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蜀中经历与其生态审美之变化

杜甫蜀中经历与其生态审美之变化
杨昇
【摘要】杜甫曾在晚年漂泊蜀地, 这是他人生中最为不幸的时期, 饱经战乱, 颠沛流离, 但以文学创作而言, 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个人的顶峰. 杜甫在漂泊蜀地的十年中,不仅认真观察并在诗歌创作中全面表现了西南地区的生态面貌和风土人情, 还亲身参与农业生产. 随着审美客体的不断变化, 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也在不断变化, 最终臻于化境.%Dufu had been drift in Shu area ( today ' s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City ) in his late years.This period of time is very unfortunate for him when he has been suffered from war and wandering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his literary works , no matter judged by quantity and quality , reached the summit in his whole life .Ten years in Shu area , Dufu carefully observed and completely embodied the ec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local customs of the southwest area in his poetry .He also took part in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of the aesthetic object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his works' con-tent and style also constantly changed , and at last , reached perfection .
【期刊名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30)011
【总页数】4页(P33-36)
【关键词】杜甫;蜀中;生态审美
【作者】杨昇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 浙江临安 311300【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并有着深厚文学传统
的家族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期著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官至兖州司马。

出身名门的杜甫七岁能诗，十五岁便“出游翰墨场”(《壮游》)，①文中所引杜诗均出自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二十岁以后直至去世，随着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波折，杜甫开始不断地进行自觉和被迫的迁徙，其流转生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南北壮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起，为了扩大眼界、结识名流，杜甫进行了数度漫游，历时达十余年之久，其间他到过金陵、姑苏、浙东、齐赵一带。

天宝三年(744)，杜甫与李白在洛阳相遇，为李氏的风华和文采深深吸引，两人遂同游梁宋、齐鲁，次年秋两人在兖州分别，李白南下江东，杜甫则前往长安。

第二个阶段是困居长安时期，长达十年。

杜甫到长安谋官未成，加之家庭突遭变故，生计日艰，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
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直至天宝十四载(755)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卑微职务。

第三个阶段是为官流亡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很快攻陷了长安和洛阳，杜甫听闻玄宗幸蜀，肃宗即位于灵武，遂将家属安置鄜州羌村，只身赴灵武追随天子，中途被叛军截获，解往长安。

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出逃，来到肃宗临
时驻地凤翔，受任左拾遗。

八月，赴鄜州探亲，九月官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十月底肃宗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

次年五月，外调华州司功参军，秋，弃官西去
秦州，又转赴同谷，停留仅一月，年底抵达成都。

第四个阶段是漂泊西南时期。

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在成都城西的浣花溪畔筑草堂，开始了他在蜀中的生涯。

期间在故交成都尹兼御史中丞严武的关照下，过得相对安定。

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诏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杜甫被
迫流亡到梓州、阆州一带，直到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度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
度使，杜甫才得以回到成都，并得到严武的荐举，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但由于无法适应幕府的生活，杜甫于永泰元年(765)五月携家人乘舟东下夔州(今奉节)，开始了在夔州不满两年的生活。

旅居夔州期间，杜甫作诗四百三十余首，创
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其一生的高峰，堪称黄金时期。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
甫启程出川，三月抵达江陵。

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不能成行。

在江陵一住半年，又移居公安数月，年底又到岳阳。

杜甫一生的最后两年，漂泊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度过。

大历五年(770)冬，病逝于湘江之上，
终年五十九岁。

在漂泊西南的十年间，杜甫留下了千余首诗作，数量占《杜工部集》所录的三分之二强，这一时期，无疑是杜甫最为重要的创作期。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诗被称为“诗史”，当然，杜甫的作品作为“诗史”绝非单纯客观的叙事，而是在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表达作者的心境。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放弃了华州的官职，携家人经过数月的颠簸
来到成都，开始了十年流寓西南的生涯。

在奔波途中，杜甫曾有一首作品抒写自己的心境：“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

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立秋后题》)在这首诗作中，杜甫通过蝉和燕两种对时令和节序特别敏感的动物来比喻自身对经历了重大变化之后的生活的深刻感触。

在经历了官场波折、饱受了战乱流离之苦之后的杜甫，在思想、认识和态度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仇兆鳌就指出：“余谓此诗，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

”[1](p544)此时的杜甫，已经开始倾慕身心的自由，生活的淡泊自
然，人生观也从早年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转变为对生命本真的追求。

在同期的诗歌中，杜甫也不断表露着自己“转念”后的心志，如“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夏夜叹》)，“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

”(《村夜》)在国势日颓、个人抱负和价值难以实现的背景下，“转念”是杜甫寻求解脱内心重负的必然选择。

杜甫避乱西南的十余年，是他心态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上，就是逐渐把目光从国家和社会转向自我，从而更多地关注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计。

成都时期，他更多依靠的是官场友人的接济与帮助，高适、严武等人的殷切照顾，使他度过了一段比较安闲悠然的时光，《江村》一诗，最为妥帖地表现了这种轻松适意的心态：“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而到了夔州以后的杜甫，已然丧失了朋友的庇助，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开始走上劳作自给的道路，将自己的多数时间投入山村的生产劳动之中。

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从成都迁往夔州府云安县，次年春，又来到奉节县的白
帝城，其《移居夔州作》一诗，记录了这一段旅程，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两句。

王嗣奭言：“‘农事闻人说’，盖已有为农之意。

”[2](p239)在将近两年的时光里，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过着农民式的生活，
他在督课农桑之余，也栽种果木，畜养家禽。

与其过往的诗作不同的是，杜甫在这一时期亲身实践了农事生产的各个环节，深刻而细致地体验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多以农作物和农业生产为审美对象，并且生动而细腻，读来毫无疏离之感。

宋人张戒曾指出，杜诗“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

”[3](p464)用以概括杜甫在蜀中的创作风貌，可谓十分恰切。

后人用“诗史”
指称杜甫的创作，原因之一就是杜诗对生活内容和审美客体真实、全面的再现和表现。

杜甫在夔州居住期间，得到了都督柏茂琳的照顾，经营着官府治下东屯的一片百亩农田，同时还拥有大片菜地。

他在《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一诗中对东屯农田的生产条件有着这样的描绘：“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

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

”在《夔州歌十绝句》之六中他还写道：“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

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可见东屯土地平整，水源洁净，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十分适合稻米的生产。

由于长期关注稻田的生产状况，杜甫对当地的气候状况愈加重视，尤其是水旱之情。

杜甫在夔州时有大量描写天气的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描写雨情的作品。

在一首以《雨》为题的诗中杜甫这样写道：“行云递崇高，飞雨霭而至。

潺潺石间溜，汩汩松上驶。

亢阳乘秋热，百谷皆已弃。

……清霜九月天，仿佛见滞穗。

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苍翠。

恨无抱瓮力，庶减临江费。

”可见杜甫面对夔州旱情时的忧虑与无奈之情。

《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一诗中，则表现了杜甫在丰雨期到来之时的欢快之情：“东渚雨今足，伫闻粳稻香。

上天无偏颇，蒲稗各自长。

”在这首诗里，杜甫还针对田间除草、插秧、日常管理等细节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叮嘱，为的只是能获得丰收，不仅自己届时得以饱食，更能惠及大众。

杜甫是一位心存大爱的伟大诗人，在自身生活难以得到保证的时候，他总还能想到其他人，这种博爱之心使他一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的想往与鼓呼。

但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相比较成都草堂安
居时期，此时的杜甫显然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自然环境，而不再只是关注人的活动，很显然，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杜甫身上所承载的巨大生存压力。

除却田地中的粮食，园囿中的蔬菜也是杜甫生活和创作中经常关注的对象。

从他专写自家菜园风貌的诗作《园》中，可以看出其面积、产出和内外部环境的概况：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园。

碧溪摇艇阔，朱果烂枝繁。

始为江上静，终防市中喧。

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飧。

”除供自家所需外，当有客来访时，主人也不忘从园中摘取一些新鲜的蔬菜进行招待：“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

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

”(《有客》)中国文学有田园诗的传统，作品多继承自陶渊明以降的风格和特色，表现对田园风光的喜好以及怡养身心的乐趣。

杜甫的菜园诗，一方面表现了他劳作之余的安逸心态和自足之乐，并籍此以陶冶情操，怡养身心；另一方面，他的菜园题材诗作，则展现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田园诗作的特点。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一诗，对杜甫当时种菜的真实情况有着较为详尽的描述：“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

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

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

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

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

”杜甫的菜园面积不小，甚至需要动用畜力进行耕种，而且园中蔬菜品种众多，产出丰盛。

杜甫对蔬菜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稻米，浦起龙对于“冬菁饭之半”的解释是：“谓其功半可敌饭。

……俭岁贫人之计也。

如此则菜之功用亦重，所以须督牛耕种，以供采撷接春之需。

”[4](p179)监督稻米生产与种菜，是杜甫在夔州时期谋生的主要途径，因此
诗人始终关注着与作物生产息息相关的气候、水文等生态元素。

倦于奔逐的杜甫晚年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他夔州时期审美心态和吟咏对象的改变，而蜀中生活的历练与日益宽阔的眼界与心境，促成了其多样化诗风的形成。

长期躬耕田亩劝课农桑的生活经历，使得杜甫对于农业生产和劳动积聚了非常深厚的情感，他的田园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与早于他的陶渊明和晚于他的陆游有着很多相近之处，洋溢着隐逸洒脱的文人气息。

杜甫在《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之一中这样写道：“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

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

御夹侵寒气，尝新破旅颜。

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

”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亲身参加生产劳动并最终获得收成的喜悦与欢快之情。

每次外出回归东屯田舍，都会让杜甫深切体会到农事的重要性以及饱餐之后的安宁心境和感恩之情：“复作归田去，犹残获稻功。

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

落柞辉光白，除芒子粒红。

加餐可扶老，仓廪慰飘蓬。

”(《暂住白帝复还东屯》)同样写于夔州的《竖子至》，则描写了果园的丰收景象和自己品尝新果时的喜悦和满足之情。

但是在夔州时期，杜甫更多的作品，在关注具体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流露出孤苦无依的情调，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诗人晚年多病，故交零落，生活可以说并不如意，而他本就心思沉重，在目睹了秋天空中孤飞的大雁，听到其凄凉的鸣叫声时，心中的失意之感和哀伤之情就油然而生，这首《孤雁》诗，表达的就是乱离漂泊中失群人的苦痛心境和人生凄凉之感。

表达类似感触的作品还有著名的《登高》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大历二载(767)重阳之日，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秋风凄厉，三峡地区特有的猿猴啼鸣不绝，诗人体会到的外部氛围倍加凄惨，而此时的杜甫，身体状况也已大不如前，在看到木叶纷纷凋落，长江滚滚而逝的场景后，心头倍感苦闷与孤愁，于是写下这首千古绝唱。

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的那样，“最能体现杜诗忆旧怀古之丰富内涵与飞动思绪的作品”[5](p189)首推《秋兴八首》。

《秋兴八首》其一，是杜甫在夔州所见奇景后
触景生情之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和悲愁的身世之感，全因夔州独特的地理环境触发而出。

枫树林中木叶枯落，巫山长江萧瑟阴森，这样的自然景象无疑令人倍觉沧桑凄凉，而江上的狂风大浪和风云激荡，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动荡不安的国家局势和诗人自身漂泊无依的某种暗喻和象征。

诗人的故园之思，家国之痛，借着峡江的景色得以充分地抒发出来。

从杜甫众多沉郁顿挫的作品中我们得知，他在夔州度过的生活远远不像那些农村田园之作中表现的那样轻松愉悦，更多的则是凄凉与孤苦之感。

唐代的夔州，地旷人稀，较为荒芜，杜甫本人就对“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赠李十五丈别》)的生活习惯极为不适应，由此带来的人际隔膜使得杜甫的不安全感剧增，他在《秋峡》一诗中写道：“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

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衣裳垂素发，门巷落丹枫。

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赞功。

”仇兆鳌注云：“夜须防虎，昼宜狎童，物性人情，种种可畏矣！”[1](p1725)夔州独特的地貌、气候与风物，导致了杜甫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与在中原甚至成都的生活相比，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导致作者的审美客体流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诗风上的变化，并随着审美客体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古代文人，在羁旅行役之际，举目山水，为当地或瑰奇或清丽的景象所震慑、吸引，进而转向山水，忘情山水，借当地山水来抚慰心灵的创痛，达到内心的平和，这既是饱尝人生况味之后的精神超越，也是对生活真谛的重新获得。

杜甫在蜀中的经历，是其苦难人生的又一波折，却也是其文学创作内容和风格终臻化境的重要契机。

在蜀中，尤其是在夔州，随着杜甫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转变，随着地域环境、生活内容的巨大变迁，诗人创作过程中的审美心态、审美客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创作风格上的多样化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夔州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定型之地，也是他另一种平易婉转、淡泊清逸的诗风的初现之所。

【相关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王嗣奭.杜臆：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张戒.岁寒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浦起龙.读杜心解：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