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六记之三

大学六记之三：同学少年（转载）1、同学少年之：王恒第一次见王恒，是在他破旧而灰暗的寝室。

那是2002年夏天，重庆的炎热几乎让人窒息。

午后的阳光穿越凝滞的空气，照在这个刚刚睡醒的年轻人的脸上，慵懒、惘然、还有蓬勃的青春朝气所混杂出的那幅永久美妙的景象，让我在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也禁不住无限感动。

光线刺眼而灼热，使得王恒不时眯起眼睛，并摇晃着硕大的脑袋。

滔滔不绝的言语从他口中跳跃而出，与周遭沉静的摆设形成极大的反差，但又让人觉得是如此和谐，是“非如此不可”——至少当时作为虔心倾听者的我，是这般感受的。

那个下午，我和另外两个前来冒昧拜访的朋友，置身于一种难以言明的气氛之中，接受王恒硕士的盛大的思想洗礼。

正是那一场杂乱而漫无边际的对话，构成了我们永久友情的最初见证。

王恒留给陌生人的第一印象，是平实与忠厚。

姚伟曾经说王恒的相貌可以归入苏格拉底与第欧根尼的哲人谱系，这种说法极不符合实情，甚至我以为这是对王恒的污蔑——用我大学时发明的一个说法，苏格拉底与第欧根尼属于那一类长得比较抽象的家伙，而王恒要比他们实在多了。

尽管在2002年初见他的时候，我们都为他那一头惊世骇俗的卷发表示过诧异或者钦佩，这个在当前中国很有后现代艺术青年表征的造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古典风格的沉思者来顶礼膜拜；但一年之后他走上貌似庄重的讲台，为了给台下的观众们（特别是那些美女学生们）营造一种身份的压力和魅力，只得告别浪漫的卷发与长发时节，而穿上板正而油亮的西装——所谓格式化的“为人师表”——而这个形象更与哲人相距甚远。

比照王恒的言行与书写，最后我只能很无奈地写下判词：他的外貌，已为这个喜剧时代的荒谬精神所严重同化；他的肉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强大的反讽；他在以最不具哲人气质的方式来应对哲学的疯狂呼唤。

哲学是王恒全部苦难——也是全部幸福——的源头，但我还是不愿意将这个词语与他的命运轻易牵系起来。

我宁可假装媚雅，来谈谈这个人的风月。

而我首先需要声明，我并不晓得王恒的爱情史是多么曲折和艰辛，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爱情史上的受伤者，夸张一点，可以说是伤痕累累。

我经常见他兴高采烈地陪一些美女喝酒，并对此无比艳羡；但最终他会在与我举杯销愁的时候，用站立不稳和呕吐等身体语言暗示，他又一次遭遇挫败。

对此情状的完好描绘，来自我们的一位朋友诗人张——这厮的写法是如此高妙，又有着与我相似的判断，以至我没有理由不全文引述：王恒空负着满腹才华，从背着厚重书包的少年成长为拥有几架诗书的青年，从当年参加数学奥赛的高中生变成了如今文章盖过同龄人的博士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形影相吊。

起初是年少，他猛然惊觉身边一株桃花的盛开而怦然心动，踌躇千次之后伸出了采摘之手。

王恒的手是那样的柔弱无力，桃花的娇艳让他突地觉得自惭，颤抖的手在一闪之间错过桃花的脸庞。

桃花说，她只能绽放在坚实的枝条，烟云般的王恒只是花瓣旁的叶子。

王恒这才意识到自己生来的欠然，虽然他比之常人，在外在上并无欠缺，可这是冥冥中确定了的…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的无缘宿命。

王恒被风驱赶着向前走，路边又是桃花，他再次冲动地伸出采摘之手，令人垂下眼帘的场景又一次重演。

所幸王恒内在坚韧，没有清高自怜情结，便也能自如地敦厚地对待那些无情乱放的她们。

王恒的情涯之中一次次地出现这样的场景：王恒怀着致命的疼痛，淳朴地笑着，与她们像朋友一般吃饭，试图为她们夹菜却又思及自己的身份。

他心内局促，外在安然地聆听她们的情绪，安慰或者鼓励，像兄长一般，像桃花之子的舅舅一般。

王恒的结局是，他将永生无法拥有己爱之人，唯有等待爱他之人把他收留。

他只能作为权利客体的命运，使他现在仍在风中游荡。

”诗人张的预言过于悲观，但却不无道理。

在我看来，爱情只是王恒的哲学，而哲学才是他的宗教。

这两者激发的冲突足以撕裂一颗强悍的心灵，可只要我们敢于正视并能认清生活的喜剧品质，它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亲密无间的隐秘盟约，从而主导这个人的幸福未来。

对生活本相的洞察，王恒应该高出我许多。

他是一个能真正做到随入俗流的人，同时又不委屈自己内心的高贵精神。

他懂得享受，一如他懂得沉思的真谛；他对电影与体育运动的热爱，也不见得会逊色于列奥·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著作。

在这一面，我认为他更像一个诗人，如同我四年前喜欢的台湾诗人洛夫在《漂木》中所言：“诗人没有历史只有生存，以及生存的荒谬偶尔追求坏女人那样的堕落其专注亦如追求永恒”——这是我最向往的境界。

可是我无法抵达。

但并不能说，王恒生活在了一个和顺而完美的世界，他有他的矛盾，也即我经常提及的心魔。

譬如说，他的言说与他的沉默。

他是一个喜欢说话而又善于说话的人。

我与他之间，他始终处于言说者的绝对位置，无论是探询严肃的政治哲学，还是在他酒醉后胡言乱语。

而他又有沉默寡言的一面，只是这一面隐藏在黑暗中，他的朋友很少瞥见。

在我的记忆里，就很难找到这样的场景。

我和他在一起聊天或者喝酒时，他总兴奋得像个纯真的大孩子，不停息地说、放肆地笑，甚至手舞足蹈，为人师表时的道貌岸然早已荡然无存。

正是这样的印象，让我在认同他“天真的归来”——他给自己的文集取的名字——的同时，又要怀疑他如何才能“在想象中开始，在想象中结束”——这是他给自己写的铭文。

他是如此期盼和倚重友爱的交流，但于现实之中，或者说现代世界这个被遗弃的宏大语境之中，个体的他必然是孤苦无依的，他祈望的福祉只存在于想象的天空。

想象与实存的落差，生命激情与天性、与荒诞的际遇的残酷脱离，构成了他无可回避的精神冲突。

他毕竟是个现代人。

如果说这样判定我精神上的兄长有些冒失和不敬，那么我愿意提前举出一个例子，来作为我追忆的注脚。

这便是他的书写。

到现在为止，令人敬重的王恒博士（2004年入读）所写的文字，应该不下数十万。

但为我推崇并给我以震颤的，却不是那些谨严规范的法学论文，而是他思考的碎片和写给友人的书信。

这似乎是素常的事件，可对于王恒这种有着强烈表达欲望而又十分注重书写的人，却生成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以论文为表征的公共性书写与以书信为表征的私人性书写，对他而言是决然分裂的；而当后者压制或战胜了前者，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将怎样直面喧嚣的公共生活——他的法理学专业，正迫切召唤着他在公共政治中成人？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只能在书信的窃窃私语中表达自己，最终降临到他头上的命运又将是什么？而我最为忧心的，是这两种书写中的任何一种在他身上出现溃败，他的心灵不再承受分裂的苦痛，但那个时候，书写的意义是否会猝然消逝？当然，他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而他从不掩饰内心的虚弱，甚至他将读书称之为自恋的行为艺术——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还有敏锐。

他一直切身实践着希腊哲学的遗训：“认识你自己”。

但对于这个既是庄周又是翩然飞舞的蝴蝶的人（一位朋友的话），他能否分清梦境与现实？他又将如何分清缠绕的二者？而我的忧心一如既往：分清楚的那一瞬间，是否意味着古老寓言的破碎——正如书写之意义的终结？这样的追问属于他，也属于我，正是这些可能永无止境的追问——包括对问题之可能性的追问——维系着我们的心魂。

“我们相逢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时，好象我们从未分别。

”从杜拉斯的文本中跳出的爱默生的这句话，用在我与王恒——还有更多的朋友——身上，再也切当不过。

他曾对我说过，友爱是克制虚无的最好的利器。

在上帝逃遁之后的虚无黑夜，我们应当感到庆幸，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友爱的温暖共同体内。

尽管在漫长的追忆之中表达一个人的感激是如此不合时宜，但我还是试图向他表达我的谢意，我写下的许多浅薄的文字，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批评——或许正是如此，我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他所写下的最好的文章——那些书信，多半是写给我的。

那些质朴而深刻的文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网上无意中读到了王家新写于2004年的一首诗歌，名字是《晚年的帕斯》。

王家新是我们共同喜爱的中国诗人，而王恒对他的喜爱，正来自我的不遗余力的推销，正如我向他推销过里卡尔的昆德拉论，推销过竹内好的《鲁迅》，推销过夏可君和宇文所安的所有作品一样。

或许冥冥中已有命数，已经注定我在追忆之时会邂逅这首诗歌——那里隐约闪烁着一束烧灼王恒与我的未来的火焰：去年他眼睁睁地看着傍晚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他墨西哥城的家烧掉了他一生的珍藏那多年的手稿和未完成的诗那古老的墨西哥面具和毕加索的绘画那祖传的家具和童年以来所有的照片、信件那欢乐的拱顶，肋骨似的屋椽，一切的一切在一场冲天而起的火中化为灰烬那火仍在烧，在黑暗中烧烧焦了从他诗中起飞的鸟的翅膀烧掉了一个人的前生烧掉了多年来的负担也烧掉了虚无和灰烬本身人生的虚妄、爱欲和未了的雄心都在一场晚年的火中劈啪作响那救火的人仍在呛人的黑暗中呼喊如影子一般奔跑现在他自由了像从一场漫长的拷打中解脱出来他重又在巴黎的街头坐下落叶在脚下无声地翻卷而他的额头，被一道更遥远的光照亮最后一句——“他的额头，被一道更遥远的光照亮”——让我的回忆彻底沦陷。

依然是2002年夏天的那个午后，刚刚下过雨，炽热的房间里闲坐着四个充斥着虚妄激情的年轻人，那个叫王恒的年长者耐心回答其他三人的提问，一束阳光透过破旧的玻璃，照上他的额头。

而在后来的一张照片里，有一大片阳光近乎粗暴地投射过来，以致使得他的半边脸因苍白而澄明。

我的想象中，这是宿命之光，永恒之光，惟有被光惠然普照，我们才不会成为诗歌中那“救火”的“影子”，我们才能成为走出洞穴的“自由”的人。

伟大的赫拉克利特早就指明了我们的方向——一以此作为致王恒的献辞再好不过——“最聪明的心是一束…干燥‟的光”。

2、同学少年之：陈立洋好象是西美尔说的，有些人天生就是信仰者。

我听到这话，总会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辽沙，另一个就是我的朋友陈立洋。

将他们两人并提，并不是为了抬高后者。

在我看来，阿辽沙固然纯洁得像个天使，却难以让我产生亲近之感，《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那个结尾，他一个人带着十二个孩子在做游戏——陀氏真够气魄，他居然以一个恶棍的小儿子、一个超级虚无主义者的弟弟隐喻恩临世间布道的圣子耶稣——这个说法，无疑会给基督教徒陈立洋先生的灵魂带来严峻的警醒。

这个曾经忧伤的年轻人，在抓住上帝抛给他的信仰的稻草后，变得比经受过九重烈火烧灼过的钢铁还要坚韧。

可以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纯正的信徒，如阿辽沙一样决绝，但他又是实实在在地活在我们身边，用他的话说，共同呼吸着上帝赐予我们的洁净的空气。

当然，像我这没有神性的人，总是在抱怨重庆的空气浑浊不堪。

他笑起来，很像一个没有受过污染的孩子。

我第一次见他，就有这样的感觉。

那时他应是刚皈依基督不久，在某个论坛读到我的一篇谈爱与救赎的文化随笔，又见我落脚重庆，便急切地约我出来见面。

当时他的腿因为踢球受伤，尚未痊愈——这个细节是睹面后才知道的——却不远数里乘车赶到距离我较近的地方。

我走进那家嘈杂的麦当劳小店时，看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在和一个美国人聊天，一口流畅的英语让我羡慕不已，他的身旁放有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