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启蒙，号伯隅，客籍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史学泰斗、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
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世界史学的先驱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反思；二是对世界史学的借鉴与发展；三是对中国史学的创新与建构。
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简要阐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反思梁启超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指出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批判性的见解。
他认为，传统史学由于长期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影响，一直处于奴性、愚昧、带有间接目的性的境地，过分重视道德功绩，忽略了客观事实的考察，造成了“将简略解释开始史书，下以吸引而已。
则读史者习于吹毛求疵之文，而诚信之心枯微”。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捏造，使得读史者陷入了迷信和盲从的境地。
他提出了史学应当摒弃主观色彩，以客观事实为导向，以科学精神为准绳的主张。
二、对世界史学的借鉴与发展梁启超在中国传统文化奠基之上，吸收了西方史学的先进成果，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
他深受进化论、启蒙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主张历史是“有机体”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是由无数个体和事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梁启超还借鉴了西方史学的史实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史事器物”的概念，强调历史是通过种种事件和现象的推移和衍化而达到的科学历史。
他认为，历史事件是受到客观规律支配的，史学研究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夸大。
三、对中国史学的创新与建构梁启超对中国史学进行了创新和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观念和见解。
梁启超与新史学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 洲诸国。回国后，他对自己曾深信不 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此外，由 于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其主要精力 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阶段，梁启 超的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其 主要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为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
梁启超晚年还十分关注中国近代新兴 学科考古学的进展。
在进化论史学思想已然深入人心 后，大批学者具有强烈的求变心理， 梁启超的议论切合了某种时代的要求， 新史学的思潮迅猛兴起。在新史学潮 流的冲击下，传统旧史学在理论上难 以应对，史学界的主流呈现出一派新 气象，史学发展的前沿具备了如下新 的共同趋势： 第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 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 梁启超提出了指出：“数千年之历史， 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 世界也”。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并于20 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 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 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 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 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又一重要贡献 , 是他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 对中国古代的思想遗产作了比较系统的 整理, 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 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 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 初步打破了儒家独 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面。 第二, 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抓住各个时代的思潮来认识中 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演化,这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 史的一项重要方法。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字尧亭，号木庵，江苏无锡人，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之一，梁启超的思想包罗万象，涉及历史、政治、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而他对史学思想的贡献更为深远，影响持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史学思想家。
他不仅关注历史学科的学术问题，还关注历史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应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体现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批判，他试图通过对史学的思考和实践，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撑，成为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的独特代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批判传统历史观念，倡导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历史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历史观念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色彩，缺乏理性和科学的严谨性。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史料的考证和分析，而不应该仅仅以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为依据。
他提倡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引进历史学科的新范式与新观念，包括对史料的甄别、史实的查证和历史事件的逻辑分析等，以期重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
梁启超在其著作《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三原则，即“考实录，见实事，稽本末”，强调历史研究应当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核心，以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问题为目标。
这种“以事为本，从实求真”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强调历史的现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梁启超关注历史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他认为历史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更是当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物。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更应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找规律、探索价值与意义，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史演义》中运用历史故事作为道德教化工具，旨在实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强调历史的启迪功能。
他指出：“人生的智慧，大都在史书；为人处世的经验，大半取自史人；国是的安危兴替，大体诸于历史。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和教育家，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和困境，尤其是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日益扩大，因此，他的思想中主要思考了如何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摇篮"。
梁启超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考察与反思梁启超对历史文化的考察所启发出的思考不仅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各个关键时期，在著作《清代史稿》中，对于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描述与梳理，他认为，康乾盛世虽有成就，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统治阶级腐化、社会弊病等问题，这也启发了梁启超对历史遗产的评价与审视。
梁启超曾说过"不同点乃历史发展之证明，同点乃思想力量之告诫"。
他一方面承认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但同时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僵化和思维方式的限制，他不断呼吁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著述之评价》中，他就认为，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以求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不断推进中国化的现代化发展。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改革和政治思想的探讨。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源在于封建专制，要想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就必须推翻这种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树立起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特点的政治制度。
在著作《新政学》中，他提出了为人所称道的"政教合一"理论，这一理论主张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密切结合，通过教育引导人民进入到政治生活当中，使得政治制度更为有效地运转，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历史的进步。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主要涉及到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多个层面，他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行现代的经济体系，建设强大的工业与商业基础。
在他的著作《中国之走向》中，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要推翻封建传统的垄断、保密、剥削的经济模式，发展快速、独立、民主的现代化经济；二是要加强社会保障，确保弱势群体的生活品质，同时鼓励创业，促进活跃与发展的社会经济；三是要增进国际间的经济往来，打破与世界联系的偏隘，提升对外接触与政治影响力。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新史学》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此篇文章收录于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理念，呼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历史，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主张应该从多角度、全面地研究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
赏析方面，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史界革命”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他的新史学理论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xx年xx月xx日CATALOGUE 目录•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内涵及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结论01引论研究背景与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探究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和变革研究目的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梳理、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内容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角度，分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又分为多个章节进行详细阐述研究内容与结构02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现实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
含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特点，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注重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沟通。
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含义与特点古代史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通史，再到清人考据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
近现代史学方法的转型和创新近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发生了转型和创新，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和证据意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性史学方法则注重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现实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0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
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
梁启超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和时代性，他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梁启超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既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教育家、文化评论家和政治家。
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具有前进性和发展性。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类自身的奋斗所推动的，因此人类的历史不是自然演变的，而是能够被人类所改造的。
他所谓的“改造历史”，主要是指人类能够通过自我奋斗，调整历史的走向，并使得历史逐步向着更加进步、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二、民族精神梁启超的民族精神观强调自尊、自信、自立、自重和自强，认为民族精神是民族自觉和自我束缚的思想基础，是推动民族意识觉醒和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丰富的精神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和效仿就是什么都能学到。
他倡导“吸收外来文化而不臣服于外来文化”的思想，主张将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方面相互融合，从而提升民族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实力。
三、历史唯物主义梁启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他认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
他强调要通过变革社会和政治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四、文化自信梁启超的文化自信思想主要是鼓励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千百年来产生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重视和传承，而不是被西方文化所替代。
他主张文化创新，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表达能力，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领袖之一。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以及其在中国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及他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虽有其特色和价值，但也有其弊端和局限，应当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不能盲目崇拜。
在对待国家历史时，梁启超倡导“国史”观念，即将中国整个历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反对片面夸大某一朝代的重要性。
梁启超还关注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体现在他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中。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有其弊端和限制。
他不赞同传统文化经典的绝对崇拜，而是提倡应当以批判的态度对待。
他提出“敬古而不迷古”之说，主张对古代文化应当敬而不崇，尊重而不盲从。
他认为，古代文化应当以现代的审美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不能盲目追随古代。
梁启超关注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梁启超提出了“大历史”、“微历史”和“中间历史”等概念，倡导综合比较、批判评价和发展演变的研究方法。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当既关注整体史观又关注局部史观，不仅要研究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还要研究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
他还倡导研究历史时应当注意历史的发展演变，不仅要重视历史的静态描述，还要重视历史的动态变迁。
他提出了大量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史学思想概述总结
梁启超史学思想概述总结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俊如，号静斋，原籍广东省顺德县，祖籍湖南邵阳。
他是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
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建构，二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评价与思考。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创新。
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对比研究和横向纵向的综合分析，深入挖掘历史中的规律性和普遍性。
梁启超注重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强调历史研究要体现人的活动和人的价值，关注历史中的个体和群体的命运与人性的善恶。
他要求史学家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善于辩证思考，勇于追求真理。
梁启超提出的这些方法论，对后来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论的宝贵遗产。
在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评价与思考方面，梁启超展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和独立思考。
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曲折、辉煌和痛苦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的历史。
梁启超批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愚昧，强调了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他自己对于中国出路的思考。
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要摒弃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和体制，要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要借鉴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的反思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的思考上。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伟大民族，但同样也是一个屡经战乱和外侮的民族。
梁启超深感中国在当时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但他对中国民族的命运充满信心，他认为只有通过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呼吁广大的民众要关注国家兴衰的大事，要勇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梁启超⼆⼗世纪刚刚开始的两个年头：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两篇⽂章，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
这两篇⽂章分别是《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书”。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进⾏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虽然很“发达”，却没有让⼴⼤国民从中受到教益，只不过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于国家、⼈民的事业毫⽆关系。
他倡导开展“史界⾰命”，倡导新史学，重写中国史，⼀场史学⾰命就此拉开序幕。
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新史学倡导进化论史观，⼀改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史观；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重⼼，⼀改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中⼼；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改传统史学为帝王提供借鉴。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与全球范围内的新史学⾰命⼏乎是同步的。
⼗九世纪末，西⽅开始对传统史学进⾏反思，⼆⼗世纪初，逐步形成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以法国在三⼗年代成⽴的年鉴学派为标志，新史学逐渐成熟。
除了全球的⼤背景，还有旧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
中国⾃鸦⽚战争后受外国⼊侵，民族⾃强，救亡图存，来⾃外部世界的压⼒，也迫使中国的学者对传统进⾏反思，包括传统史学，这门中国⼈⾃以为是强项的辉煌学问。
梁启超在《新史学》⾥，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和“⼆病”。
“四弊”之中，“⼀⽈知有朝庭⽽不知有国家”，指出传统史学是为封建帝王维护统治服务的，⽽不是为了国家利益；“⼆⽈知有个⼈⽽不知有群体”，指出传统史学主要是记录社会上个别的精英⼈物，帝王将相，认为是这些⼈物创造了历史，否定⼴⼤⼈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三⽈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是说传统史学只知道记录过去的史实，⽽不关注史学在当下社会中的责任。
新史学提出，要注重发挥历史学研究的社会作⽤，⽽不是关在“象⽛塔”⾥；“四⽈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是说传统史学只关注历史事实，⽽缺乏理想。
由“四弊”⽽⽣出“⼆病”:⼀是“能铺叙⽽不能别裁”，⼆是“能因袭⽽不能创作”。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和著作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探讨梁启超史学的早期和晚期。
在早期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起源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研究。
他认识到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同时又批判地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如缺乏史料、记述不准确等。
因此，他主张引进西方史学的方法和思想，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
梁启超的早期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和《清代学术概论》等，详细阐述了他对西方史学方法和中国史学现状的认识，提出了对中国史学进行改革的主张。
在后期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更加注重实践和反思。
他认为，历史学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更是对现在和未来的启示。
因此，他主张将历史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为现实社会服务。
他在晚期的著作《新史学》中，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重视田野调查、开展历史普及等。
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
他强调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主张将历史学纳入科学的范畴。
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历史学与现实社会的，认为历史学应该为现实社会服务。
这种思想与同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同时也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也具有鲜明的个性。
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因此，他主张引进西方文化，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
他在《新民说》等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比较，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如重视公民教育、推进宪政等。
与西方文化思想相比，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矛盾。
他认为，西方文化虽然有其先进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如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
因此，他主张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同时，他也非常注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传统性，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的新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梁启超的学术生涯中，他汲取了多种思想资源，包括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等，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新史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
这些思想和观点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也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述和借鉴。
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方面，梁启超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他通过这些思想资源，构建了一个具有西方色彩的历史哲学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公例”的概念，即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历史、把握未来的重要参照系。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即用归纳、演绎、比较、分类等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二是强调历史思维和表达能力的提高，认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三是主张树立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等。
这些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对于传统的封建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传统的封建史观逐渐被摒弃，而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这不仅提高了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为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历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壮大。
对于现代历史学而言，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依然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史学逐渐转变为以史事本身的研究为主，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形成了独特的史学思想。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思想内涵、主要观点和影响等方面，对梁启超史学思想进行述略。
一、思想内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历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价值等方面。
梁启超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作为史学家应当客观认识历史，并且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
他认为历史应当以事实为基础，重视历史实证、逻辑推理和科学验证，在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历史分析和研究。
梁启超还主张史学应当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历史理论基础上，形成科学的历史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历史理论。
在史学方法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视野、严肃、方法、诚实”的历史研究方法。
他强调史学家必须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规律；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精心研究历史事实和问题；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包括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历史分类、历史比较和历史分析等；必须诚实对待历史，不偏不倚地还原历史真相，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在历史的价值方面，梁启超认为历史在塑造时代精神、传承文明和启迪人心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他强调历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启迪与教育作用，认为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更应当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和启示。
历史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主要观点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1. 历史研究应当遵循客观性原则。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要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事实，避免主观臆断和情感偏颇。
他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对历史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摒弃主观臆断和情感色彩，确保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 历史研究应当注重科学性原则。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要遵守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历史理论的建立等，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追求历史的全面和真实。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内容
们 各 掌 握 － ＃ 或 几 州 的 军 、 、 权 ． 中 央 政 府 越 来 越 无 力 Ｉ 政 财 使 控制 。 唐 初 行 府 兵 制 ， 势 力 内重 于外 ， 高 宗 、 后 时 ， 兵 制 其 但 武 府 渐 坏 。玄 宗 开 元 中 ， 兵 人 数 仅 有 十 二 三 万 ， 为 市 人 ， 数 府 均 人 少 ， 不 可 战 。 时 ， 疆 十 镇 节 度 使 实 行久 任制 ， 统 兵 四 十 且 同 边 共 九 万 ． 中安 禄 山就 有 兵 十八 万 三 千 ， 重 于 内之 势 已 成 。 将 其 外 帅 久 任 ． 翼 既 成 ． 拥 兵 自重 。外 重 于 内 ， 易 尾 大 不 掉 ， 羽 便 则 难 以控制 。 二、 阶级 矛 盾 说 唐 王 朝 承 平 日久 ， 济 得 到发 展 ， 富 随 之 分 化 。 以 唐 玄 经 贫 宗 为 首 的 贵 族 官僚 ， 天 寻 欢 作 乐 ， 管 朝 政 ， 亲 国 戚 、 僚 整 不 皇 官 地 主 竞 相 兼 并 土 地 ． 活 越 来 越 荒 淫 腐 朽 ， 朝 廷 外 事 推 给权 生 把 相 李 林 甫 、 国忠 去 应 付 ， 事 交 付 宦 官 高 力 士 。 “ １ 腹 剑 ” 杨 内 １蜜 ５ 的李 林 甫 掌权 后 ， 权 自恣 ， 斥 异 己 ； 国 忠 到 处 搜 刮 ， 受 专 排 杨 广 贿赂。 时 ， 同 多数 农 民失 去 土 地 ， 担不 起 日益 繁 重 的赋 役 ， 承 被 迫 背 井 离 乡 背井 ， 四处 逃 亡 ， 活 越 来 越 艰 苦 。统 治 阶级 与 统 生 治 阶 级 的 矛盾 日益 激 化 ， 安 禄 山 、 思 明 以可 乘 之 机 。 给 史 三、 民族 矛 盾 说 民 族 之 间 的 矛 盾 ，也 是 使 安 史 之 乱 爆 发 的一 个不 可 忽 视 的 因 素 。 唐 以来 ， 北 北 部 幽 州 一 带 杂 居 着 许 多 契 丹 、 人 ， 隋 河 奚 唐 太 宗 打 败 突 厥 以后 ， 迁 徙 许 多 突厥 人 在 这一 带 居 住 。 朝 又 唐 虽 属 开 放 型 王 朝 ， 在 大 汉 族 主 义 的传 统影 响 下 ， 存 在 不 同 但 仍 程 度 的 民 族歧 视 和 民 族 压 迫 ，少 数 民族 对 中原 的 繁荣 由 羡 慕 转 生 觊 觎 安 禄 山 正 是 利 用 这 一点 拉 拢 当 时 的少 数 民族 上 层 ， 作 为 反唐 的 亲 信 。 称 安 禄 山 于 天 宝 十 三年 （ 元７ ４ ） 次 史 公 ５年 一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
其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研究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建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应用资产阶级史学挂牛封建史学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人。
一方面对司马迁、郑樵、章学诚等封建史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提出了“民史观”思想。
如梁启超在1896年提出了史学的“八个当知”既“一当知司马迁为‘孔教’嫡派，二当知两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以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三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四当知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根源，五当知历朝之政是沿前代之弊，六当知清代制度有某些更过于前代，七当知读史以政为重，八当知史裁的不合理”。
这是梁启超早期的史学观点，“突出批判了封建史学，封建制度，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地位，也就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民间史学家的史学地位，初步表现出其“民史观”的思想。
1897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民史观”思想，进一步抨击了封建史学。
梁启超还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划清了中国封建史学中君史和民史的界限，同时肯定了民史是“史裁之正轨”。
另一方面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表现出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在《新史学》中指出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同时针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重点对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了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倡导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史，批判中国传统的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朝廷，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强调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批判中国封建史中强调个人而忽略群体。
“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以及“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则是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只知道对历史进行陈述缺乏对历史进行评论的观点，不能显现出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及意义。
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
史学的重要性
认识人类历史
史学是认识人类历史的重要途径 ，通过研究历史，可以了解人类 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传承文化
史学是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 ，能够保存和传播人类优秀的文 化遗产。
推动文明进步
史学能够提供历史借鉴，启示人 类如何应对当今和未来的挑战，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
识的本质、方法和可靠性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揭示历史的 真相和意义。
促进历史学的学科发展
史学认识论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促进历史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指导现实生活
史学认识论不仅对历史学研究有指导意义，也对现实生活有指导作用。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史学 认识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史学实践的影响
推动中国史学现代化
01
梁启超的史学实践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
国史学的转型和发展。
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
02
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史学人才，他们对中国历
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促进了思想启蒙
03
梁启超的史学实践不仅是对历史的探索，更是对思想的启蒙，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2
形成背景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西方 史学思想传入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发展历程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 的转变，强调史学的科学性和思想性。
3
思想特点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 色，注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一生都以研究史学为己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界及社会思想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论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他提出了重视历史研究的观点，强调历史的重要性；第二，他反对形而上学思维，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客观、科学，避免主观臆断；他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梁启超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了解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认识自我。
他提倡人们要重视历史，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指导现实生活。
梁启超反对形而上学思维，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客观、科学，避免主观臆断。
他认为，史学研究是一门科学，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严谨思考，而不是凭空臆断，胡乱猜测。
他坚持历史研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历史，避免对历史事实的曲解和篡改，同时也不应该凭主观意志去判断历史。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他关注西方史学的发展，并试图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引进中国。
他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史学，试图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并结合西方史学的成果，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
他主张史学研究应该融会贯通中西史学的精华，形成中国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赋予了中国史学新的内涵和活力。
他的史学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为后来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相结合，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借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中汲取智慧，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更加客观、科学地看待历史和现实，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理解自我，指导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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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梁新闻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识。
在梁与中国整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找出其共同的精神性意识：实用理性，并结合梁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其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给这种联系一个重新的阐释。
对梁的“新史学”核心的阐释。
“新史学“对以后梁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作出的规范性影响。
关键字：舆论；思想；先生；历史；报纸；史学；新闻；主义民史；新史学；破坏主义；新闻理论范式
一联系的理论前提
首先，这种联系归结于时代的背景与当时学科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
的确，“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
”3 明李贽说：“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可以一定轨也……”（李贽：《贽书·经书相为表里篇》）严格地说，学科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
西方从十九世纪初才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式分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才正式划分为不同的学科。
中国自引进“西学”之后，也开始了学科的划分。
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把报馆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学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以史学为其核心，“经世致用”为其目的，他作为一个士人，也无时无刻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其次，在98年前后，史学理论是否与新闻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泽厚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炼地概括为实用理性。
他说：先秦名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受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历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弃厌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
4而其中，“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5 此论与梁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的纪录，无不丛纳于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谓殊途同归，梁先生的史学观继承并保质了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脉搏。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在98年前后，梁是不能逃脱这种染色的机会。
当然，他们的联系在层面上的展开才是重要的。
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 6甘惜分先生介入的层面更深：”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
“ 7 他甚至断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
” 8 甘先生的上述观点，考量了新闻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但是没有给新闻与历史在本质层次的联系作一界定。
岁月如歌，甘先生再次对新闻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
他写道：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
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
9
因此，“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
”10 的确，梁先生的这种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的建构，正是多种思想碰撞的后果。
二从史学的“民史”概念到“民史”报纸实践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报纸应该就是“民史”(《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谭嗣同认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记)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
”11 这种官书讲的是“君史”，报纸则应该讲“民史”，为老百姓讲话，反映民众的呼声，成为表达民意的“国号”。
谭嗣同高兴地说：“吾见《湘报》之出，……国有口矣！”《<湘报>后序》，《湘报》第11号)尽管，谭嗣同提出这个“报纸应是民史”的理论，但其最早萌发其思想还是梁任公。
梁在1897年所作《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旧史学主要是君史，记叙重点在“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取威定霸，若何而困疆域、长子孙，如斯而已。
”“至求其内政之张驰，民俗之优绌，所谓强浸，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
”12 遗憾的是梁先生没有直接提出“民史”与报纸的关系，但梁先生的民史观与谭先生的民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当然其差别总是存在的，笔者不想深究。
不可否认梁先生确实把“民史”观应用到办报实践中。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史”观的报纸内容化。
1902年，梁启超创《新民丛报》时，以“民史”观为思想指导，初步形成了一个蓝本，具体开列了25项内容：
⑴图画：每卷之首印中外地图或风景图，及地球人影像。
⑵论说：必取政事学问之关于大本大原切于时用者，乃著为论。
⑶学说：述秦西名儒之最精要者。
⑷时局：论天下大事以为中国之鉴。
⑸政治：专以养国家思想，使吾人知文明世界立图之原本。
⑹史传：或中史或外史或近史或人物，随时记载。
⑺地理：或总论或分论。
⑻教育：本报以教育为主义，故于此门尤注意焉，或论原理或方兴未艾，总以合于中国国民教育为目的。
⑼宗教：宗教者，德育之本也，本报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惟陈列各义加以发明，以备读者采择，无人主出奴之弊。
⑽学术：或哲学或艺学，或中国固有之学，颉其精华论之。
⑾农工商：三国富国之本也。
泰西斯业发达之状及其由来，以资比较。
⑿兵事：武备者国农之精神也，特注意焉。
⒀财政：理财学今为专门科学，凡立国都所宜讲也，故条述其理法。
⒁法律：中国所尤缺者，法律思想也，考试述法家言以导之。
⒂国闻短评。
⒃名家丛谈。
⒄舆论一斑。
⒅杂俎。
；⒆问答。
⒇小说(21)文苑(22)介绍新著(23)中国近事(24)海外汇报(25)余录
这25条把梁任公的“民史“观在报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应用。
其二，“民史”观直接影响到梁任公对报纸功能论和受众的认识。
“民史”观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民智、绅智、官智关系的界定，这也是影响梁在考虑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程中的思想决策的主要根据。
他认为民权生于民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
“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13 1901年梁在评述《清议报》的特色，说：“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 14 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发表了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二、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政治不得不详；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文化实力》，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4月2日第6版。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3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3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微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5 同4
6 蔡尚恩：《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转引自甘惜分《再论新闻与历史学》，刊《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7 甘惜分：《新闻论事三十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8 同 7，第294页
9 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研究中心，1995年版，第34页
10 同9，第39页
11 《〈湘报〉后叙》，《湘报》第11号
12 同 2
13 梁启超著：《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
14《新小说报》第1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页，第62页
梁启超的是史学思想对新闻传播的影响财务管理本科
2班
李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