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青运中的“育才”——重庆的一所革命学校

重庆育才学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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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教育家”、“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创办的，从建校之日起，校内就有共产党组织，“该校党组织一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实际上成为党培养和储备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成为以后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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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时，我们党极力支持陶行知来创办育才学校。

七月二十日学校开学后，就在校内建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支部，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向陶先生公开的”；
(4)陶行知也坚决依靠我们党办好这所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陶行知校长因“劳累过度、健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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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治，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逝世。

但此后育才学校仍然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周恩来向以后育才学校重庆分部主任、中共党员孙铭勋所说，你们要坚持战斗，千方百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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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校保存下来就是胜利的指示，采取了正确的、机动灵活的策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了艰苦顽强的斗争，使学校坚持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直到重庆解放。

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批人材，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是当年屹立在国统区的一所革命学校。

这里，就“育才”青少年在青运实践中斗争、成长；“育才”青少年在革命者引导下生活、学习；党对育才学校的领导、关怀、抚育，这三个方面分别作些浅述。

“育才”青少年在青运实践中斗争、成长
“育才”成为一所革命学校，首要的当然是由于党对育才的领导。

这里我们先述她的学生来源不同于当时国统区的任何学校，和在这里受到教育、培养的青少年经过斗争实践，绝大部份成长为革命干部和新中国的建设人材。

该校由创办到重庆解放的这十年间，基本上未公开在社会上招生。

初步统计，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四年底这段时期，约有学生三百名。

第一批学生，到一九四○年六月止的正式统计是一百六十八名，其中男八十四名，女八十四名。

他们全是七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儿童。

在这一百六十八名少年儿童中，有一百三十六名是由学校派出的选拔组，到重庆、成都的十三所战时儿童保育院近万名难童中，采取智力测验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具有特殊才能的少年儿童。

他们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十七个省的沦陷区，其中还有三名是朝鲜抗日战士的子女；另外的三十二名少年儿童则是从各个革命者的小家庭送到这个革命的大家庭的，他们中有田汉的孩子田大畏、刘晓的儿子罗坚，著名教育家、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的孙儿黄晓庄、阳翰笙的孩子欧阳晓华，王崑崙的女儿王金陵等。

这一百六十八名少年儿童，分别在音乐、戏剧、文学、绘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六个专业组，学习适合各自特长发展的专业知识。

一九四一年初，社会组的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同学朱振华，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学校驻地古圣寺的历史，陶校长鼓励他的研究，并于是年九月在学校试行建立“育才幼年研究生”。

各组共选出了幼年研究生二十七名，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

朱振华就是一个研究生，他从收集的碑文资料中研究出古圣寺的初建、特点以及演进发展过程。

陶校长当年曾向友人说，古圣寺的年龄比沙翁（莎士比亚
浅述青运中的“育才”
——重庆的一所革命学校
重庆古圣寺育才学校学生 宋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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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年1616年）只小三岁，这是我们的幼年研究生研究出来的。

朱振华以后还研究苏德战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论述苏德战争的形势，写出了廿万字的研究报告，一九四二年夏，他到重庆向文化界前辈汇报，受到专家们的赞扬，以后战争的发展也证明了他对苏德战争结果的预测是正确的。

不幸的是朱振华的才华未能得到发挥而早逝。

至于当时育才少年儿童的知识水平，可用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这一段话来说明。

“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对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7)
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

”当年的育才青少年，至今不少已在艺术或科技方面有显著的成就。

陶校长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就发现的有音乐特长的孩子陈贻鑫，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电影《红色娘子军》作曲者之一的杜鸣心，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现中央乐团副团长，五十——六十年代该团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都是育才音乐组学生，音乐组的三十五名学生，(据一九四○年六月统计，以下同)现在很多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或其他专业音乐团体工作；《周恩来选集》封面画像的作者，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伍必端，是育才绘画组的学生，绘画组的十八名学生，现不少在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或其他学校执教；戏剧组学生三十六名，现在大多在儿童艺术剧院、东方歌舞团，成都话剧团等艺术团体工作，学生张鸿眉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就是由她导演的；文学组学生二十六名，解放前很多参加了革命斗争，现在新闻、文化等单位和宣传部门工作的不少，有的为专业作家，如小说《达吉和他的父亲》的作者高洪仪（高缨），和现为北京图书馆俄语翻释的田大畏，他翻释过苏联电影剧本《幸福的生活》，五十年代初苏联著名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来我国拍摄新闻纪录片，他还随行翻释；自然组学生十四名，基本上都在科普或工业战线工作，现冶金部女工程师谢仕柜就是自然组的学生；社会组学生三十九名，解放前基本上都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十三名育才师生中，社会组就达七
——名之多，幸存下来的学生，现在大多从事马列主义或党史研究工作，以及在各级党校执教。

育才学校中期一九四四年初，又有近百名读过初中，高中的进步青年学生，经党组织或进步人士推荐来校学习。

例如：王大昭、向颐（向洛新）、易难、徐春轩、詹廷栋（郭群夫）等等。

同时，1944年又在保育院选拔了少数学生，吕长春同学就参加了这次的选拔组工作。

后期（1946年——1949年）重庆及附近的岳池、广安、大竹、邻水等县地下党组织，更是经常介绍一些年青党员到育才，既是短期培训，又是暂时隐蔽。

例如：程宗英、向杰栋、张慕陶（张万富）、宋国良等。

他们在校学习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三两个月，又按原党组织的安排，离开学校继续参加斗争(这些学生还未统计在上述三百名内)。

育才的青少年们，不是关门读死书，而是从学校走向社会，在实践中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

例如：一九四一年一月，由戏剧、绘画组学生组成“雾季见习团”到重庆，向专家学者和工农群众学习，以后又组织其他各组轮流到重庆见习，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学校搬迁到红岩村才停止。

又如：为增加学生的艺术实践，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重庆举行《抗敌儿童画展》，公演鲁迅先生翻释的苏联作家班台来耶夫的小说，由董林肯改编的五幕儿童话剧《表》和举行音乐会。

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多次音乐会、诗歌朗诵会、绘画展览，并先后在北碚和重庆、合川公演过《捉汉奸》、《打日本》、《三江好》、《荒岛历险记》、《小主人》、《啷咯办》等话剧，特别是把秧歌舞剧《兄妹开荒》和《朱大嫂送鸡蛋》等在城市、乡村及学校公开演出，使陕北解放区的秧歌舞得以在重庆地区推广。

所有这些演出和画展，不仅宣传了抗日、宣传了革命，而且起到了青少年文艺先锋队的作用。

当年《新华日报》对这些演出和画展，免费刊登广告，发表大量消息和评论文章，据初步整理成册的资料（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新华日报》有关育才学校的活动报导就达105篇，十余万字之多。

特别是对四川方言剧《啷咯办》的演出，该报在评论文章中写道：“育才学校的四川方言剧《啷咯办》和《农作舞》，是艺术走向群众，走向农村在大后方
底最初的，也是最勇敢的认真的实践。

”
一九四六年一月，学校由古圣寺搬到红岩村后，积极投入学生爱国运动和重庆各界争民主、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运动，在学生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旧政协会议期间，全校学生参加了“一·二五大游行”，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强烈要求。

此政协期间，沧白堂的群众集会上与特务的破坏作了斗争。

在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中，担负会场纠察任务的育才、社大青年与“劳协”会员一起，奋力抢救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民主人士脱险。

在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被特务捣毁，工作人员被殴伤后，育才青少年写信慰问；抗议、遣责特务的暴行。

在“抗暴运动”中，育才党支部组织青少年学生到各大、中院校进行发动、组织工作，派出学生易难参加“抗暴联”主持联络组，苏觉主编《抗联通讯》；全校学生（包括育才在城区管家巷28号的小学部——行知小学的师生）参加一月六日全市一万五千余学生的“抗暴大游行”。

随后又派出大部学生参加组成“抗暴联”宣传总队，各区宣传分队，应用彩莲船、打莲箫、金钱板、活报剧等民间艺术形式，创作大量节目，开展“抗暴”宣传。

在“二·五”、“二·八”血案中，育才学生谢仕柜、王传义、周竞（铁川）等数十名受伤。

谱写出可歌可泣的篇章。

育才青少年在这里受到培养后，由党组织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据初步统计就有：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先后调去延安，或先调《新华日报》、中共代表团工作，后去延安或张家口的有：王智、卫道静、张作民、李冬、刘幼雪、肖志蓬、刘国钧、陈复君、仇玉良、黄晓庄、武兆令、时佩甲、秦玉声（秦铁民）、张旭东（张昶）、伍必端、邓年（邓野）、郭方伦（郭冶方），郭璞等二十余名。

一九四五年夏，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根据南方局指示，又输送杨艾荪、吴瑞林、叶宏启、胡文山，焦锐珍、王昶新、孙传华、王绍全（王群）等十余名去中原解放区工作。

王绍全在中原突围时，被国民党军队所俘，他越出牢笼，只身一人沿长江乞讨，历尽艰辛，回到育才学校，立即投入“抗暴”斗争。

一九四七年春，党组织又派他到开江参加武装起义，任广（安）、大（竹）、岳（池）游击队政委。

一九四六年秋至一九四七年夏，从重庆、上海还有张本志、胡奉文、殷钧（殷国豪）等六名学生去华北解放区；王有德、李德明、周彬、黄晓芬等十余名学生去苏北解放区；王万恩、江贵和等八名学生去皖南游击区；彭英去浙南游击区；王家和、程代淦等学生去浙东游击区参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四月，育才党支部先后派学生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易元祺、徐春轩、刘素清（刘迦）、王继云、王有余、易难、董和欢、章静、朱宏等三十余名到大竹，邻水、岳池、广安的华莹山地区参加发动组织武装起义的工作；苏觉、刘子林、易复智、唐仲芬、向颐、文余炳（文履平）、邓先纯（邓菱）、王大昭、詹廷栋、胡芳瑜、高洪仪（高缨）、吴吉林（吴绍荣）、唐祖容、周毅、宋昌达（宋融）、易元钊，魏义成等卅余名到合川、北碚、江北、璧山、铜梁、永川、大足等县，以及重庆、成都地区的农村、工厂参加革命，他们都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种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

再回草街子一带开展农村工作的学生，从一九四五年大批举办的工农群众识字班成员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一九四八年初建立了属北碚特支领导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是育才学生魏义成和易元钊。

一九四九年三月，川东临委又派育才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等十三名师生到下川东涪陵、武隆；袁铁羽、杨韬等到川北阆中开展农村工作，迎接解放。

育才学校还有一些学生，如陈贻鑫、王轶伦、文康、吕长春、彭桂馨、赵义熙、苏永静，则分别留在重庆、上海育才学校和红岩小学（实为育才小学部），坚守这个革命阵地，为培养新的一代“育才”青少年而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中，育才学校有很多师生受过伤、坐过牢。

现在已知就有十三位师生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他们是：在中原突围牺牲的王昶新；在川东华莹山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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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中牺牲的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王继云、易元祺烈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害的王全彰、王有余、胡芳瑜、陈尧伦烈士；解放初期在征粮剿匪中被土匪杀害的许智伟、郭一帆、谢毅然烈士。

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育才”青少年在革命者引导下生活、学习
“育才”是一所革命学校，还表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组织不同于国统区的任何学校，教学上采取“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也与任何学校不同，特别是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都是革命者，他们与学生一起过集体生活，公开地、系统地讲授革命理论。

学校行政组织上不设教务处、训导处来“管教”学生，而是在校务会议下设指导委员会和（学生）自治会。

指导委员会分设指导部、研究部、总务部。

指导部的教学组织为音乐、戏剧、文学、社会、绘画、自然组（一九四四年增设舞蹈组）；教育组织为生活委员会，指导学生自治会议。

各组是按少年儿童各自的特长编组的特修课教学单位，同时，又按各个儿童文化程度编成班级，学习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上普修课，以语文、数学、外语为重点，但是不开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公民课”，却开设了“政治课”，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理论。

我党当时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定期派专人专程送到学校。

由《新华日报》社印刷和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如《列宁选集》、《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莫斯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等也经常送来，无偿供师生阅读。

在国统区看共产党出版的书，在其他地方是要受人监视，要是被人告密，就会坐牢、杀头的。

但是，在育才学校却是教师写出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献的提要，指导学生公开阅读，集体讨论，甚至作为教材，在课堂上讲授。

学习革命理论已是“育才”青少年的必修课。

通过这些学习，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信仰，培养他们对共产党的热爱，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在教学方法上，实行陶行知所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以按班级、分组授课为主，集体讨论、社会调查为辅，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煤窑、砖瓦场、和农村访问调查；以后发展为大办识字班、送医、送药上门；公开举行音乐会、画展、演出。

既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又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

“育才”的青少年过着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

在生活委员会下设儿童生活团，按各专业组编为中队、分队、按照《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中确定的“集体生活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开“生活晚会”（即生活检讨会），实行“有批判他人，接受他人批判的劳动教育权利与义务”，以达到“相师共学，力求进步，探讨真理，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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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育才”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更是丰富多彩。

在各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专业性活动。

音乐组有全校性的合唱团；文学组有“鲁迅研究会”、“佚名社”、“榴火社”，还出版了创作集《刍燕草》；经常在校内举行音乐、诗歌朗诵会；绘画组有“绘画研究”，经常在校内、乡镇和北碚举行“星期画展”，出版了《幼苗》木刻集；戏剧组自编、自导、自演《活捉日本鬼子》、《朱大嫂送鸡蛋》等儿童话剧，秧歌剧；自然组有“谈天会”、观测天象，绘制星座图，出刊《小科学》、《植物世界》壁报；社会组绘制大型抗战形势地图，出刊《时事壁报》等等。

每天必开的朝会，也别具一格，由各组轮流主持，除陶校长，大哥、大姐、（老师）讲话外，也组织学生有准备地作简短的专题报告，称之为“精神早餐”。

“育才”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活动中增强文化、科学、艺术素养，陶冶情操。

育才学校这样新型的组织形式，生活教育的思想，民主生活的制度，是依靠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才得到贯彻执行的。

首先，负责全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部、历届主任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帅昌书，吴渤（白危），方与严、程今吾，陈忏、陈元直、邹绿芷、刘博禹、屠公博等。

研究部主任是共产党员王洞若，后由程今吾接任。

总务主任是马侣贤。

其次，曾在育才任教的有很多专家学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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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李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黎国荃、著名作曲家任光、著名诗人艾青、力杨、邹绿芷、徐荇（铁马）、著名剧作家章泯、著名电影导演水华、王家乙，著名木刻家陈烟桥、张望、画家许世骐、丰子恺、王琦、叶浅予、华君武，著名化学家孙锡洪、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等等，他们中很多是共产党员。

其他教师有的是南方局直接派来的领导骨干，有的是由进步学者推荐并经党组织同意的，他们很多也是共产党员。

例如：共产党员廖意林，一九三九年九月由延安调到重庆，即由南方局直接分配到育才学校工作。

她从一九四一年初担任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被迫撤离重庆为止，一直具体领导育才学校党的工作。

由于她无微不至地关怀育才青少年的成长，热情地引导师生走向革命，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都亲切的称她为“意姐”。

时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育才师生只要提到“意姐”无不崇敬、缅怀。

陶校长对聘请教师非常慎重，但只要我们党向他推荐，就一定接受。

例如：当年刚从大学出来的青年教师赵隆侃，由杨东苑教授推荐，被陶校长婉言谢绝，后经我党组织介绍，陶校长就欣然接受。

育才的师生关系也是新型的，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孩子们称年轻教师为大哥大姐。

第三，陶校长还邀请了很多党员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化界进步人士到育才讲学。

他们中有吴玉章、秦邦宪、郭沫若、田汉，茅盾、邓初民、周谷城、曲仲湘、光未然（张光年）、洪深、章靳以、徐迟、胡风、姚雪垠、骆宾基等。

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四年秋两次到古圣寺向全校师生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问题，第一次住在学校三个星期，第二次也是十一天。

一九四六年初，育才学校迁到化龙桥红岩村与八路军办事处毗邻，更加频繁地请我党的很多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到校作专题报告，他们是夏衍、邵荃麟、叶以群、何其芳、邓发、刘白羽、周而复、陈家康、华岗、刘光、熊复、胡绳、曹靖华、戈宝权、章汉夫、张友渔、石西民、柳青等等。

何其芳由延安来重庆不久，就到育才专题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延安文艺界的发展和变化情况。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来重庆后，向育才师生讲解放区的教育情况。

所有这些讲学和专题报告，对育才师生的教育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直接起到了引导他们投身革命的作用。

党对育才学校的领导、关怀、抚育
育才学校是国统区的一所革命学校，最根本的是党对育才学校发挥着领导作用。

学校有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支部。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更是十分关怀这所学校。

一九四○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密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帮助育才青少年认清形势，做好准备，九月廿四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徐冰、张晓梅等一起到学校来参观、指导。

当晚，周恩来向教师们讲述了形势，他非常关怀学生的成长，鼓励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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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把育才学校坚持办下去。

第二天，周恩来等又与全校师生见面，在欢迎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讲话，鼓励青少年们努力学习，为真理而斗争，为新中国的远大前途而奋斗。

邓颖超也向大家讲了话。

周恩来等的到来，给育才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在百忙中，还抽时间到重庆抗建堂（现红旗剧场）与郭老（沫若）一起参加育才音乐组举行的首次儿童音乐会。

会后又为学生题词。

周恩来的题词是：“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叶剑英的题词是：“为世界而工作，为工作而学习”，邓颖超的题词是：“以歌声唤起大众”这些题词，使育才青少年更进一步明确了学习方向。

南方局是通过育才校内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育才学校正式开学后，南方局指示，在校内成立了两个平行的党支部。

一个是由王洞若任书记，后由魏东明继任，直接由南方局文委凯丰领导。

另一个支部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派林琼（林书昭），到育才工作后建立的，由林琼任书记，后由程森（凌则之）继任，属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领导。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为了分散荫蔽，坚持斗争。

在重庆有计划地撤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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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才学校特别是专家学者中的党员，例如：贺绿汀、章泯、魏东明、冯兰瑞等相继转移。

因此南方局指示校内的两个支部合并，组成一个由廖意林任书记的支部，由徐冰领导。

直到一九四六年，南方局迁往南京，在重庆成立公开的中央四川省委，育才党支部又转属省委何其芳领导。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四川省委被迫撤离重庆，育才党支部暂时与上级党失掉联系，七月，廖意林即与地下市委接上关系，由江英（江竹筠）联系，以后转由老黎（李维嘉）联系。

一九四八年四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廖意林被迫撤离。

这时育才学校总部已迁上海，重庆留下的小学部和初中各班（以后又建立了社会、绘画、戏剧、教育组）成立的育才学校重庆分部（对外仍称育才学校）的党的工作，由孙铭勋、张再为负责，属川东临委领导。

重庆解放后，一九五○年春夏之间育才学校公开党组织时，支部书记为孙铭勋。

陶行知对党的领导十分敬重。

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出现曲折，育才学校遇到问题时，他总要与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谈工作，有时一周去二、三次，至今当年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对陶行知大热天穿白布褂，摇着大蒲扇步入周公馆、办事处，既庄重又潇洒的神态记忆犹新。

陶夫人吴树琴回忆：“有次，陶先生从周恩来同志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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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警宪特加强监视，加之交通不便，南方局对育才党支部的指示，有时由陶行知带回。

他对党支部完全信任，凡研究学校重大问题，都要请廖意林参加。

育才党支部也很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仅举以下几件事例。

例如：一九四○年夏，王洞若、戴伯韬等党员同志开会总结育才建校一年来的工作，准备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

陶行知出席并讲了话，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好团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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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首先要帮协陶先生把育才办好”。

又如：我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不仅在育才党支部正式开展，而且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也对学校工作进行改进，并对全校作风进行了整顿，这种改造与整顿，在党的会议上也正式称为“整风”。

再如：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育才党支部独立战斗，渡过了险境。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三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先对市区管家巷二十八号育才办事处进行搜查，下午再到红岩村校本部搜查，党支部及时采取措施，将已暴露的师生疏散荫蔽。

并决定：“支部任务主要在帮助学校，站稳立场（人民教育的立场），应付事变，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然后图改进与发展。

”支部努力使全校工作人员，特别是与马侣贤副校长取得一致的意见，即“陶先生的事业，好容易艰苦支持了这些年，决不能在我们手里轻易断送；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为了学校的生存，便放弃了陶校长的教育立场，如果敌人要强迫学校变质，那我们宁愿解散，决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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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根据党支部的这一决策，马侣贤去找学生杨岫岚的家长，陶行知生前的朋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地下负责人之一，曾当过国民党驻苏大使和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号耿光，一九四九年去北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出来帮助讲话，育才学校才未被查封，随后的“六一”大逮捕，育才学校师生也幸免于难。

当时许多人认为育才应该是首当其冲，但为什么没有逮捕人呢？这中间是有原因的。

后来杨杰告诉马侣贤，“六一”大逮捕后，许多被捕者家属找到他（杨杰），希望他帮助营救受害者，杨很难说话，因为人数太多。

只在一次国民党重庆军政负责人请杨吃饭时，杨对这位负责人说：你们抓的人太多了，那里有这许多共产党员，要赶快清理，把人放出来。

那位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告诉杨说，他们（指特务）开的名单还要多。

育才学校也在内，我感到把人抓来后，你老人家（指杨杰）来讲，还是要把
(14)人放掉，我就用笔把这堂学校的名字勾掉了。

从这件事也说明我们党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统战工作的作用。

我们党对育才学校的领导还有不少事例，限于篇幅再表述两件事，就是党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给予育才学校的大力支持。

一九四六年夏，南方局留重庆的牟爱牧、袁超俊、杨汉章三人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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