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态1009

（2010-09）本期推荐关于我国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苏剑我国近年来的就业形势出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短缺的同时，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中端劳动力却存在严重的过剩现象。

一、我国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2004年末，“民工荒”现象出现在广东及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随着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2009年下半年开始，“民工荒”再次在沿海地区出现，到了年底，尤其是今年春节后，这股“民工荒”已不仅在沿海，而且还漫延到内地，似已从局部地区演变为全国性的“民工荒”。

我国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的短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下，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在量上仍有着很大的优势。

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指对劳动力的理论素质要求不高，主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力的产业，如建筑业、纺织业、加工业等。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民工供需缺口一直存在。

虽然其绝对量会随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波动，但相比于对就业市场中其他劳动力需求，对农民工的相对需求仍可以用旺盛来形容。

其次，我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已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吸收完毕。

多年以来，一直认为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至于我国究竟有多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富余劳动力究竟在何时转移完毕，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当我们转换视角，以一个间接的角度对农民工市场供求态势进行性质上的判断，得出结论就会容易一些。

产品供求决定价格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即是劳动力的工资。

如果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就会使工资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不会有大的变化；而如果富余劳动力较少或者没有，那么随着经济增长农民工的工资就会上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0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出了1995年至2005年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进行进一步计算可以发现，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交储邮2005年的平均工资分别是1999年平均工资的2.34、1.71、1.56和1.62倍，可以说增长速度十分的迅猛。

这几个行业都属于农民工就业量比较大的行业。

当然用这样的方法判断我国的富裕劳动力是否转移完毕并不能称得上是绝对准确，但如果说在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农村富余劳动力若是还有大量的剩余，倒真的是咄咄怪事。

第三，近十年来高校的大幅度扩招减少了新增农民工的数量。

一个农村户口的学生，在完成高中教育之后面临着三种选择——上大学接受继续教育、务农以及出外打工。

由于土地资源总量基本不变，其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基本固定，选择务农这个就业方向的概率极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继续升学跟出外打工具有先后顺序，一般认为，继续升学要优于出外打工。

在1999年扩招政策出台之前，上大学的困难程度非常高，农村的学生如果不是特别突出，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会选择出外打工就业。

随着近十年高校的不断扩招，上大学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并不像以往那么困难，升学成为了最优选择，新增进城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数量有所减少。

综上三点，由于产业结构等原因，我国现在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于其他劳动力仍然非常旺盛，而从供给方面看，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存量已经可以近似地认为转移完毕，而新增的农民工数量又随着高校的扩招政策而减少，出现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大学生为何“就业难”？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115万，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就业形势一片大好。

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总数达到212万，几乎是2001年的一倍。

此时已有部分报道大学生就业不如原先想象的那样容易。

而2009年大学毕业生达到了610万。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各界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1999年高校第一次大幅扩招，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大到159.7万人，到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计划招生约629万人，从1999年至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14.7%。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上升，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比1993年高出18个百分点。

这样的扩招幅度实现了高等教育“平民化”，大幅度削减了低端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供给，增加了中端劳动力（即大学生）的供给。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平民化”是必须的。

只有高等教育“平民化”，才能迅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改变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平民化”程度还应继续加大。

截止到2005年，以每万人大学生数量的标准来看，美国为520人，加拿大为580人，韩国为571人，而中国仅为120人。

但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平民化”进程中，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产业结构却没有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调整，因而就出现了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劳动力市场对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增加。

这就造成了我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专业设臵与市场需求脱节，学生选择与市场需求脱钩，有些学生盲目追求高学历，而不注意未来的就业去向，这导致市场需求不足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多，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少，结果就是大学生过多，而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供给严重不足。

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供给基本上由国家决定，而需求则由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决定。

国家和学校的招生计划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的专业构成，学校在设臵专业的时候，多是基于前一两年的“热点”，对“热门”专业一拥而上，这样就造成了四年之后这些“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另一方面，关于“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偏见让教育层次的偏误性渐行渐远，劳动力市场对本科生及专科生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

三、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面对近年越演越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最近呼声很高的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增加公务员岗位、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等方法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可能只是将今天的问题推迟到明天来解决。

而考虑到现在公务员岗位的报考录取比率，增加公务员岗位对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队伍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的策略就更不是长远之计，至少就目前已知的数据推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2013年都不会任何的下降趋势，如果对目前在校的数千万大学生在未来的四年内进行就业补贴的话，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是一个理性以及可以负担的支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必须要从政策上鼓励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迅速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中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都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

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调整，应该更好的利用我国教育的成果——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而不是仍然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企业的利润。

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种现象已困扰了我国几十年，现在有了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就具备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

其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在招生计划的专业设臵上应降低一些市场需求量较小或市场已明显饱和的专业的招生量，做到结构平衡。

对于“热门专业”的招生增量要理性控制，不能一哄而上。

对于应用性强，有着稳定市场需求的专业，应该保持原有或有步骤地扩大招生计划。

在招生计划的层次上，我国现有的制度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应该扩大培养技术工人的专科院校和职业技校的招生量，削减本科层次的招生量或控制其增长幅度。

专科教育的应用性强、教育周期相对于本科教育也较短，人才可以更快的投入市场，缓解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调整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另外，要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提高教育效率。

我国现在虽然存在着民办高校，但它们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约束。

最明显的约束体现在，在入学考试招生批次中，民办学校只能在本科第二批招生，有些省市甚至专门设立本科第三批招生。

民办学校也逐渐成为了教学质量以及教学名声都差于公立学校的机构，也就成为了一种低端教育机构的象征。

反观国外的学校，从美国的哈佛、耶鲁以及斯坦福到英国的剑桥以及牛津再到日本的早稻田等一流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教育市场能进一步向民办高校开放，从招生、研究资助申请、教员招聘等方面给予其与公立高等院校平等竞争的机会，民办高校会为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是由于民办高校具有效率高、市场识别和适应能力强的优势。

民办高校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更为考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为将要选择专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市场的可能信息。

长此以往，优秀的民办高校最后会成为精英教育，注重效率；公立高等院校为平民教育，注重公平。

这也是符合将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国内财经农村经济巨变的秘密目前的乡村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的去“传统化”，农村不再有记忆中的田园或者面对市场的无力，而蜕变为与城市一样追求财富、消费并实现生活的商品化。

但是，这种貌似奇迹的繁荣也存在隐忧。

其一，在过去一个时期及未来，收入分配向农村倾斜，这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的低端工业品产能。

但向倾斜政策除了提供种植补贴与有限福利之外，主要是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实现。

而这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再加上大中型城市的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将削弱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降低服务业需求。

这制造了一个悖论：如果城市服务性需求因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降低，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工进城就成为难题。

向农村倾斜有利于低端制造业，而以抑制通胀与房价来保护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力，则有利于服务业。

从长远来看，需要降低房价以防止城市消费低迷，提高服务需求，吸收农民工就业，这也是中国转型的本来之意：淘汰落后产能，扩大服务业比例，推进城市化。

但目前走势恰恰相反。

其二，县域经济的繁荣依赖于财政。

因为其经济主要靠财政投资拉动，而财政工资上涨则依赖于这种刺激后的繁荣。

在2008年之前，中国几乎已经完成了一轮城市重建而进入还款期，但随之而来的全球危机与中国财政刺激计划，导致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大肆借款，或用于归还旧债，或继续投资，而这种基于前期完成的投资具有重复性低效率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