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中“零余者”形象的社会价值与审美意义】郁达夫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作品中“零余者”形象的社会价值与审美
意义】郁达夫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是位多产作家,在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里,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弥散着一种感伤的氛围,有一颗伤感的灵魂总在那里时而低诉、时而狂喊,时而自嘲,这是他的灵魂,是他为自己塑造的“零余者”的自我抒情形象。

“零余者”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郁达夫的译作中,他是第一个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译为《零余者日记》,后来又写有一篇名为《零余者》的散文。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世无损”是零余者的生存处境。

“零余者”是郁达夫自我的角色定位,但“零余者”不仅仅是郁达夫的一个自我形象,借着他的笔说话的,是彷徨,求索的大批知识青年。

在他的作品中,他以“自叙传”的口吻,以自我的切身体验为基础,真实地表现了当时青年们的种种苦闷。

“零余者”是一群五四知识青年的弱者形象,是一群踽踽而行的孤独者,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有着他独特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

一
自从郁达夫在东京第一次读到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俄国多余人形象对他的影响就开始了。

在以后的二十几年中,俄国多余人形象始终没有离开过郁达夫的视线。

屠格涅夫在一篇题名为《多余人日记》的小说中,曾描写了一位家道败落、身染沉疾、身世飘零、性情抑郁的贵族青年的形象,这个名叫朱尔卡都林的贵族青年由于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终于成了社会的“多余人”(即郁达夫所说的“零余者”)。

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曾先后出现过一系列类似于朱尔卡都林的青年贵族形象: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与冈察洛夫笔下的
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人物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

他们对俄国当时的现状十分不满,有着远大的理想,想在改造社会方面有所作为,但出身贵族的他们意志又非常薄弱、缺乏毅力,只会夸夸其谈,却不能付诸实践,终其一生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郁达夫塑造的“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形象显然和“多余人”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郁达夫从切身的生活遭遇中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处境,与俄国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多余人并无二致。

对“多余人”形象的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共鸣,促使郁达夫在写作富于自叙传色彩的作品时,有意无意地将笔下的主人公纳入到“零余者”(即“多余人”)家族中去了。

“多余人”或“零余者”不仅仅能在中国或俄国找到精神兄弟,在其它的国度,他们也有同路人。

在西欧他们叫“世纪儿”,在日本叫“畸零儿”。

最早描写“世纪儿”的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小说着重表现维特孤独而愁闷的心情。

维特是西欧“世纪儿”的先声。

接着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塞南古的《奥培曼》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两部名篇,塑造了奥培曼和勒内这两个患了“忧郁症”的“世纪儿”形象。

之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塑造了阿道尔夫由卓尔不群变得虚无、消极、颓废这又一“世纪儿”形象。

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通过主人公沃达夫幻想的破灭以致颓废分析出“世纪病”是由个人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从而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世纪儿”作品的经典著作。

此后,拜伦创作的诗体小说《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描写了一个英国“世纪儿”形象――哈洛尔德。

日本的佐藤春夫等一批私小说家也描写了染上“世纪病”的被称之为“畸零者”的人物形象,如“他”(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苦沙弥(夏目漱石《我是猫》)等。

总之,这种人物形象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作家笔下,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曾指出“19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
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的那次宗教狂热一样。

”他把“世纪儿”形象的出现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

事实上,“世纪儿”形象不仅在当时有代表性,而且在以后的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世纪儿”还是“多余人”,或是“零余者”,他们都表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表现了一些敏感的思想者在社会变革中的焦虑、探索,表现了他们因社会环境的逼迫和自身个性的脆弱而无所事事的痛苦,展示了这类人既对人生无所谓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零余者”形象体现的对生命价值的探索与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

“零余者”形象体现着个人情绪、时代思潮和民族阵痛这多种因素混和而成的“时代病”,因而在当时的众多热血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使人们在中外文学的关注中找到了某种契合点,在世界范围内发现人类所具有的人性和历史的相似处。

二
有人评价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或抱负而成为社会的‘多余人’,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纷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情绪,对社会对后世史是一份优秀的遗产”。

以此来观照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笔者认为也是很恰当的。

郁达夫的“零余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本质的若干方面。

《沉沦》中的“他”留学日本,才华横溢,但却多愁善感,自卑而孤僻,渴望爱情而不得,从而狎妓、自虐,深陷泥淖而无法自拔,终于在期望祖国富强的呼唤声中沉海自尽。

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苦闷、憧憬和幻灭的心路历程。

《银灰色的死》表现了主人公的希望和失望,追求与死亡。

《茑萝行》中的主人公留学归来,生计无着落,教书不如意,银行职位落空,于是将所受屈辱化为无端虐待和责骂转嫁到妻子身上。

《采石矶》中的黄仲则在社会的压抑下成了落魄的文人。

而《茫茫夜》
中满怀正义感和希望的于质夫在动乱的社会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成了一个几乎整天沉醉于酒、鸦片和女人之中的麻木的人。

郁达夫以率真、感伤的风格,毫不留情地将社会的鄙陋相剥脱给世人看,暴露了“零余者”被社会放逐的时代原因和形成“零余者”性格的内在因素,片面但却逼真地记录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剧变。

这些零余者形象的背后蕴藏着作者对时代、社会及人生的多重思考,对当时及后世无疑是一份优秀的遗产。

当然,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然和“多余人”、“世纪儿”有不同之处。

中国的“零余者”处境更为无奈,遭遇也更让人心酸,他们的生存状况本身具有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和控诉倾向。

较之“多余人”,“零余者”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内涵和性格矛盾,流露出更为强烈的忧郁和感伤情绪,染上了一层更为浓郁的孤独悲凉的色彩。

但他们虽然在黑暗中徘徊、彷徨,却也在黑暗中挣扎、反抗。

“零余者”并非单纯的多余,也非一味的无用,而是作家自行选择的一种反抗方式,这就是郁达夫的风格,郁达夫式的反抗方式。

他在《还乡记》里不是以将钞票垫在脚底下来发泄对金钱世界的愤恨吗?虽然这种方式并不可取,但却也表示了他心底的怨愤。

而在《零余者》的结尾作者这样呼喊:“前进!前进!像这样的前进吧!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所以,我们在那些激愤、悲哀、感伤的叫喊、呻吟中总仿佛还听到另外一些声音:“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运命底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零余者”们不愿向社会势力低头,追求自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渴望个人解放的同时,也渴望祖国的富强。

作家在写出了他们时代苦闷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作为时代叛逆的一面,同时还寄托了不甘沉沦,希望找到出路的愿望。

他们的形象,表现了一种“人的觉醒”,即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发现,体现了觉醒后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生命本质的一种深深的感觉和认知,他们的思想力量和悲剧命运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三
郁达夫总用真诚的笔调真切地讲述人生的感伤行旅――“零余者”
的感伤行旅。

他一路走来,悲悲切切,凄凄惨惨。

这使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充满着一种悲剧情调。

在这种悲剧情调中似乎一直回响着这样两种声音:“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这种悲剧情调把人们带进了浓重的忧郁与感伤的气氛中,使人们在沉重,压抑的悲哀心绪下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慰籍和解脱,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道德震撼,从而激发起人们斗争、反抗的意志,去承受时代的风雨。

关于悲剧,郁达夫认为:“古典派作品的悲喜剧,结局悲喜最为分明,实在,天下事决没有这么的巧,或这么的简单和自然,以及这么的悲喜分明。

有生必有死,有得必有失,不必佛家,谁也都能看破。

所谓悲,所谓喜,也只执着了人生的一面。

”他虽然描写觉醒人性的被摧残、被压抑,但是并没有让这些美好的东西毁灭,而是以病态、畸形的方式继续挣扎、继续反抗。

因而,郁达夫的悲剧情调所激起的审美快感较为复杂,因人们审美心境或思想感情的不同而激起不同的快感:一种是由悲哀而产生的自我怜悯,一种是悲愤而激发的反抗情绪。

由于他作品强烈的“自叙传”色彩,自我形象“零余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患有的时代病。

因此,“零余者”的人生悲剧对这些人来说具有一种自我怜悯的暗示。

作家为了倾泻胸中的郁闷而抒写的自我悲剧,使他们切近地感到这就是在写他们自己。

他们与作品中人物同病相怜:从对“零余者”们悲剧命运的同情,到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迷惘彷徨;从为作品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悲哀、感伤,到为自己孤独、苦闷的现实处境而郁郁寡欢。

他们或许很难从这种审美快感中激起道德上的冲动,却无疑会由自我怜悯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郁达夫曾经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作品不是沉沦下去,而是挺身而出,昂然兴起。

人们在审视“零余者”们自身悲剧或喜剧性因素的同时观照自身,发现自己是胜过他们的,自身没有或者可以战胜他们性格上的那些弱点,从而从弱者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由此它可以转化为
反抗的信心和斗争的勇气。

一个真正的典型,有着永恒的审美价值,源于它总是可以超越时代民族,在人们心中不停地获得一种心理对位。

郁达夫的传世之作之所以具备难以消失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能活在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心中,迄今人们仍能在那些形象中发现自身的内心世界,发现心灵深处的欲求,与他共欢乐,共爱憎,共忏悔,共迷惘,共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