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刘大櫆《论文偶记》赏析

清·刘大櫆《论文偶记》赏析
清·刘大櫆《论文偶记》（节录）
[原文]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2]，是矣。

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3]，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

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

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4]。

人无经济[5]，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

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

譬如大匠操斤[6]，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7]，何处设施[8]？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

故文人者，大匠也。

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9]，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

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

神只是气之精处。

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

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

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

”[10]此语最形容得气好。

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11]。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

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12]。

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13]，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
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14]。

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15]，有奇在丘壑者[16]，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

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

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

扬子《太玄》、《法言》[17]，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

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

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奇，正与平相对。

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

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

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18]。

文贵简。

凡文，笔老则简[19]，意真则简，辞切则简[20]，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21]，品贵则简[22]，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故简为文章尽境。

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天德者眩，知德者厌。

”[23]此语最有味。

文贵变。

《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

”[24]又曰：“物相杂，故曰文。

”[25]故文者，变之谓也。

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之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

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

典漠训诰[26]，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

至孔于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

《左氏》情韵并美[27]，文采照耀。

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28]。

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29]。

唐人宗汉，多峭硬。

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

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校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

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30]，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

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

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

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注释]：
[1]《论文偶记》：刘大櫆阐述其文学思想的专著。

[2]曹子桓：魏文帝曹丕，论文以气为主，见其《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敌。

”苏子由：宋代散文作家苏撤。

论文以气为主，见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以为文者，气之所形。

”[3]灏（hào浩）：浩大。

[4]出辞鄙倍：《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鄙倍，鄙陋背理。

“倍”通“背”。

[5]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主张、办法。

[6]大匠：技术高超的匠人。

斤：斧头。

[7]成风尽垩手段：《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

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垩(è扼)：白土。

慢同“漫”，涂抹。

斫：砍。

[8]设施：设置安排。

[9]能事，本领，才能。

[10]李翰：唐代文学家，字子羽。

引语见李德裕《文章沦》：“从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

’盖调是矣。

”[11]希声：见本书刘大櫆《答吴殿麟书》注，窈渺：美妙。

[12]矩：标记。

[13]渡：测度。

[14]“珍爱者必非常物”：“韩愈《答刘正夫书》：“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

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15]笔：笔法，笔力，
如曲笔，伏笔等。

[16]丘壑：指意境深远。

[17]扬子：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早年从事辞赋写作，后来认为这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

曾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

[18]太史公：司马迁。

《伯夷传》是《史记》列传中的一篇。

[19]笔老：笔法老练。

[20]辞切：言辞准确切要。

[21]气蕴：文气含蓄深厚。

[22]品贵：文风庄重。

品，品格。

[23]程子：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引语见《二程全书遗书第二上》。

[24]“虎变”二句：《易革》：“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又：“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文柄”、“文蔚”均指文采（原指虎、豹身上的花纹）鲜明、丰茂。

《文心雕龙原道》：“虎豹以炳蔚凝姿。

”[25]“物相杂”二句：语出《易系辞下》。

相杂，相互杂错。

[26]典谟训诰：指《尚书》，典、谟、训、诰，皆《尚书》中的名目。

[27]《左氏》：即《左传》。

[28]纵：自由放纵。

[29]子长：司马迁。

[30]即物：就物，凭借具体事物。

桐城派作家在从事散文写作的同时，多重视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论文偶记》是桐城文论的第一个篇幅较长的专著，集中表观了刘大櫆的散文创作主张，在桐城派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译文]
文贵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珍贵最喜爱的东西，必定不是平平常常的物件”之意。

然而，有的奇在字句上，有的奇在内容上,有的奇在行文上，有的奇在构思上，有的奇在内转情气，有的奇在意理精神。

仅仅是字句奇，不足以称奇，气奇才是真奇；神奇也是自古以来很少见到的。

各种奇的等次地位虽然是这样的，但字句也不可平淡无奇，因为字句奇也体现出为文者的一种本领。

扬雄的《太玄》、《法言》，语句奇奥，韩愈非常喜欢它，所以韩愈的文章就很奇特。

文章的奇气是最难认识和掌握的，大体说来，就是要忽起忽落，气之来也
没有端绪，气之去也没有痕迹。

读古人的文章，在起落转接的地方，觉得有难以探测、不可知识之处，便是奇气的体现。

奇，刚好与“平”相对。

气即使非常盛大，但若一直盛大开去，就不能算是奇。

真正的奇，要在文章内气的运行之中，时时有所提顿、跌宕、起伏。

司马迁的《伯夷传》可以称得上是神奇。

文贵远，远就一定含蓄。

或者是句上有句，或者是句下有句，或者是句中有句，或者是句外有句，说出来的少，不说出来的多，才可以称得上是远。

往昔古人论画说：“远山不画纹理，远水不画波纹，远树不画枝杈，远人不画眼睛。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远则韵味悠长。

文章达到了韵味悠长的地步，就没有什么可以复加的了。

前人说司马迁的文章，情意深微，旨趣精妙，都寄托在文字笔墨和思路结构之外；又说郭忠恕画远在天外的许多山峰，都用很少的笔墨，几乎看不出如何用笔墨的痕迹。

所以司马迁的文章，是班固所达不到的。

所要表达的情意完了，文字也就止住，这已经是天下最好的语言表达，然而文字止住，情意却无穷无尽，则更为佳妙。

情意到达的地方用不着文字也到，文字止住的地方情意却无穷无尽，从司马迁之后，只有韩愈、欧阳修略得一二。

文贵变。

《易》中说：老虎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光亮，豹子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鲜丽。

又说：“事物相互交杂，所以才称之为文章。

”故而，文者，说的就是变啊。

一本集子中的文章篇篇变，一篇文章中的章节段段变，一段文字中的语言句句变，精神在变，情气在变，境界在变，音节在变，字句在变，这只有韩愈能做得到。

行文的方法有平有奇，应当是兼而有之，才能充分显示写文章的本领。

上古时代，文字刚产生，实字多，虚字少。

《尚书》的《典》、《谟》《训》、《诰》，文字十分简朴古奥，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文法还不完备。

到孔子的时候，虚字已经详细而完备，于是写文章的人就能够将所要表达的事物的神气形态全部描绘出来。

《左传》的情致和韵味都很美，文章光彩耀眼。

到了先秦战国时代，就更加疏荡恣肆。

汉朝人有所收敛，稍微走向了劲健质实，只有司马迁能集其大成。

唐朝人宗法汉人，然多数趋于峭拔硬挺。

宋朝人宗法先秦，得到了先秦文章
疏荡恣肆的一面，但却有失于浑厚丰赡，情气韵味也显得有些淡薄。

写文章必须虚字用得充分而后方能使精神情态全部显现出来，怎么可以随便节制减损呢?如此看来，枝蔓敷展软弱无力，缺少古人那种浑厚沉郁的情气，就是后人的文章越来越浅薄的地方。

史马迁文章的句法看起来似乎累赘重拙，而实际上那正是它古朴厚重可爱之处。

文贵去掉陈词滥调。

韩愈议论写文章，把去掉陈词滥调作为第一要领。

后人认为韩愈是由于写文章特别好奇才这么说的，不知道古人作文没有不重视去掉陈词滥调的。

不妨看看欧阳修、苏轼等名家；曾经直接搬用过前人的一句话没有?韩愈不仅说要去掉陈词滥调，而且特别强调去掉陈词滥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经史诸子百家的文章，已经读得很熟了，但却不许抄袭它们的一句话，要完全另作一番言语，难道不是很难吗?韩愈在所作《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一定要说属于自己的话，不因袭复蹈前人一言一句，这又是多么难啊!”这正与“戛戛乎难哉”互相阐发彰明。

李翱亲自到韩愈门下去接受教育熏陶，所以他议论文章，把创辟新意铸造新言作为宗旨。

所谓创辟新意，如《春秋》之意不同于《诗》，《诗》之意不同于《易》，《易》之意不同于《书》就是。

所谓铸造新言，如描述笑哂的情状，《论语》用“莞尔”，《易》用“哑哑”，《榖梁》用“粲然”，班固用“攸然”，左思用“辗然”；后人作文，凡是描述笑，都不宜于再用以上的用语。

李翱的话，虽然觉得有些太过分，但这是他亲身聆听到了师长的训导，所以阐发彰明为这个样子，从这里也可以窥测到韩愈学习写文章的主要宗旨。

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只有古人作文言辞必定是自己创造的，以后的人做不到就开始剽窃，后人都指靠前人而公然地相互抄袭，从汉代到今天用的是一样的陈规旧律。

"现今的人写文章，改头换面地袭用古人的现成语句，还自称为有出处，自夸为典雅，不知道这实质上是抄袭、剽窃啊。

以前有人说，“杜甫的诗和韩愈的文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这所谓来历，是说凡用一个字两个字，一定是有根据的，并非直接搬用别人的语句。

何况诗歌与古文又有所不同，诗可以用成语，古文就一定不可以用。

所以杜甫诗作中用了不少古人的语句，而韩愈对于经史诸子的文章，就只用一字
或两字而止。

如果径直搬用了四个字，那就可以知道是后人的文章。

大致说来，文字是个日进日新的东西，如果陈陈相因，怎能不被看作是臭腐呢?即使原本是古人的意思，到行文的时候，也应当重新加以铸造，一样的言语，不可随便就直接搬用古人的，这就叫做去掉陈词滥调。

未曾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

人们常说的“经对经，子对子”，那指的是诗赋偶俪八比的八股文。

如果是散体古文，那么，《六经》中的文字就都是陈言。

[写作背景]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颇具影响的散文流派。

由方苞开创，刘大櫆、姚鼐等又加以发展。

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强调写文章应重视“义法”。

刘大櫆师事方苞，受姚鼐推崇，论文强调“义理、书卷、经济”，重视“神气”、“音节”、“字句”。

所著《论文偶记》是桐城派最早的理论专著。

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论文总纲，二是为文细则。

这里选取的，是为文细则十二项中的四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写作经验和灵动文风。

[层次结构]
这四则偶记分谈“文贵奇”、“文贵远”、“文贵变”、“文贵去陈言”。

第一则分三层：先点明“文贵奇”的论说主旨；次说明“奇”体现在许多方面，而以“气奇”为最重要；最后阐明“气奇”的要领在“于一气行走之中”能“时时提起”。

第二则分两层：先指出“文贵远”的实质就是“含蓄”、“味永”；然后说明，要达到“远”，就必须做到“言止而意不尽”。

第三则分三层：首层点明“文贵变”主旨，并进而指出“变”是“文”的本义，且体现于神、气、境、音节、字句等各个方面。

第二层是依次简述从《周易》到宋代各时期之文在“变”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情况和得失。

最后一层是强调在“变”的过程中，要保持厚重与疏纵的兼备。

第四则阐发“文贵去陈言”的旨意，从韩愈的倡导说起，大致有下列几层意思：一、“去陈言”很难；二、“．去陈言”体现在“创意”和“造言”两个方面；三、批评“今人行文”，喜用古人成语，有剽窃之嫌；四、即使用“古人意义”，行文语言也须“重加铸造”。

在结构上，这四则偶记，皆先点题后分析，体制基本一样。

在分析中，皆注重义理阐发，且讲究音节、字句，体现了刘大櫆一贯的为文主张。

然而因为是“偶记”，有感而发，随想随记，虽全文思路灵动，辞采华茂，但在具体层次安排上，也就是在“辞章”上，并未见出特别经心之处，故而不必深究。

[内容述评]
要进一步领悟这“四贵”的精神实质。

在“文贵奇”一则中，作者最注重的是“气奇”。

以“气”论文，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传统出发点。

刘氏认为，文气存在于行文的“起灭转接”之中，是文章内在的一种生命气势；“奇与平相对”，气奇，就是要在“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即行文要开合抑扬，起伏跌宕；对“气奇”的审美要求，则是要来去无端，不落痕迹。

刘氏论“文气”，着眼于文章内部的深层结构，见解有独到之处。

在“文贵远”一则中，作者强调为文要“含蓄”、“味永”。

所谓含蓄，就是要“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言止而意不尽”；所谓“味永”，就是要文外无穷；意味、韵味幽深长远。

刘氏这一“贵远”的观点，与中国古代诗论、文论中一贯重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念相承接，体现了一切艺术表达都是在有限中见出无限的基
本审美特征。

在“文贵变”一则中，作者是从两个角度来谈“变”：一是说行文中处处要有变化，这是就一篇篇文章而言的，即“文似看山不喜平”之意；二是说诗文代变，文体屡迁，因而要应时而制，不可拟古不化，这是就文章发展史而言的，即古人所说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之意。

后者是说要有“变”的观念，前者是说要采取“变”的方法，认识和方法皆到位，方能在“变”中取胜，这是有道理的。

在“文贵去陈言”一则中，，作者反复强调为文中“去陈言为第一义”，并认为“去陈言”应体现在“创意”和“造言”两个方面，这都是很有见地、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但文中过分强调“词必己出”，认为“诗可用成语，古文则必不可用”，似有偏颇之嫌，读者当取其重视独创的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其中的所有细则。

独创，这是贯注在这四则偶记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因而在“文贵奇”、“文贵远”、“文贵变”、“文贵去陈言”之上，应当加一个“文贵独创”，因为独创确是文章的真正生命所在。

创者易工，因者难巧；与其同能，不如独胜；人各有心，文各有意；体会光景，贵乎自得；这类至理名言，都是在昭示独创精神的难能可贵。

[艺术特色]
作为“偶记”，这是四篇思路灵动、引文自由的短小说理文。

从论文写作的角度看，其可借鉴之处大致有如下三点：
一、在突出要点时要注意思想方法的辩证性
文章美，是一种多元综合的整体美，写论文谈文章美时，当然要强调某些要点，但切忌以此破坏整体美的统一性、和谐性，来片面夸大某些要素的意义。

刘氏在“文贵奇”中强调“气奇”，但同时指出、奇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使是字句“亦不可不奇”。

在谈到“文贵远"时，尽管强调“言止而意不尽者尤佳”，但同时认为，“意尽而言止者"虽低一等，却仍不失为“天下之至言”。

他虽然强调奇、强调变，但同
时指出，“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

在谈这“四贵”中，作者总是先罗列每一种“贵”可能有的种种体现，然后通过比较来说明主次轻重，以免顾此失彼；而在谈到历代文章风格得失时，则更是肯定各家特长，决不能奉一尊而否定其他。

类似这样的全面观点、辩证方法，在写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论文时，是应当特别注重的，因为思想方法的偏激，不仅是个文风问题，而且往往是学风和人品不正的体现。

二、注意论理与材料的并举和统一
一般说来，论说文的论点主要是通过逻辑推理和事实材料来证明的，但事实材料往往比逻辑推理更有说服力。

这四则偶记主要是谈怎样写文章的，因而这里的事实例证就不仅有说理之用，还有指导实践之效。

刘氏所以一边说理，一边又从文学史中选取那么多作家作品来予以证明，就是为了让读者多接触一些既可以启发思维又可以指导实践的历史知识和感性材料，以求得真知。

而这几则短文之所以会显得那么自由灵动而不空洞板重，也正是由于作者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和采用了论理与材料相结合的论说方法。

这道理说起来很浅显，但却是每一个操笔者所必须特别用功之处，因为这里既须思理之深，又须功底之厚，否则何来结合，何来统一!
三、思路灵动跳跃，语言简练明快
将谈艺论文写得凝滞枯燥，味同嚼蜡，确是对文论家的一种反讽。

刘氏的这四则偶记；可读性非常强，这是它最值得称道之处。

此乃得力于思路的灵动跳跃，语言的简练明快。

论理与材料不断交错，自言和引言随时穿插，说古道今来来去去，正论反推开开合合，然而仍能保持文章意理之融贯无间者，此之谓思路灵动跳跃。

而且灵动富于启迪，跳跃发人深思，把读者的思维也调动进去，读起来就有味道了。

语句短小，不事修饰；判断句多，不重演绎；或排比、对偶，皆水到渠成；或断续、转承，皆势所必然；这都体现为语言的简练明快。

此种语言，看似信手拈来，未曾经意，却恰恰是眼界、思路、文笔、语感皆经过长期修炼方能达到的自然结果。

[参考资料]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宋·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语贵含蓄。

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

”《国语》：“物一无文。

”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义’为‘文’。

”
《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

”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清·刘熙载《艺概》)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文，此无方之数也。

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渴之源。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唐·韩愈《答李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