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史说》蚕丛卷之槐桑篇

《古蜀史说》蚕丛卷之槐桑篇
槐桑篇
生卒年公元前2122年~前2059年
帝尧十年，槐桑，昌螽长子，生于绵阳盐亭，其母为玄嚣部和羌族后裔，生性严而有礼，善桑蚕和家禽。

槐桑和其父性格迥异，其父昌螽比较随心随性，有点道家行事风范，槐桑则不然，其性严谨重礼，行事严谨有序，不苟言笑。

槐桑对族内的尊卑上下特别看重，他认为族长和族内长老应有绝对的权威，整个部族应有上下尊卑，行事有度不可随心所欲。

帝舜二十二年，槐桑继任族长位时已过不惑，接任族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族规列章程，设立了族长、长老、大管事、小管事、执法管事等等。

槐桑出生于绵阳以东，此时平原西北部和西南部的垦荒和治水都在有条不紊的开展着，三星堆聚落慢慢越来越大，人气渐增。

但蚕丛部若要进一步发展，除了农耕外，还需要再家禽、手工、蚕桑方面继续努力，其他氏族已经在慢慢崛起，人口渐增，比如柏氏。

因此槐桑加强了家禽驯养和陶器的制作与分工，各司其职，做好后拿到鸭子河畔的三星堆聚落交换。

此期间，盆地内整体的桑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区域不断往北和往南发展，种桑养蚕也不再是蚕丛氏的专利了。

盆地内的古蜀土著乃至异族也都开始养蚕但不会抽丝编绢之法，当下规模最大，掌握抽丝编绢技术的仍旧是蚕丛氏，“蚕丛王”之称也是实至名归，蚕丛王也成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为后世所知。

帝舜二十五年，盆地内粮食的种植水平和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桑蚕编绢也如火如荼的开展。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古蜀先民对生活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对肉食的需求就变多了。

为了寻求更多的禽肉来源，槐桑安排一些善训飞禽的族人，主要是入蜀的柏皇氏族人，到鸭子河流域和沱江流域做野鸭野鸟等飞禽的驯养。

鸭子河流域一直是盆地内侯鸟的迁徙地，每到迁徙时节，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飞禽，让槐桑他们忙的是不亦乐乎。

虽然失败的几率极高，但是几十年下来，
总有一些笨的鸟儿被人类手中的食物所拐而就范，驯养飞禽的过程何其漫长。

几百年后有一个驯养飞禽的佼佼者出现，曰鱼凫氏。

此时的手工业，主要是陶器、木器、石器，青铜器是极少极少的，前三者容易就地取材，但是青铜器的原材料铜，盆地内可不那么好找，此时从中原带过来的铜铁制式和用具已破败不堪，已无法作为器具。

最后被制成了简易的祭祀用品，此后古蜀的祭祀用品慢慢从石制改为了玉制和少许铜制。

此间插播一下四川盆地的祭品用度的衍变史：蚕丛和柏灌时代主要是木制，石制，少许象牙和极少量玉制铜制用品。

鱼凫神王时代祭品则更为精致，主要是象牙、铜器和玉制；古蜀帝时代则主要是金器、玉器、象牙和铜器；开明时代大型祭祀已不盛行，祭祀用品用度也极简，以宗庙祭祀石筍墓志为主。

玉制、铜制祭品起于蚕丛柏灌，盛于鱼凫时代，玉制、金制祭品是兴于鱼凫时代，盛于古蜀时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衍变顺序，后文会慢慢解释到。

帝禹二年，既为了祭祀用度也为了铜铁耕种的器具，槐桑专门成立了铜铁管事，负责铜铁的找寻和贩买。

此时云南东川的滇铜所在与昌意降居生活的朱提一带，二者所处区域高度重合，加之昌意留在盆地内的分支和朱提一带后裔二者一直都有联系，从未间断。

南北最初的贸易路线是昭通宜宾乐山这条路线，因为僰僚等异族时有滋扰，加之道途艰辛，才转道走今天的西昌汉源雅安邛崃崇州这条道，最终这条道成了四川盆地到滇北的主要贸易通道，史称“西南丝绸之路”。

鱼凫时代因为炼制青铜祭品需要巨量的铜矿，滇铜北运，工程实在浩瀚，后来的古蜀铜铁部（此部后划归“槽人”管辖）还在洪雅县的瓦屋一带找到了一种铜矿，曰空青铜。

因瓦屋山地形复杂，铜矿品味低，开采不易等原因，瓦屋山的铜矿只是作为三星堆铜制品的辅助来源，而三星堆铜器的制作也有其特别的方法，后文会做解释。

槐桑时期，蚕丛王之名如日中天，族内立族制树规矩，这样做的好处是族内行为规范变得有序有度，生产安排也有条不紊，尊卑有序，上下分明，不利的是为后来平原以北的蚕丛部与西南的玄嚣颛顼部分化埋下了隐患。

随着生产力和农耕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提升，各部族的力量逐渐上升，各自为政现象自洪苗开始已有眉头，到了槐桑这
里更是明显。

从现实角度理解，当一个集团有了更多的物资供给和劳力补充，实力变强后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不再唯族长是尊，另立山头也是自然。

此时盆地内仍旧是地广人稀的状态，彼此协同应对天灾是必要的，但各自为政的隐患已然埋下。

帝禹八年，槐桑让位于其子杜仲，三年后，卒！
自公元前2060年帝禹崩后，中原进入夏时代。

夏朝一代，古蜀与中原因为有褒国的原因偶有交集，但极少，此后古蜀地一直走的都是独立发展道路，然发展速度很缓慢！
客观的说，槐桑一生的工作是杰出而有效的，给古蜀原始文明打下了原生形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