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庚款留学_周棉

论庚款留学
周　棉　李　冲
内容提要　1909年,美国率先把部分庚款退还中国,此后,英、日、法、比、荷、等国也先后把部分庚款退还。

这些退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史称“庚款留学”。

中国派遣庚款留学生的谈判充满了争取主权的艰辛;庚款留学考试较其他留学考试严格;这一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对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庚款留学　缘起　影响
庚款留学缘起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美、英、德、法、日、奥、意、俄、比、荷、西等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限期39年,本息共达9.822亿两。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子赔款”。

庚款留学是由庚子赔款的退赔部分用作到国外学习的留学项目,它最早是由美国所引起,此后,英、法、比、日等国也先后仿效。

(一)庚款留美的缘起
美国从庚款中获得3200万两白银,外加年息,到1940年本息将达5300多万美元。

如何看待和使用这批赔款,美国国内有人提出,赔款数目过大,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应把部分还给中国。

中美之间就退还庚款的交涉始于1902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赴任以后。

他赴任以后,首先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庚款“还金”还是“还银”①问题会谈。

他提出,中国财政支拙,若要一概还金,民间负荷极大,后果不堪设想。

基于美国政府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觉得梁诚的话极有道理,并觉得美国所得庚款“原属过多”。

梁诚则趁机建议“核减庚款”,海约翰同意将此事禀告罗斯福总统。

1906年,在天津和冀鲁交界处传教已30余年、深知中国民众“仇洋”心理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借回美国本土募捐的机会,设法拜见了罗斯福总统,提出“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事件(按指义和团运动)难以再生”②。

此议得到了罗斯福的赞许。

同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的一封备忘录中说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③这些建议反映了当时美国教育界及政界对庚款的看法,即从美国的对华关系出发,通过退还庚款等一些实事,消除中国人的“仇美”心理,扩大美国的在华影响。

1907年梁诚经美国内政部长詹姆斯·加非尔德和商务、劳工部长斯特劳斯再次向总统进言减少赔款,罗斯福决定付诸实施这一计划。

1907年12月3日,他在国会正式宣布:
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力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文化。

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材。

④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罗斯福的建议,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仪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美国正式退还庚款,到1940年止,将美国应得庚款的一半1078.5286万美元(加上利息计1160余万),逐年逐月“退还”中国,中国方面则保证将此款项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并规定,该款由中美双方组成董事会共同管理。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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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社会发展”(项目号:06JJ D770014)的成果之一。

政府为此照会美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并派时任奉天巡抚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唐绍仪专程赴美致谢。

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⑤,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中国,并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并派孟禄博士为非正式代表来华商谈具体方案。

同年8月孟禄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国教育界的热烈欢迎。

孟禄,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中华教育改进社名誉董事,在退还庚款问题上美国政府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在谈到庚款用途时说:
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绝不附有任何用途规定之条件。

虽正式议案前冠有“用于教育与文化”事业之引言,亦纯为恪循中国教育界之意思而防止此款或误用于军事或不正当之途耳。

至具体管理办法之决定,悉委之新组织成立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故众意佥同也。

⑥
孟禄提出,由中国政府来组建管理这个基金的董事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共15人,中方10人,美方5人。

中方10人是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丁文江、周诒春,都是中国政界、外交界和文教界的名流;美方5人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罗杰·格林、中国国际救济会董事长阿尔·贝克、美国花旗银行总经理C.R.贝纳特。

中美双方批准了这一方案。

9月17日,中国政府对外公布。

随后,董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举颜惠庆为首届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并拟定了章程。

至于款项的用途,则根据教育经费独立的原则,采纳了孟禄提出的“四不当用”和“三当用”方案,首先用于普及农村教育和改进中学教育,其次用于改善理工科学校的教学设施。

不过,由于后来该项基金的管理者蔡元培、任鸿隽、丁文江、胡适、翁文灏、竺可桢和赵元任等都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因此,这笔基金并没有主要用于普及农村教育和改进中学教育,而是用于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和相关的科研方面。

1925年5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京举行首届年会,讨论确定了基金的使用原则和方法。

6月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任命范源濂为首任干事,曾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任鸿隽则应范源濂邀请,任行政秘书,并逐渐转为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成为管理和决定这一基金的重要人物。

此后,英、日、法、比、意、荷等国也陆续决定退还庚款,其中美、英、日、法、比、荷等国在退还的协定中,都有把退还的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各自国家留学的规定。

利用此款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即历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学”。

⑦
鉴于篇幅的原因,略去对庚款留英、留法、留比等国缘起的回顾,但庚款留日情况因太特殊,还需扼要论述如下。

(二)庚款留日的缘起
日本所获庚款的数额很大,位列第五。

1922年成立“对支文化事务局”,来掌管利用庚款筹办对华文化教育事业的事务。

1923年底,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官员出渊胜次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进行非正式的磋商,大致商定将庚款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包括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

其目的是撇开中国政府,按照日本政府不可告人的目的,培养日本意识俘虏下的中华民族观念薄弱的中国学生。

因此,这个决定遭到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⑧1924年2月6日,中日正式签订《中日文化协定》,其中规定将一部分庚款用于留日中国学生的补助费用,设置320个名额。

但这个规定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激烈反对。

1924年4月26日,全国教育联合会退还庚款事业委员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十个团体发表宣言,指出:“照日本规定的办法,无论何人,总觉得是日本的内政延伸到国外。

”⑨鉴于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建议废止这个协定。

由于当时赴日留学无须领取证书,为了杜绝庚款留日,192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修订的《发给留学证书规定》:未领证书直接到国外留学者应受四项制裁,其中第三项为“不得请补公费及庚款补助费”。

⑩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日本对华文化协定,停止留日学生的庚款补助。

但后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继续利用庚款补助中国留日学生。

日本与美国退款的最大不同就是:美国除了规定把款项用于教育事业外,中国对退款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而日本的退款则操纵在日本政府手中。

单就退款数量所占庚款总量的比例来看,二者也相距甚远,美国将应得庚款的一半退还给中国。

而从1923年底到1937年的14年间,日本用于中国留日学生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日费用,还不到中国付给日本总数的19%。

1可见当时日本退还庚款的真实动机。

庚款留学生的选派
(一)关于庚款留美生的选派
1.清华学堂时期庚款留美生的考选
在美国决定退还庚款后,清政府开始积极筹备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工作。

1908年,外务部和学部共同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

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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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共同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并拟定了较具体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

9月4日,赴美选拔首次考试在学部举行,从140名报考者中录取了47名。

同年,留美教育的常设机构游美学务处成立,具体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工作,周自齐任总办。

后来,内务府又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堂。

此后,清华学堂就成为培养庚款留美生的学府。

1910年7月举行第二次考试,录取包括赵元任、胡适等在内的70人。

1911年7月举行第三次招考,录取63人。

清末选送的庚款留学生三批共计180名,因为出国前都经过了学务处的“甄别考试”,所以他们被称为“甄别生”。

“甄别生”的派遣是继幼童留美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官派留美教育活动。

2.民国初期庚款留美生的选派
民国成立后,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此后留美庚款生的派遣就由清华学校具体负责,直到1929年其留美预备部使命结束为止。

从1911年清华预备学堂成立到1929年游美学务处结束,加之此前直接赴美的180名,总共派出庚款留学生1279名。

此外还有自费津贴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生60人,袁氏后裔特别生2人。

121919年,清华学校在《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中明确津贴的宗旨是:“体恤寒奖励游学,使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

”13其中蒋梦麟、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等都接受过庚款津贴。

袁氏后裔特别生是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根据国务会议通过的《项城袁氏留美学额简章》和《项城袁氏入学简章》而入学的袁氏后裔学生。

1929年,此规定被取消。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庚款留美生的选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留学教育统一规划,继续利用庚款派遣赴美留学生。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隶属于教育部,中美双方外交部协商决定的留学派遣权也收归教育部,但留学美国的工作仍然由清华大学负责。

1929年该校考选留美专科生10人,分赴美国各大学学习。

教育部在1933年颁发《考选清华留美公费生办法纲要》,规定三年之内每年公开考选25名学生留美,其选派范围已经由清华一校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

1933年8月,清华大学在南京、北平两地举行第一届留美考试, 180人应考,最后录取25人。

1934年8月,录取钱学森等20人。

另外,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34年起,将美国退还庚款拨出一部分选拔学术人员赴美留学。

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35年8月,举行了第三届留美考试,录取30人;1936年,教育部再次命令清华大学继续举办三届留美生的考选,每年选派32名,同年8月举行第四届考试,录取王铁崖等18人;1938年,清华大学举行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录取17人;1939年的第六届考试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中断,直到1943年抗日战争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时才举行了第六届留美考试,录取了包括杨振宁在内的22人。

(二)关于庚款留英生的选派
1933年8月,第一届庚款留英考试举行。

由于庚款留英的宗旨是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培养专门人才,所以留学选拔考试在所有留学考试当中最为严格,前六届的选拔考试录取率仅为7.22%14。

从1933年到1945年共考选九届193人15,见下面庚款留英学生一览表16:年份届数录取人数主要代表人物
1933年第一届9石声汉、王葆仁、吴大任等1934年第二届26陈永龄、夏坚白、钱临照等1935年第三届24张文裕、钱钟书、许宝禄等1936年第四届20翁文波、吴征锴、辛一心等1937年第五届25卢嘉锡、张维、黄玉珊等1938年第六届20王应睐、王承绪、彭恒武等1939年第七届24钱伟长、郭永怀、李春芬等1944年第八届28曹日昌、王宪钟、张沛霖等1945年第九届17黄昆、邹承鲁、王佐良等
(三)关于庚款留法、留比生的选派
1937年5月中法教育基金会举行第一届留法公费生考试,在国内录取3名,即学习流体力学的吴新谋、镭学的钱三强、微生物学的魏英邦;选取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2名,即学习语音学的陈定民和光谱学的钟盛标。

后因二战爆发庚款留法停止。

1929年8月,中比庚款委员会举行赴比利时庚款留学生的考试,结果录取20人。

后来,国民政府还与比利时政府商定,从1932年起,利用中比庚款设置公费留比学生名额为64名,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留学生陆续前往比利时。

从1929年开始到1934年,中比庚款委员委托中国教育部先后分五批招考留比学生共74名17,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汪德昭、童第周、钱令希、吴恒兴和著名画家吴作人等。

(四)关于庚款留日生的选派
由于在日中国留学生经济困难和缺乏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了解,日本利用庚款补助中国留学生在抗战前得以继续。

截至1934年,“资助中国政府选派的一般留学生和由日本各大学自己推荐的留日生累计支出共400万元左右”18。

据1937年12月日本外务省的调查,在七七事变后留在日本的403名中国留学生中,得到庚款补助的有94人。

19七七事变后,日本为尽快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由外务省直接开始插手在中国国内选拔留学生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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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颁布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两个文件,把在中国直接选拔庚款生的名额增加为85名。

20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为推行奴化教育,利用日本庚款派遣了很多留学生,但因资料所限,运用庚款留日学生的具体数字还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

庚款生的影响
客观地讲,庚款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之大已经有目共睹,但因为他们运用使中国人蒙受屈辱的“庚款”出国留学,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鲜被提及。

而且由于长期狭隘偏执的观念所致,人们对他们的贡献也常常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评论。

好在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人们的看法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不管人们如何去评价他们,事实是这些人在20世纪主导了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而更为不易的是,不管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都能固守以国家和民族兴衰为己任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精神,努力地去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21下面分几个方面叙述之:
(一)开创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性工作
庚款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始于其留学期间,回国以后,更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性工作。

1.通过创办杂志、社团来宣传科学
庚款留学生以实科为主,直接接触留学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亲眼目睹了留学国国力的强大,从而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念头。

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就必须先引进科学,然后再开展科学研究。

1914年,时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等人发起创办《科学》月刊,并于1915年1月正式发行。

《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2为宗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定期的科学杂志,对科学在国内的普及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它所发表的文章如胡明复的《万有引力之定律》、竺可桢的《说风》、杨铨的《电灯》等,为国人了解和接受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科学》还介绍较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科研成果,如任鸿隽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杨铨译著的《爱因斯坦相对说》、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1915年至1924年间《科学》介绍科学的文章达1000篇以上,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随着《科学》月刊的影响日益扩大,庚款留美生于1915年10月25日成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社。

该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23为宗旨,网络了国内外大批的科技精英,开展了出版物、图书馆、生物研究所、年会、讲演、展览、奖金、参加国内教育活动、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设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十项事业。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中国科学社的许多成员成为研究院的骨干。

中国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在艰难的条件下,互通有无,通力合作,使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逐步走向正轨,奇迹般地保持发展。

2.通过研究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庚款生做了大量充满艰辛的工作,取得了许多辉煌的业绩,代表性的有:茅以升创造性地于1933年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是我国交通史上的一座丰碑;侯德傍创造出苏维尔治碱法和联合治碱法;竺可桢回国后组建了40多个气象观测站,摸索出我国气象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国最早对东亚季风和台风进行研究的气象学家;胡明复1917年归国后,在上海大同学院、东南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创设数学系,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胡刚复、颜任光、叶企孙、吴有训等人则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开拓者。

钱学森回国后即投身于共和国导弹的研究,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已回国在清华任教,为培养我国年轻学者贡献最后的力量。

庚款留英学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第四届的翁文波, 1940年在玉门创建我国第一支电法探矿队,1950年组建我国第一支地震勘探队,是我国石油物探事业的奠基人;第七届的钱伟长是世界上第一位计算人造地球卫星损失度的人。

正是由于庚款留学生对科学的大胆实践,为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庚款生主要学习理工农等实科,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回国效力,可是,当时的中国百业不兴,没有多少“实业”可做,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投身于教育事业。

截至1925年,清华庚款留学生约有620人回国,从职业分布上看,教育界占33.78%,是所从事职业当中最多的24。

1949年以前,庚款留美毕业生任大学校长、院长者有39人,系主任者63人,教务长11人25。

如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等。

正是由于留学生的特殊作用,“中国教育在从旧式体制向新式体制的过渡中,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旧制”26。

这里的“留学生”当然包括庚款留学生,并且比重还很大。

其主要贡献有二:
1.引进西方进步的教育理论,开展教育试验和改革
庚款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对欧美的先进教育耳濡目染。

回国后,他们一方面撰文介绍,一方面邀请国外的教育家来华讲学,杜威、孟禄、罗素等知名学者先后应邀来华。

特别是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掀起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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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教育思潮。

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开辟“杜威专号”,发表了不少有关介绍和研究杜威实用主义的文章。

从1919年5月起,杜威在华两年多时间,到全国各地演讲,胡适等把他的讲演整理出《杜威五大讲演稿》大量刊行。

后来,以杜威等人的先进教育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创立了许多新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理论。

1920年,廖世承与陈鹤琴在南京高师用心理测验考试学生。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试验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后来,进一步形成“教做合一”等先进教学方法。

廖世承用“等组法”进行试验。

陈鹤琴1931年在上海工部局小学试验文纳特卡制。

这些教育试验和改革对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2.改革旧学制,建立新学制
庚款留学生在推动中国学制现代化过程中做了许多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先是在《新教育》、《教育杂志》等报纸杂志上宣传建立新学制的意义和具体的设想。

如陶行知在《新教育》第4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廖世承建议中学生的学制设置应该“课程丰富,使学生有选择余地”,“采用能力分组办法,以学科为升班单位”来适应他们的个性发展27。

1922年,廖世承在教育部召集讨论学制的会议上提出把中学学制定为“三三制”。

后来,在胡适的努力下又加上了“注重生活教育”。

1922年11月公布的新学制“六三三四”学制与美国的“六三三”学制很相似,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一直被沿用到现在。

(三)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1.宣传、启蒙民主思想
庚款留美学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是批判封建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胡适留美期间就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响应国内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支持共和,反对封建专制。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反对中国旧文学、旧文化的伟大革命。

1917年胡适回国,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1月起任《新青年》的编辑,6月主编《每周评论》,在批判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宣传个性解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2.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但北洋军阀的统治毫无民主可言。

对此,在西方生活学习多年,深受民主政治影响的庚款留美学者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独裁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1920年8月,胡适、蒋梦麟等7名教授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认为自辛亥革命9年来,全国“在假共和政治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28,号召全国同胞行动起来,力争废止军阀政府种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条例,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人身自由,还人民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

192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发表了许多抨击北洋军阀专制独裁统治的文章。

如胡适等撰文揭露曹锟收买国会议员贿选总统的事件,并要求国会彻底清查。

胡适与蔡元培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要求把北洋政府改造成为富有民主、体恤民情的好政府。

这些主张体现了庚款生要求现代民主的强烈政治愿望。

进入1930年代,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罗隆基,在担任《新月》杂志主编期间,发表多篇政论来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31年,他因抨击国民党专制而被捕,出狱后仍不改初衷,继续为民主政治而摇旗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法治的真正意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29。

这些主张对近代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起到了启蒙作用。

对庚款留学的评价
对于美国等国家退还中国庚款的目的,历来就有多种看法,一直到最近10年,看法也不尽一致,争议的焦点是有无侵略性质。

当初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完全是为中国考虑而没有侵略性质,如说美国决定退还庚款时,“并未附以改充教育经费之条件,此后决做留美经费,全出于中国之自决,再观私费生之数与官费几于相等,足证美国教育制度得华人之信任,并非受条件之束缚,美国对于教育中国学生,从未作为一种营业”30。

半个世纪以后,台湾还有学者提出,“美人素讲公道”,“于是若干开明之士,主张退还中国”31。

与此意见相反,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等国家退还中国庚款用于留学,其目的具有侵略性质。

如早期留学教育研究专家舒新城就提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培植留学生在文化侵略上收效以后,各国均有起而效之的意思。

”32到1990年代后还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还款的目的不在于友谊,而在于用这笔钱培养亲美人才,以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侵略和奴役。

”3退还庚款的“根本目的仍是要通过这种`文化投资'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化上的权益,通过培植一批亲美势力,最终从精神上控制中国,并非具有帮助中国发展教育的诚意”34。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过还可以进一步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

事实上,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合力作用下的结果,退还庚款并用之于中国派遣留学生,也应作如是观。

首先,作为当时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国不可能没有扩张意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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