日本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老年护理支持现状和对未来的预测，采取的主要解决措施是依靠老年人长期护理供给系统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长期护理供给系统的实行在缓解日本养老护理矛盾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而私人保险的介入又对公共长期护理供给系统起到了冲击影响，对日本长期护理供给系统模式的探讨，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护理；护理保险随着全球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对老年人的长期照顾已成为世界课题。

为了应对老龄化加快的趋势，日本实施了老年人长期护理供给系统（即LTC）。

一、日本LTC系统现状长期护理是对独自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生理及心理上的帮助，日本为老人提供支持的形式主要有护理机构、辅助性保健机构、成人日托服务、家庭护理服务和临终关怀，日本目前实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护理保险以及以家庭照顾为辅的模式。

（一）LTC的护理供应。

2000年，日本推出LTC系统，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门确定该系统有四个关键目标。

其一，这种方法是为了减少家里照顾老人的负担，而这种负担传统上由女性承担，该项目表明了护理老人的责任由家庭向政府的重大转变；其二，新系统寻求在收益和支付之间更透明的关系；其三，新项目保险试图整合健康、医疗和福利服务这种操作相对独立的系统，这就为客户选择各种服务机构的全面服务提供了一种方式；其四，通过将LTC与保健医疗保险分离，新保险计划旨在减少老年人因没有其他方式而选择社会化医疗。

从1973年开始，虚弱的老年人有权免费住院治疗，即使他们不需要集中的医疗护理。

到1993年，老年人几乎占到了一半的病床，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在那里住院超过了一年。

（二）LTC的福利项目。

日本公共LTC系统的福利主要体现在提供上门服务（以家庭为主）以及设施服务（以机构为主）上。

所有65岁以上的人都有资格，30～64岁的患有残疾等相关疾病的人也有资格，这种资格建立在条件合适的基础上，而不是取决于收入或资产，而且每六个月会重新评估一次。

中日两国养老方式的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养老方式的对比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方式成为了一个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邻国，有着不同的养老方式。

本文将以人类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的养老方式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了解两国在养老方面的异同，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中日两国的养老观念存在差异。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很多老人期望子女能够照顾自己。

因此，中国的养老方式以家庭为主导，多数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或者由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而在日本，独居养老成为主流。

日本的老年人更加独立和自主，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区设施和专业机构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

中日两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差异。

在中国，尽管养老机构建设逐渐完善，但供应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大部分老人仍然依赖家庭照料，而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相比之下，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成熟。

日本政府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资助政策，鼓励私营机构提供养老服务。

日本养老院数量众多，并且注重提供专业护理和康复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中日两国的养老文化存在差异。

中国的养老文化注重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念，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尊重。

老人在家庭中享有尊贵的地位，子女会尽力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相反，日本的养老文化更加注重个人尊严和独立性。

老年人在日本社会中被视为自主决策的个体，鼓励他们保持社交活动和参与社区事务。

然而，中日两国的养老方式也存在一些共同点。

首先，两国都面临着养老金不足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其次，两国都面临着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养老服务人员的培养和招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日两国的养老方式存在一些差异和共同点。

中国注重家庭养老，而日本更加强调独居养老。

中日两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文化也存在差异。

但是，两国都面临着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通过对中日两国养老方式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为其他国家的养老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时，各国应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养老方式，以保障老年人的福祉和尊严。

养老服务研讨会发言稿范文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参加养老服务研讨会，与大家共同探讨养老服务的发展与创新。

在此，我谨代表全体参会人员，向主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我想谈谈我国养老服务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人才短缺等。

因此，加强养老服务研讨，推动养老服务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以下是我对养老服务发展的几点思考：一、强化政策引导，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应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养老服务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要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养老服务效率。

二、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满足多样化需求1. 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居家养老服务是养老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投入，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便捷、舒适的养老服务。

2.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应注重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

3. 探索机构养老服务新模式。

机构养老服务应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

三、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提高服务水平1.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养老服务人才。

2. 加强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3. 完善养老服务人员激励机制，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四、推动科技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提升服务效率1.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养老服务信息化、智能化。

2. 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智能设备，提高养老服务便捷性。

3. 加强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等领域的融合，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总之，养老服务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我们要共同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不断发展。

在此，我呼吁各位领导、专家、同仁，携手共进，为我国养老服务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中日韩养老护理服务业比较简版

中日韩养老护理服务业比较中日韩养老护理服务业比较1. 引言养老护理服务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产业，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养老护理服务业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将通过对比中日韩三国的养老护理服务业的特点、发展现状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探讨其差异和相似之处，并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

2. 中日韩养老护理服务业的特点比较2.1 中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特点中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的特点在于规模巨大，人口基数庞大，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传统的家庭护理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养老院等专业机构的发展相对滞后。

此外，中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的专业人才短缺，很多机构缺乏专业护理技术支持。

2.2 养老护理服务业特点养老护理服务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内重要的产业之一。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养老护理服务机构，并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

此外，养老护理服务业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2.3 韩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特点韩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相对来说较为落后，与中日两国相比，规模较小。

尽管韩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养老护理服务业的发展，但在政策支持和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不足。

此外，韩国的文化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接受养老护理服务的态度。

3. 中日韩养老护理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比较3.1 中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现状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养老护理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护理服务的发展。

目前，养老院、护理院和护理站等专业机构逐渐增多，但与日韩相比仍存在差距。

养老护理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培养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3.2 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现状养老护理服务业得到了持续的政策支持，行业发展迅速。

根据统计数据，的养老护理服务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服务内容和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此外，政府通过引入外籍护理员以缓解人员短缺的问题。

3.3 韩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现状近年来，韩国政府开始关注养老护理服务业的发展，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估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

第10期(总第384期)2023年10月商㊀业㊀经㊀济㊀与㊀管㊀理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No.10(General No.384)Oct.2023收稿日期:2023-04-1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经济价值评估视角的家庭老年照料支持政策研究 (21BRK003)作者简介:陈璐,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卫生经济和社会保障研究;王婉莺,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卫生经济和社会保障研究㊂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估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陈㊀璐,王婉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天津300350)摘㊀要:文章采用基于国际可比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㊁日本老龄与养老研究(JSTAR )和韩国老龄追踪调查(KLoSA )微观数据,通过样本外估计方法,测算中日韩三国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㊂研究发现,第一,中日韩三个国家老龄群体均具有基于健康的额外劳动能力,中国55 74岁男性和50 74岁女性的额外劳动时间分别为6.26年和6.43年;日本60 74岁男性和女性额外劳动时间为5.04年和3.91年;韩国60 74岁男性和女性额外劳动时间分别为4.94年和3.09年㊂第二,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老年人口的额外劳动能力,相较于日本和韩国,中国老龄群体因教育异质性导致的劳动能力差异最大㊂第三,健康水平的改善能够显著增加从事劳动的概率,特别是对中国男性影响更大㊂本研究为科学制定延迟退休政策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㊂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健康;劳动供给;额外劳动能力;国际比较中图分类号:F062.6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02154(2023)10004816DOI:10.14134/33-1336/f.2023.10.004Estimation of Additional Labor Capacity Among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Heal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CHEN Lu,WANG Wanying(School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micro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and the 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KLoSA)to measure the additional labor ca-pacity of elderly people in China,Japan,and South Korea based on their health status.By employing out-of-sample estimation methods,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stimated labor capac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who exceed the statutory earliest re-tirement age based on their health status is higher than the actua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current elderly workers,indicating that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possesses a certain level of additional labor capacity.In terms of additional labor time,the estimated figures for Chinese men aged 55~74and women aged 50~74are 6.26years and 6.43years,respectively;for Japa-nese men and women aged 60~74,they are 5.04years and 3.91years,respectively;and for Korean men and women aged 60~74,they are 4.94years and 3.09years,respectively.Secondly,an increase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an enhance the additional labor capacity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In comparison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China s elderly cohort exhibits the largest dis-parities in labor capacity due to educational heterogeneity.Thirdly,improvements in health status significantly augment the likeli-hood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particularly with a pronounced effect on Chinese males.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and evidence for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ies and proactive measures to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aging health;labor supply;additional labor capacity;cross country comparison一、引㊀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2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7%,标志着全球正式步入老龄化时代㊂日本作为世界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早在197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该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28.8%㊂①与日本相比,同处亚洲的中韩两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到14%用了25年(1970 1994),②中国用了22年(2000 2021),而韩国只用了19年(2000 2018)㊂③不仅是老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老年群体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㊂图1呈现了来自联合国‘2022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的中国㊁日本㊁韩国以及世界65岁人口平均预期余命(Life Expectancy at Age 65)的数据㊂从世界平均数据来看,65岁预期余命从1950年的11.3年增长至2021年的16.2年,并将于2100年上升至22.2年㊂日本2021年65岁老人预期余命为22.4年,预计到2100年将提高至30年,这意味着届时65岁的日本老人仅仅度过了人生中2/3的生命长度㊂与日本相比,2021年韩国65岁人口的预期余命为21.5年,而中国这一数据为17.7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年,预计到2100年我国将提升至26.3年㊂数据来源:联合国‘2022世界人口展望“图1㊀中日韩及全球老龄人口预期余命预期余命的增长,意味着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持续生存的时间延长,生活费用支出的金额和期限都在不断提高和延长,如何保障老年期的生活质量成为个人㊁家庭和社会亟待关注的问题㊂适度推迟退休年龄在促进劳动者收入增加㊁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以及减轻社会养老基金负担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㊂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许多国家积极推动延迟退休相关政策的实施㊂为缓解财政给付压力,日本政府持续对养老金领取年龄相关政策进行改革,1954年日本修改‘厚生年金保险法“,将养老金申领年龄从55岁提升至60岁㊂1986年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正式推出,规定全体国民年满65岁即可开始领取固定额度的国民年金 (National Pension),雇员则在60岁时领取雇员年金 (Employee s Pension)㊂1994年日本政府将雇员年金的申领年龄限制提升至65岁㊂④为鼓励老龄人口参与劳动,202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国民年94㊀第10期㊀㊀陈璐,王婉莺: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估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①②③④数据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人口月度报告“https://www.stat.go.jp /english /data /jinsui /tsuki /index.html㊂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㊂日本和韩国数据来源:OECD 官方统计:https:// /pop /elderly-population.htm#indicator-chart㊂日本厚生省养老金介绍https://www.mhlw.go.jp /english /policy /pension /pension /index.html㊂金法修正案(第40法案)将所有年金的延迟领取年龄上限从70岁提升至75岁㊂①韩国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国民养老金和公务员养老金两个部分构成㊂1988年韩国政府正式实施‘国民年金法“(National PensionAct),规定在养老金缴费满10年后,年满60岁可申请领取国民养老金(特殊岗位55岁即可申领)㊂②2013年,韩国政府通过了‘老龄雇佣促进法“修正案,将国民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从当年起调整至61岁,并在此后每5年增加1岁,直至2033年提高到65岁(金炳彻,2020)[1]㊂中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制定于20世纪50年代,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㊁女性为55岁(女性职工为50岁)㊂1950年我国65岁人口的预期余命仅为9.1年,而2021年这一数据已增长近一倍,达到17.7年,这就意味着若以60岁退休为时点,退休后将有23.7年的生活需要依赖养老金㊂我国近年来不断对退休制度改革做出尝试,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15年正式发布了关于事业单位具有高级职称女性延迟退休的4号文件,③针对领导干部岗位和具有专业技能女性实施60岁退休政策,若本人提出申请则可在55周岁自愿退休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㊂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前提是准确估计老龄人口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Work Capacity) 是决定个体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衡量曾工作的个体是否仍然具备劳动参与的客观能力(Cutler等,2014)[2]㊂影响劳动能力的因素很多,健康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㊂本文研究聚焦老龄人口的额外劳动能力 ,即如果不考虑退休政策的影响,仅从健康角度衡量,老年人达到退休年龄后还能参与劳动的比例以及可以继续工作的年数㊂我们借鉴Cutler等(2014)[2]的研究,使用达到最早法定退休年龄前5年的个体健康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对超过退休年龄的老龄样本的劳动能力进行估计,并通过与老龄样本实际劳动参与率的比较最终获得额外劳动能力的估计值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身体健康㊁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将有助于老年人在劳动中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㊂因此,基于健康角度测算中国老龄额外劳动能力,无论是从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宏观层面,还是为延迟退休政策的方案和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的政策层面,以及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为的自我价值提升的微观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㊂本文将日本和韩国纳入研究样本,尝试进行三个国家的比较研究㊂中国㊁日本和韩国同属于东亚国家,均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跨国比较中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异质性问题(Ko和Yeung, 2019)[3]㊂此外,三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路径相似,与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法国(1850年)㊁德国(1922年)和意大利(1926年)等国家相比,中日韩三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晚,但是老龄化进程较快,老龄人口占比迅速增加,因此三个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陶涛等,2019)[4],使得跨国比较更具备研究价值㊂二㊁文献综述(一)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决定了个体参与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活动的总时间约束(Grossman,1972)[5]㊂大量研究表明健康对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健康水平下降时,人们的劳动参与率也会随之减少(Bound等,1999;Au等,2005;罗峰,2021;García-Gómez, 2011)[6-9]㊂常见的健康代理变量如死亡率(Anderson和Burkhauser,1985)[10]㊁身体残疾(Stern,1989)[11]㊁慢性疾病(Miah和Wilcox-Gök,2007;李琴等,2014)[12,13]均被证实会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㊂除了健康状态05商㊀业㊀经㊀济㊀与㊀管㊀理2023年①②③日本国民能够以65岁为节点,在60 64岁提前申领小于原定额度的年金,或在65岁之后延后申领超额年金㊂提前支付的情况下,年金随年龄的减少而等比例减额,65岁之后仍以减额标准发放;延后支付的情况下,随推延时间的增加而等比例增长,但是存在延迟支付上限㊂指从事总统令规定工作的人员(韩国养老金法案,2005版)㊂‘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㊂以外,健康的短期冲击同样可能对个体的劳动参与带来长远的影响㊂Dano(2005)[14]使用交通事故作为健康冲击的突发事件,研究发现丹麦男性在遭遇道路事故受伤后,劳动参与率在短期和长期均显著低于未受伤个体㊂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还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张川川(2011)[15]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男性老人更可能因为健康恶化而退出劳动市场;童玉芬和廖宇航(2017)[16]发现健康自评对于高龄㊁男性㊁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影响相对更大㊂此外,健康如何对劳动参与产生影响同样引起学者们的关注㊂Quinn(1979)[17]研究发现,由于收入被健康状态所限制,可能导致健康较差的人维持劳动的难度增大㊂Blundell 等(2021)[18]使用慢性病㊁认知能力和健康自评衡量健康,研究发现健康水平下降通过个体的劳动偏好㊁产出能力㊁残疾保障福利㊁对未来岗位和收入的预期以及对余寿的预期5种渠道对劳动产生不利影响,文章基于英国和美国的跟踪数据,研究发现50岁至70岁群体中健康恶化使劳动参与率下降15%㊂(二)老龄额外劳动能力研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自1989年起,在12个OECD 国家开展了关于国际社会保障项目的长期研究,其中老龄额外劳动能力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㊂Coile 等(2016)[19]使用宏观数据运用Milligan 和Wise(2015)[20]提出的反事实推断方法,研究发现美国55 69岁男性平均额外劳动能力至少为4.2年㊂Jürges 等(2016)[21]采用欧洲健康㊁老龄与退休微观追踪数据(Survey of Health,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运用Cutler 等(2014)[2]的方法,研究发现德国超过85%男性和70%女性的健康水平能够继续参与劳动至70岁,其中60 64岁男性(女性)的平均额外劳动能力为50.1%(48.2%),65 69岁为83.7%(67.7%),70 74岁为87.1%(66.5%)㊂Usui 等(2016)[22]采用日本老龄与养老研究(Japanese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JSTAR)数据,使用Cutler 等人的方法,研究发现日本60 64岁男性(女性)的平均额外劳动能力为16%(20.1%),65 69岁为40.2%(30.9%),70 74岁为56%(41.7%)㊂在对中国样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章发现健康水平的提升为老龄劳动供给时间的延长提供了可能㊂张川川等(2020)[23]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数据,使用Cutler 等人的估计方法,发现60 74岁男性的平均额外劳动能力为2.78年,50 74岁女性的平均额外劳动能力为4.85年㊂Hou 等(2021)[24]使用2011年和2015年CHARLS 数据,在Cutler 等人估计方法的基础上,以农村样本的健康与劳动参与估计系数对相同年龄段城市老人的劳动能力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城市45 69岁潜在劳动力为3120万人,且年龄越大,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越大㊂Zhan 等(2022)[25]采用CHARLS 数据,使用Cutler 等人方法,研究发现60 69岁城市老人的平均额外劳动能力约为30%,高于农村同年龄段老人,男性的额外劳动能力高于女性㊂张欢等(2018)[26]同样使用Cutler 等人的估计方法,基于CHARLS 数据,针对我国农村老龄样本估计发现,尽管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提升能够延长农业劳动力的退出时间,但额外劳动能力增量非常有限,61岁男性的额外劳动能力增长比例仅为1.03%,而当年龄提升1岁后,农业劳动供给的潜力就已被透支,老人若在此健康状态下持续工作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向作用㊂(三)健康的衡量在健康对老龄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中,健康的衡量尤为重要㊂既往文献中有的研究使用主观自评反映个体健康状态(童玉芬和廖宇航,2017)[16],一些研究同时使用多个客观健康变量如慢性病㊁日常行为能力障碍㊁体重(张川川等,2020)[23]等衡量健康水平㊂但是Jürges 等(2016)[21]研究发现若在回归中同时纳入多个健康变量,则可能导致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出现错误估计㊂Poterba 等(2013)[27]结合多个主客观健康变量,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一个综合健康指数(Health Status Index),该指标也成为对OECD12个国家的老龄劳动参与能力项目研究中衡量健康的主要变量(Coile 等,2018)[28]㊂Mclaughlin 等(2012,2020)[29,30]以及陈璐和王婉莺(2022)[31]根据健康水平差异划分为不同健康分层,在区分个体是否健康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健康群体内部进一步细化分类,尝试更完整地捕捉老龄群体健康特征㊂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三个方面的推进:第一,采用中日韩三国微观可比数据,测算我国老龄额外劳动能力,并进行跨国比较,为科学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提升老龄人力资本利用提供决策参考㊂第二,聚焦5个健康维度,采用分层健康状态界定,捕捉目标群体内的健康差异梯度,准确刻画健康改善对劳动参与的影响㊂第三,从教育差异和健康改善角度进一步剖析老龄额外劳动能力的异质性㊂15㊀第10期㊀㊀陈璐,王婉莺: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估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三㊁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Cutler 等(2014)[2]开创性地使用样本外估计方法,以美国法定退休金最早领取年龄为节点,检验退休后的低龄老人是否有继续参与劳动的能力㊂其基本思想是利用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健康与劳动力参与之间的关系,对超过退休年龄的老龄群体劳动能力进行预测,被称为CMR 方法㊂本文借鉴CMR 方法,基于法定退休年龄前5年的样本,使用多元logit 模型估计健康对劳动参与的系数,如公式(1)所示㊂Work young it =α+βˑHealth young it +γˑX young it +εit (1)其中Work young it 表示退休年龄前5年个体i 在第t 期是否参与劳动;Health young it为年轻受访者i 在第t 期的健康水平;X young it为控制变量;εit 为随时间变化的误差项,本文使用了标准误聚类至个体层面㊂通过第一步估计出的系数,我们在第二步中代入超过退休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实际值,测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群体的估计劳动能力,见公式(2)㊂Work (old it =αyoung (+βyoung (ˑHealth old it +γyoung(ˑX old it(2)公式(2)中,Health old it 和X old it 为达到退休年龄的老龄个体i 在t 期的实际健康状态和控制变量的实际值㊂Work (old it 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个体i 在t 期的劳动参与估计概率,αyoung(㊁β1young (㊁β2young (以及γyoung (是通过公式(1)中退休年龄前5年样本回归得到的估计值㊂Additional _Capacity old it =Work (old it -Work oldit(3)通过公式(2)得到的老龄个体劳动参与的估计值,减去其实际的劳动参与值,得到公式(3)中老龄额外劳动能力估计值Additional _Capacity old it ㊂基于Cutler 等人的研究,本文基于三个重要假设:第一,假设衡量不同年龄段㊁不同性别个体健康状况的约束条件相同㊂第二,假设健康状态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各年龄段无差异,即通过退休年龄前5年样本估计出的健康水平对劳动参与估计系数,同样适用于达到退休年龄的样本㊂第三,假设延长的预期寿命全部转化为劳动供给潜力㊂(二)数据来源我们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㊁日本老龄与养老研究(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JSTAR)以及韩国老龄追踪调查(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KLoSA)数据㊂这三个微观调查数据库的设计均借鉴了相似的国际老龄化调查经验,具有公认的国际可比性(Nakagawa 等,2020)[32]㊂由于JSTAR 数据库当前最新公布年份为2013年,为最大限度保证跨国数据的时间维度可比性,本文选取CHARLS 与JSTAR2011年和2013年的数据,以及韩国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㊂为使退休政策对个体的劳动参与决策干扰降至最低,并更好地满足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系数在年轻样本和年老样本之间保持一致,本研究参考Cutler 等(2014)[2]的研究,使用退休年龄前5年作为回归基准㊂基于Jürges 等(2016)[21]的研究,我们将达到法定最早申请因病退休,作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界限㊂根据中日韩三国退休政策,日本男性和女性退休金最早申领年龄为60岁;韩国国民养老金计划中,一般行业男性和女性申请退休金领取的年龄为60岁,因此日本和韩国样本采用60岁为退休年龄,样本年龄为55 74岁,基准回归年龄为55 59岁㊂中国退休政策规定,对于从事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从事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劳动者,男性年满55周岁㊁女性年满45周岁,且累计工龄达到10年可以申请提前退休㊂因此中国男性的样本年龄为50 74岁,基准回归年龄为50 54岁;女性样本年龄为45 74岁,基准年龄设定为45 49岁㊂①25商㊀业㊀经㊀济㊀与㊀管㊀理2023年①虽然按照最早退休年龄,中国女性是45岁,但由于CHARLS 数据库样本年龄的下限是45岁,无法获取40岁女性数据外推至45 74岁,因此设定基准回归年龄为45 49岁,样本年龄为50 74岁㊂考虑到中国具有典型城乡二元经济体特征,由于农村个体从事劳动不受明确的退休年龄限制,为使估计结果更贴合国情,我们将中国和韩国的样本范围限定为城市㊂由于日本在JSTAR 数据中并没有区分城市和农村样本,因此未做限定㊂剔除存在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共有16717个样本被纳入研究范围,其中中国样本为5930个,日本样本为5829个,韩国样本为4958个㊂我们进一步使用三个国家数据库提供的个体层面权重,①进行加权处理使研究结果具有推断全国总体的代表性㊂(三)变量设定1.被解释变量㊂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参与劳动,基于三国追踪调查中受访者自述目前仍在从事有偿劳动,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㊂2.解释变量㊂老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2年9月28日发布了‘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②规定了60岁及以上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㊂本文参考了文件中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同时借鉴Mclaughlin 等(2012,2020)[29,30]以及陈璐和王婉莺(2022)[31]的研究,将老龄健康指标进行分层设置,根据5个健康维度涉及问卷中关于健康的57个问题(见表1),并进一步把健康变量划分为最健康㊁基本健康和不健康三类(见表2)㊂表1㊀基于5维度的健康变量所涉及问题维度健康指标说明维度1慢性病患病共5个问题:心脏病㊁中风㊁慢性肺部疾病㊁除轻度皮肤癌外所有癌症㊁糖尿病㊂慢性病治疗共5个问题:以上五种慢性病中是否需要长期服药或接受治疗维度2抑郁症状(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共10个问题:总分取值范围0分至30分㊂分数越高表示越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维度3认知能力共31个问题:认知能力包括情景记忆和心理状态两类,第一类通过20个问题测试受访者即时与延时记忆能力,共10分;第二类是考察认知状态,问卷分别从数学计算能力㊁时间认知能力及图像认知能力等方面进行测度,满分11分㊂加总后满分为21分维度4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nstrumenta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ADL )共4个问题:服药㊁购物㊁做饭㊁理财是否存在困难维度5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共2个问题:身高㊁体重㊂BMI =体重身高2㊀㊀注:表中问题个数以中国CHARLS 问卷为基础,三个国家仅在认知维度问题个数上有所差异,其他健康维度均一致㊂在日本2011年和2013年JSTAR 追踪数据中,没有关于日㊁月㊁年㊁星期的四个时间认知问题,以及画图能力问题,因此日本认知能力总分为16分㊂在韩国KLoSA 全部追踪数据中,与记忆相关的问题比中国和日本少14个,因此韩国认知能力总分为13分㊂表2㊀健康变量的分类设定慢性疾病抑郁症状认知能力IADLBMI 最健康未患有5类慢性疾病中任意一项CESD-10<10认知得分ȡ中位数不存在任何IADL 困难BMI <23基本健康不存在5类关注疾病中任意一种需服药或治疗情况CESD-10<20认知得分ȡ(均值-1.5倍标准差)IADL 不存在超过一项困难,且所有项目均可独立完成BMI <25不健康患有一个或以上需要长期服药或接受治疗的慢性病CESD-10ȡ20认知得分<(均值-1.5倍标准差)存在至少一项IADL 无法独立完成BMIȡ25㊀㊀注:BMI 的阈值划分主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第一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2006.“,根据亚洲标准,以23和25作为过重和肥胖的界限㊂本文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分别包括年龄㊁性别㊁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数的连续变35㊀第10期㊀㊀陈璐,王婉莺: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估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①②三国权重均使用了数据库直接给出的个体截面分析权重(INDV_WEIGHT)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wjw /lnjk /202211/89cb032e5a4a4b5499dfa9f0d23243ff /files /c6416279328942ed99cd7e44254d08ec.pdf㊂45商㊀业㊀经㊀济㊀与㊀管㊀理2023年量)㊁配偶是否工作㊁子女个数和家庭资产状况㊂为方便跨国比较,对于家庭资产状况变量我们通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汇率以及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换算为2010年名义美元㊂同时为了避免离群值对估计结果造成偏差,我们将大于99%分位数或小于1%分位数的家庭资产取值进行截尾处理㊂(四)描述性统计表3为统计性描述,为更直观地进行跨国比对,表3展示的三个国家样本年龄均为55 74岁㊂①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45.3%,在三个国家中最低㊂日本为57%,韩国为48.9%㊂健康水平方面,日本健康水平相对最高,韩国其次,我国相对最低,三国之间的健康水平排序与已有文献存在一致性(Nakagawa等,2020)[32]㊂我国将近10%的个体满足最健康分类,26.9%的个体满足基本健康分类,63.5%的55 74岁样本群体面临健康问题㊂我们对中国老龄健康的估计结果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Mclaughlin等(2020)[30]对中国和美国健康老龄化进行比较研究,采用2011年CHARLS数据,使用相似的老龄健康评估思路,研究发现63%的中国老年人未满足研究中设定的基本健康约束,可能存在健康问题㊂日本样本中最健康分类为19%,属于基本健康分类为35.9%,有45.1%的个体未满足健康标准㊂韩国的健康老龄水平处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属于最健康分类的样本占比为16.1%,属于基本健康分类的样本占比为38.1%,约45.8%的韩国老人未达到健康标准㊂表3㊀中日韩三国全体样本描述性统计为进一步检验劳动参与率和健康水平在三个国家间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我们分性别和年龄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由于篇幅限制,未在正文呈现㊂②结果显示,整体上男性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健康水平在三个国家中均随年龄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但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的下降速度远快于健康水平的降幅㊂教育水平在低龄老人群体中有所提高,但是子女数量呈现出相反趋势,年龄越大的样本拥有子女数量越多㊂健康水平在三个国家中呈现出不同规律,中国男性的整体健康水平高于女性,男性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健康差距相对更小,而女性不健康占比随年龄增长快速上升㊂与中国相反,日本女性的整体健康状况好于男性㊂韩国55 59岁年龄段女性群体的健康水平高于男性,但是60岁及以上的女性健康水平比男性要低㊂四㊁基于CMR方法的老龄劳动能力估计结果与分析(一)基准回归表4呈现了基于(1)式的多元logit回归结果,汇报了平均边际效应,此外我们还使用probit模型进行①②考虑到文章篇幅,此处不报告中国在回归中所用具体数据描述统计,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信索要㊂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信索要㊂。

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

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楼苏萍;王佃利【摘要】家庭在东亚国家的福利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已经对东亚地区以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政策取向形成了巨大挑战。

如何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回应需求增加与家庭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着政策方向调整的压力。

论文梳理了日本和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发展，从社会政策的家庭主义分析框架入手，讨论了以日韩两国为代表东亚福利体制家庭主义的变迁轨迹。

论文认为，传统东亚的家庭主义是一种隐性的家庭主义，假定家庭是老年人福利状态的首要责任者，社会政策既不致力于增强家庭的功能，也不支持家庭之外的福利主体的作用发挥；伴随着老龄化，东亚家庭主义开始在增强家庭功能与寻求对家庭的替代两个方向上进行的政策努力，向自主的家庭主义靠近并形成自身特点。

论文从具体社会政策角度切入讨论，超越传统从儒家文化与意识角度的探讨，使得家庭主义的变迁更容易被观察与分析，也为后续更为精确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期刊名称】《公共行政评论》【年(卷),期】2016(009)004【总页数】16页(P88-103)【关键词】东亚福利体制;家庭主义;老年人福利政策【作者】楼苏萍;王佃利【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69东亚福利体制研究成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就其缘起,实践层面是为了探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奇迹”背后的成功因素(White & Goodman,1998)。

在理论层面,则是由福利国家的分类学研究所驱动,研究者发现,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难以归类为三大类型的任何一种,而更像是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

如何认识东亚福利体制独特性,研究经历了从聚焦文化特性,如“儒家福利国家”(Jones,1993)的概念到聚焦国家作用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转变(White & Goodman,1998；Holliday,2000)。

中、日、韩三国老年人家庭保健及相关支持性公共服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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