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世界法: 一种普世性的圣灵法学在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文化中心的演讲华盛顿特区, 2004年9月23日哈洛德J. 伯尔曼译者：苏婉儿曹明我打算按照颠倒的顺序1来论述我主题中的四个部份, 首先从圣灵讲起, 然后讨论法学中鼎立的主流法学流派以及整合的必要性，接下来说明这样一种统一法学（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的普世性（ecumenical）——更进一步说是普遍性（universal）——特征，最后探讨圣灵以及这种普遍性的统一法学所提出的要创建世界法的挑战——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在着手创建世界法。

（1）让我首先从圣灵说起，我称之为历史的上帝（the God of History）。

很多年来我参加教会礼拜——绝大多数是、但绝不是只有主教派教会的礼拜——我没有听到过一次布道是关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总是扮演、而且现在正在扮演的角色的。

我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这个词：几千年来的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

而且在神学文献中，我承认我对此只有有限的知识，我发现也只是零星地涉及到上帝在这种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常常被告知，上帝在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再到耶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中都为他的子民设定有计划，甚至计划到了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但是人们很少向我们讲述——如果有的话——上帝从早期基督教到现在近两千年间业已实现的计划，更不用说从现在起到基督再次降临之间的上帝的计划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耶稣将他的门徒派往世界传布福音两千年之后，现在有将近二十亿人宣称信仰基督教，这几乎是整个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对于一个虔信的基督徒来说，难道这不是上帝的意旨（a matter of divine providence）？自从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不同地域的民族在成千上万年间逐渐地彼此接触，并且最终，在基督纪元的第二十世纪和第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文化和文明，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彼此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了持续的交往，难道这不是上帝的意旨？关于上帝意旨在历史中的实现，缺乏布道和学术著述，一个基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传统神学忽略了圣灵，圣灵在圣经的历史上通过先知讲话，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圣灵降临节上获得对圣灵的共同理解。

我认为，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中教导我们、激励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上帝按照他三位一体的形象创造了我们1所谓颠倒的顺序，是伯尔曼针对英文演讲标题中四个主要术语的出现顺序而言的，即世界法（world law）、普世性（ecumenical）、法学（jurisprudence）、圣灵（the Holy Spirit）。

中译无法保持英文标题中术语的出现顺序，特此说明。

——译注——去完成我们的历史命运的那一位。

圣奥古斯丁教导到：圣父，在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心灵中注入了意志，即意图和欲求的能力，包括创造新生活和继承正义之法的意志；圣子的形象，我们的兄弟和救赎者，以理性（reason）、智力（intelligence）、知性（knowledge）和良心（conscience）——包括知晓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而且是为了他人生活——的形式被注入我们的心灵；圣灵的形象，我们的导师和先知，作为记忆被注入我们的心灵，这记忆也就是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感（time-sense），使得我们能够形成持久的共同体关系。

事实上，正是这种时间感和持久的共同体关系缓和了我们的父母意志与我们的兄弟理性之间的紧张。

我从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但被严重忽略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Eugen Rosenstock-Huessy 那里知道了：上帝在我们世代相继的集体的历史中行动（act），更具体地说，三位一体的三个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基督纪元的三个千年中。

第一个千年，传教士教导欧洲人民放弃多神以及他们对部族首领的崇拜，转而赞同单一的真神：上帝，那位创世者，复活的基督之父。

西方各部族最终走到一起形成了一种看得见的、由教皇治理的、等级分明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对单一上帝的共同信仰为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基督纪元的第二个千年，首先是罗马天主教会，然后是路德会和加尔文教会承担了改革世界的使命，这时重点放在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上；最终，基督教统治者把军队、商人和传教士派往世界各大陆以道成肉身之子耶稣、救世主耶稣的名义去征服当地的人、去剥削他们、去使他们皈依。

Rosenstock-Huessy说，基督纪元第三个千年的历史挑战，是要在世界的多民族之间创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的重点必须落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第三位即圣灵上，圣灵预言了统一，并以不同形式，激励着怀有不同信仰与忠诚的人们彼此聆听、学习对方的语言、并且克服相互之间的敌意。

用Rosenstock-Huessy的话说，“地球上的救赎故事就是单一对抗复数的进步。

救赎出现在一个多神、多领土、多民族的世界上。

与此相反，它建立的是单一：一个上帝、一个世界、一个人类。

”从最古老的文明开始，经过许多世纪，所有的人类已经逐渐地进入一种世界范围的、日常的——事实上，几乎是即刻的——经济和政治互动状态，这肯定是神意。

圣保罗曾经将此作为信仰而告诉雅典人：“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25），现在已经证明是一个事实。

而且活跃在许多不同信仰体系中的圣灵，现在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把我们共同的人性（our common humanity）从一个物质的现实转变为一个精神的现实。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的重点应当落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第三位即圣灵上，圣灵激励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体系、不同忠诚的人们去彼此聆听、去学习对方的语言、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东西、并且一同去克服那种使他们分离的力量。

现在，正是圣灵在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把世界经济与正在兴起的世界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共同体。

（2）现在转向我的主题的第二部分：法学（jurisprudence）。

很显然，如果没有世界法在不同的成员间维护秩序和正义，世界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人类学家所谓的“正义论坛（justice forums）”，为合法（lawful）解决冲突设定程序。

当然，“合法的（lawful）”和“法（law）”意味着争论。

今天，西方有两个匹敌的法律理论（legal theory）学派：一方面是现已具有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者，他们认为，法本质上是一系列规则，由立法者（lawmakers）颁布和“设定”，用以贯彻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政策，并通过官方权威所施予的强制制裁来执行。

另一方面是所谓自然法——即内在于人性（human nature）的理性法——的信徒，他们反对实证主义者、反抗任何维护现状的努力；他们主张，法的本质不在它的政治维度，而在于它的道德维度，而且，政治权威制定的规则如果违反了基本的正义原则就不是“法”。

第三个学派今天几乎完全被美国和欧洲的法哲学家忽视，但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一度占有主导地位，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不论是法的政治维度还是法的道德维度——前者体现立法者（lawmakers）意志，后者源于天生的理性和良心——二者都从属于该社会的历史传统、从属于该社会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

在英美法中，历史学派明显地反映在先例学说中；法官们裁判案件时要在先前类似案件的判决中寻求指导，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判决将成为法官以后裁判案件时的指南——先例。

在没有接受英美先例学说的西方国家里，著名法律学者的权威著作为未来保留了法的时间维度、过去的法传统以及法的变动。

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随着政治和法律学者对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这三种学派彼此分裂而形成了：实证主义学派，它强调秩序，即法的政治维度，也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意志”、voluntas或者velle；自然法学派，它强调正义，即法的道德维度，也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理性”、“知性”、intelligentia或者nolle；以及历史学派，它强调传统、连续性，也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记忆”、memoria或者esse，他将其定义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感。

在十八世纪以前，前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基督教思想几乎普遍假定：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秩序、正义和人类命运这三者的终极来源。

这样，就有可能以神学的术语整合法的政治、道德和历史维度。

前启蒙运动时期论述法的著作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胡果•格劳修斯以及约翰•洛克，尽管彼此之间有差别，但通常都是自然法的信徒，他们也接受这两种法概念的主要部分：法的实证主义概念，即法是立法权威（the lawmaking authority）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法的历史主义概念，即法是该社会演化中的习惯和信仰的表现。

甚至像托马斯•霍布斯这样一位前启蒙运动时期的狂热的实证主义者，曾指出在他的时代威胁英格兰的极端危险是叛乱和入侵，也不仅主张生存要依赖于君主的绝对权威，而且主张这种权威部分地是建立在自然正义、一个奠基性的社会契约、一个约定（a covenant）的基础之上的。

罗马天主教法学和新教法学无疑在重要的方面彼此迥异，罗马天主教法学更多地倾向于自然法和理性，路德教法学更多地倾向于实证主义和国家意志，而加尔文教法学则倾向于历史传统的规范性特征。

但是这三种学说都断定：上帝授予尘世中的统治者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上帝将理性和良心注入人类的心智（minds ）和性灵（hearts）中，并且西方法律传统（legal tradition）表明按神意实现了上帝的计划。

法的政治、道德和历史维度之间的张力得以确认，但是最终通过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那里发现它们共同的来源而获得解决，——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立法者（lawmaker）、一个正义而富于同情心的审判者、一个历史进步的感召者（inspirer），正如圣奥古斯丁所教导的，上帝在人类灵魂（the human psyche）中的“遗迹（vestiges）”，分别是意志、理性和记忆。

近些世代以来，在法律实证主义者与法律自然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首先遗漏的就是对法的历史维度中规范性含义的确认。

在历史中，在时间中，一种情境中道德上正确的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中就是道德上错误的；同样地，一种情境下政治中的好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中就是政治上的坏。

法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哲学家所谓的正当与良善（the Right and the Good）之间的冲突，在历史情境的语境中通常是可以解决的；历史，被记忆的社会经验，可能允许甚至强迫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协调共处。

实际上，这是法的一个根本特征，可以被定义为：根据历史经验、根据记忆来平衡正义和秩序、理性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