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或乌托邦

第２ｌ卷第５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ｖ０１．２１Ｎｏ．５
２００３年９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ｊ‘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２∞３
女性自由之旅：罪恶或乌托邦
张灿荣
（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女性自由的问题必然与当代女性写作遭遇。

作为现代性追求中不同阶段的女性写作，同样创作于２０世纪末的池莉小说、林白小说和朱天文小说．其具有典型性的文本个案．共同呈
示了女性写作中女性自由的歧途与启示：罪恶游戏或乌托邦想象。

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女性自我
认同及性别自由的限度和可能。

美键词：女性写作；女性自由；罪恶；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２２４ｆ２００３）ｏｓ—００６１—０７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必须对当下中国的性别生存问题，做出回应。

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尚未完成现代变革，社会权力分配在旧体制和新经济的双重催化下严重分化，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放大或现实地加大了性别压迫的程度。

因而，女性生存需求的成功满足，既可能来自对性别中心话语的突破，也可能来自实际上对当代社会的性压迫系统游刃有余的自觉遵从，而女性存在本质的寻求亦即女性自我的精神建构，则依然无从措手——当女性主义者以“男性社会”来为社会形态命名时，这样的建构的确十分艰难。

这样，当代中国女性自由的可能性问题，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写作，劈面相迎。

笔者试图以池莉的《云破处》、林自的《致命的飞翔》及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三篇２０世纪末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为文本个案，窥探当代女性写作所标示的世纪之交女性自由的可能——其中，池莉与林白分别代表了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中，指向市民生活的
普遍状态和指向知识女性的私人经验的两种不同方向，但她们同样由于中国内地的社会文化现状——前现代条件下引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缘由，在性别反抗的情绪上表现得激烈而
复杂；而朱天文的写作，无疑是海峡彼岸在现代性条件下进行的深具后现代意味的女性自由之境的寻求。

她的《世纪末的华丽》似乎为当代中国左冲右突的女性写作另拓洞天。

由于海峡两岸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区分，平行展开对这三篇作品的研究，或许可以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关于性别自由的探询问题，在几乎共时的文本研究中，获得某种历时性的认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一０７—２８
作者简介：张灿荣（１９６７一），男，福建泉州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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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９月
一、鱼头豆腐汤
池莉的城市小说作为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正是从人的不自由展开叙述的。

池莉小说将人的存在表述为生活的现实规则对个体的人的挤压导致理想的“所指”空洞化，个体的人往往只能以作为生存伦理底线的传统人格为反抗的精神基点，做出切实但更为空洞的反击。

人的自由追求，在池莉小说中充满了鱼死网破的痛快淋漓与虚妄。

这种自由追求的虚妄性，集中于池莉小说一以贯之的爱情神话解构之中。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热热闹闹的池莉小说里，作为对现实人生的超越的爱情，从来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谎言（如《不谈爱情》、《绿水长流》、《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等）。

池莉在对爱情神话的解构中，一方面继续了对于人的自由的无望的叙述，另一方面，女性立场在写作中的自然流露，情不自禁地传达出对男权中心话语体系的冷静质疑与无情撕裂。

作为结果，在池莉的世界里，爱情是女性自觉抗拒的蛊惑（如《绿水长流》、《你以为你是谁》）而非抵达自由生命的通途；女性的自由之旅，则以罪恶游戏来虚构，《小姐，你早》固为一例，《云破处》更为淋漓尽致。

《云破处》充满了对理性的生活历史的否定，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男权政治的反讽文本，也可以被视为关于女性自由冲动的反讽文本。

小说叙述了一个杀夫的故事，女主人公曾善美与其夫金祥是一对在常人看来和睦无比的恩爱夫妻，这里完全没有李昂《杀夫》中前现代社会明火执仗的性迫害，但它所渐次展现的个人历史，却宿命般地显现了嵌入女性命运深处的性别迫害。

杀人有理的阶级教育，使年幼的金祥轻易地完成了一个农家孩子足以自豪的夺命意象的创作——含毒的鱼头豆腐汤。

悲剧的起点正是革命话语的荒谬推理导致的罪恶事件。

从这一起点开始，小说对于男权中心话语系统所敞开的生活逻辑与历史叙述的怀疑和控诉，渗入平静的文本叙述之中。

金祥的杀人有理，如同８０年代刘恒的名作《白涡》中周兆路关于事业有成前途无量的现实利益及其背后所涵的男权传统价值立场，构成了与女性生命相对立的外在性话语。

这样的话语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权威化，意味着两性关系在话语权力上的失衡，亦即平等的丧失，其结果就构成对女性自由理直气壮的危害。

当女性自我遭到普遍的漠视时，女性的性别身份就可能祸及自身。

事实上，性别身份正是影响曾善美后来的命运轨迹的重要因素一在曾善美的双亲及其他兵工厂的员工一起被少年金祥下毒害死之后，曾善美开始她交出了自由的生存之路。

而无论是曾善美经年累月所遭受的性侵犯，还是费尽心机“证明”自己仍然是处子之身的欺骗行为，全都来自于传统男权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索求。

这种索求既规定曾善美必须是淫乱的，同时又规定她应该是贞洁的。

但无论何种规定，均共同指向漠视女性自我的性占有。

正是被动式的性放纵与性压抑，即淫女与贞女的双重索求，使怨女与“恶”妇的产生成为可能，我们很快看到，曾善美在如此极端化的生存处境中，几乎是顺理成章地移植了杀人有理的罪恶逻辑。

《云破处》从容展开了如此发人深省的图景：在男性话语的历史性荒谬框架中，女性自由的歧途或陷阱，比比皆是。

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金、曾夫妇白天在单位里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在日复一日、习焉不察的生命轨道中，灵魂的罪恶偏离，恰恰来自以恩爱和幸福的名义对生命尊严的侮蔑。

曾善美在夜幕下向金祥索要良心发现和道德忏悔，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女性尊严一息尚存的希望之光，而平等与尊严无非是自由的先决条件。

但金祥的顽愚不化，及此后以戏拟妻子早年所遭受的性侵犯而对曾善美施以变本加厉的性践踏，居高临下地彻底扑灭了这一点艰难挣
第５期张灿荣：女性自由之旅：罪恶或乌托邦６３
扎的残光。

而白天，则一如往常。

这恍如金祥曾经面对的一道极其家常的鱼头豆腐汤，而对生命尊严及女性自由的冷酷唾弃，成为这道汤里的毒。

浸淫其中的曾善美不幸也无法祛毒，在灵魂自由的惨烈突围中定格为杀人的主角。

含毒的鱼头豆腐汤，元疑可以读解为文本潜入生活和历史的内部之后浮出水面的恐怖意象。

在这个文本中，罪恶以一种因果报应的戏剧化形式，在两性之间完成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历史循环。

当女性置身于如此的循环报应之中，现代意义的女性自由事实上将无从突围。

这种过于巧合的因果报应，使得罪恶的发生抹上了一层池莉惯有的不无快意的戏谑色彩（此种戏谑色彩在《小姐，你早》等作品中多有呈现）。

罪恶成为主人公——也成为叙述者——寻求
自由的快意游戏。

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却言之凿凿：金祥投毒案的官方结论是政治谋杀，而曾善美杀人案则被断定为商业动机。

池莉似乎经由她的叙述告诉我们：既有的男性权力（政治一商业）话语逻辑在远离了生命的自由本质之后，自动丧失了对真的判断力，如同它同样不能判断善（金祥的顽愚不化）。

是文学抵达了生命的自由本质，作为审美的乌托邦，池莉以如此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叙述平静地结束这个故事，以假想性的突围（曾善美手刃亲夫逍遥法外）来掩盖事实上的失败：当罪恶游戏作为足以快慰一时的假想性的突围，那么，事情的另一面必然是，女性自由的真实出路令人绝望。

叙述的力量在将生活的幸福神话解构之后，将女性自由当代性的虚妄性，展示无遗。

池莉的叙事寻求的是世俗层面上的两性平等，她在道德和日常生活里揭示了女性在这一层面的殊死反抗，这是她为女性开出的自由的罪恶之路。

池莉小说的世俗立场，标志的似乎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权主义”倾向，而以解构神话回到生存本身的写作趋向——蕴涵的
是神圣价值缺席的历史性结果——则使主张女性自由的结果不由自主地滑向血腥的罪恶却
毫无罪感。

二、谁能与我同醉
自由在林白那里，表述为“飞翔”。

林白对。

飞翔”曾做如下描述：
“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吸大麻是一种飞翔，敢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
翔。

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
边。

”［１１
在这一描述中，林自对自由的向往，并非池莉小说对于平等和自尊的寻求，而是以感性生命的释放与张扬为指归，充满了对理性秩序的背叛冲动。

可以说，这是对于女性自我更为深人的认识也更具革命性的昭示。

作为极端的明证是：对于罪恶体验的冲动，遍布于《致命的飞翔》中。

但在另一方面，不同于池莉的拒爱情于千里之外，相反．林自往往以女性娇俏而果决的深深沉迷，展开对夹带着恶或神秘的爱和美的憧憬。

在《致命的飞翔》里，林白选择了背离既存道德规则的性爱（一个是与有妇之夫的恋爱，一个是性交易），来连接罪恶体验与爱情憧憬。

在性爱的尺度上，林白丈量着女性自由的可能，因而，逸出生活常轨的性爱故事，就成为林自坚定不移的实验场。

触目惊心的血溅当场和心存温情的婚姻诺言，都是反复的两性交战之后的可能结果。

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自由的想象性试错，林白以两个女性形象来分别展开。

小说让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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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９月
人称叙述者的身份出现的女孩李莴选择了有妇之夫登陆为情人。

在她的身上，林白的性爱实验寄寓了执着的爱情憧憬。

这种爱情憧憬描述的却是两性关系中女人无可奈何的被动性状态——自由和美的到来只能期待男性的承诺和配合。

另～个女人是孤独而神秘的北诺。

这是一个看起来生活似乎陷于一塌糊涂之中的女人，她企图在与男性的权色交易中解决生存问题。

在两性关系上，北诺几乎丧失了任何人伦需求与浪漫幻想，而只存在依附于性交易之中对性爱直截了当的强烈渴望。

事实上，比起李莴来，北诺显然具有更清醒而彻底的女性自我意识，她的生存欲望与性别反抗简单而裸露，她的神秘的美以及向女性的被动性生存真相尖利刺出的果决行动，使她更像是林自退守于李莴身上时，奋不顾身放飞搏击的自由之鸟。

笔者更愿意认为：林白内心的激动，既在安安稳稳的“谁能与我同醉，相聚年年岁岁”的现世生活里，更在美丽而孤独的激情独舞或尽兴撞击之中，而北诺在做爱之后手刃秃头男人与李莴几经探询后走近婚姻，正是两个相互印证的对女性自由的试探。

这样，我们可以对《致命的飞翔》做出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如果北诺的生活是女人现世真相的残酷披露，那么李莴的瓜熟蒂落的“爱情故事”，则是女性的自我欺瞒．“自我欺瞒是绝对必要的，想象必须比真实还要真实，否则不能建立魅力的自信的真实性，不能由心理时间转移过渡到社会时问，实现被爱。

’，［２３事实上，叙述者李莴已经完全暴露了她的自我欺瞒：“登陆是否在更大程度上把我仅仅作为一个性的器官而不是作为一个特异的女人（这是我的自我镜像）？我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可怕的设想。

这是一个丑陋而恐怖的黑洞，足以吞噬一切美好而真实的情感，我的否定就像一张草席子将这洞口覆盖住了……但是我想到了北诺，让我们
回到那张正对着大床的穿衣镜……”¨３李莴紧接着就叙述了北诺的一次“像忍受酷刑一样”的
性经历。

这样的叙述很容易让我们认为：事实上，北诺的生活，才是李莴不甘面对的生存真相。

在经由被爱丽达到自由人生的路途，由于彻底的被动性生存本质而难以通达，所以，以浪漫形象出现的被边缘化的女人北诺，罪恶之路已经铺到她的脚下。

第二种解读：即反过来，如果李莴所经历的是女人为被爱而爱的现实人生，那么，孤独一战的北诺，则是李莴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想象性的罪恶自我。

由于小说以李莴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一种解读显然更为符合阅读习惯：以有妇之夫为情人的李莴始终追寻“谁能与我同醉，相聚年年岁岁”的人生状态，而非北诺式的纯粹生命体验。

当她在有风的日子里与登陆同居时温馨而惆怅：“这首通俗的歌曲唤起了我们对于温暖的需求，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里，无言地相拥。

，，［”通俗的同醉，成为爱的能指，但却从来都是奢望。

这个结果使爱的所指每每空洞，生命因此而萎靡或爆裂。

正因为爱的空洞能指意味着李莴感性自我与理性自我的台一难以兑现，那么，被爱如何实现？女性的自由出路，在象征的意义上被严峻地提出。

李莴对于女性的被动性生存的感性体悟与困惑，滋长了持续不断的罪恶的体验。

于是在与情人登陆的交往中，背叛和侵犯就成为李莴屡屡按耐不住的反道德行动：因偶然的合作，与大宝相识而至“谈情说爱”；故意“人侵”登陆的妻子的卧室，并进而假称采访去寻访登陆的妻子以实现快意的侵犯，“……我在想象中作一个恶毒的女孩使我全身血液加快，瞳孔放大，两颊潮红，善良是一个平庸的字眼，只有恶，才充满力度和美。

”“３即使是在两情相悦的性爱之中，李莴也乐于频频联想到“妓女”这个语词，因为“那个无耻的字眼使我感到了刺激和快感”。

在一再的浅尝辄止的“罪恶”探险的同时，李莴不断地进出于北诺的权色交易故事以在想象中作痛楚的罪恶飞翔——正如同李莴把虚妄的温情生存留给自己，把严酷的自由搏击留给北诺。

在小说结束的
第５期张灿荣：女性自由之旅：罪恶或乌托邦６５
时候，她自己和登陆结婚，却将内心井喷的狂热，交给北诺握刀的手。

与池莉的具有女权色彩的世俗立场不同，这是一篇典型的书写女性经验的小说。

显然，北诺事实上是李莴或者林白所想象的女性经验的潜意识的象征。

小说把女性内心对自由以及与此相关的美、性爱等生命体验的追寻，以罪恶的方式来到达她的自由巅峰。

林自在叙事中以书写私人化的女性经验来显示的女性主义的所谓“性别差异”．女性经验的表达则是女性的自由想象在潜意识中与反道德的快乐水乳交融。

林自在将这种女性经验与女权主义混合之后，就把女性的自由突围，表述为罪恶一途的绝望抗战。

三、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
１９９０年，在商业主义文化领先于大陆形成的台湾岛上，文坛才女朱天文的中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里，被推向一派宁静的极致。

朱天文超然出世般的冷眼向洋，宣示了一种似乎迥异于大陆女性作家的性别认同途径。

如同林白的李莴或北诺，米亚也置身于反道德的婚外两性关系之中。

这个人物具有张爱玲式的世故与苍凉，却洗脱了张爱玲的世俗气息。

作为出尽风头的职业模特儿，米亚浸淫于“台北米兰巴黎伦敦纽约结成的城市邦联”的都市现代生活之中。

她的早熟在于二十岁时就开始了“女王蜂一般酷”的职业生涯，在二十五岁时形成了一种与性别差异紧密相关的“巫女”ｎ１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是对既往的女性生活方式的反叛，同时在女性经验的层面上，仿佛是一次总结。

在此，米亚的叙述演出成为朱天文颇具后现代气息的女性立场的集中表现。

在二十岁之前，米亚就已经与爱情保持距离。

对于传统的女性来说，两性之爱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家庭，往往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人伦意义是她们人生价值的核心。

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挣脱出固有的伦理关系中的文化角色派定，却正是女性自我认同的起点，以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女性自由的前提，也正在于此。

同绝大多数女孩一样，米亚也产生过“爱情”，对同为模特儿的小凯和对朋友杨格，前者因为长得像阿部宽一样俊气，后者因为有“牛仔裤的旧蓝和洗白了的卡其色所造成的拓落氛围，为之可以冲动下嫁。

”但是当米亚一夜聚欢之后在山顶上眺望深夜黎明前台北的阑珊夜景时，她“涨满眼泪”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爱情太无聊只会使人沉沦，像阿舜（米亚的朋友——引者注）跟老婆，又牵扯，又小
气。

世界绚烂她还来不及看，她立志奔赴前程不择手段。

物质女郎，为什么不呢，拜物，拜金，青春绮貌，她好崇拜自己姣好的身体。

”ｎ３米亚之爱的产生，完全来自感官刺激，而对爱情的不信，却坚定持久而波澜不惊。

它不同于池莉小说人物对爱情的不信，后者来自于世俗生命对爱情真实性的否定，前者则来自于女性自我意识对爱情的生命意义的怀疑，即爱情是否真的有益于女性自我认同的达成乃至女性生命自由的获得？或者爱情干脆就是女性自我认同的障碍？米亚从来不将爱情与生命自由相连接，在这一点上，朱天文的确比林白走得更远。

米亚与老段的关系耐人寻味。

作为崇拜自己身体的职业模特儿，米亚很快就遇见了老段——一个年过四十家庭美满的建筑师并坚定不移地结为情人。

米亚已不是张爱玲笔下近
于“长期卖淫”的“结婚女”，在经济上她完全可以自立而无须依赖老段的金钱。

感情与金钱都不是建立情人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抽空了社会理性的感觉才是米亚行事的指引——颜色、气味（老段对她的吸引，来自“浪漫灰”的颜色和“老段独有的太阳光味道”）以及老段使用钱的方式。

老段与米亚谈起她嫁人的事情，米亚“低眉垂目慈颜听，像老段是小儿般胡语。

”，并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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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３年９月“独立于感情之外”。

她与老段生活中交集的部分“都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那一部分”。

当他们同居时，就因“过分耽美”而“往往竞无法做情人们应该做的爱情事。

”［４３感官世界的美的体验，已在与人伦相关的所谓爱情、婚姻之上。

如此似是而非的情人关系，演示的似乎是米亚或者朱天文这样的女性主义观念：女性自由之路，不在既定的理性秩序之中．无论是人伦关系，还是社会道德，也不在两性对抗之中，乃在于寻求并营造女性自我认同的与社会理性相对的个体感性经验话语。

朱天文没有按照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路线让它进入欲望化窠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性特征的消费主义的感官世界。

台湾的詹宏志对《世纪末的华丽》的评价是“写出了一个腐烂欲滴却仍然热真求活的末代红尘女人（对品牌、质材搭配的细腻描写，竟然呈现出一个科幻般的符码世界）。

”［５１这一见解包含的是一种传统的男性视点，它将米亚对品牌与服饰的宗教式迷恋作了合目的性的社会化判断而得出了“腐烂欲滴”的结论。

男性的理性社会观念恰恰是米亚反叛的对象。

米亚的人生是感性的人生。

在她的生命里，气味与颜色是建立起自我认同的符码，也是寻求自由人生的依赖。

当米亚生活在她以各种服饰、香水、香料的商标、材质、颜色、气味所构成的世界里，米亚才获得了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自我认同，自由的达到不是来自与理性社会的直接对抗，而是以浪漫化的姿态，建构女性自我的感性世界。

小说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关于种种名牌服饰的知识，字里行间充满了淡定自若的信仰般的虔诚。

这是～种典型的乌托邦，是建立在性别意识充分觉醒又遭逢流水落花东逝水的世纪末情绪之后，对性别差异的强调落脚于性别文化上的女性自由的性政治策略。

这或许就正应了萌萌女士在谈到女性性别意识复苏之后的种种倾向时所指出的浪漫化倾向：“这里梦或理想显然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无关，也无法归结到合目的性的文化问题，而至多只是拖着一种台目的性的文化倾向的影子。

它就是女性特征的。

”“３这一既远离所谓“男性中心话语”又强调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并以感官世界的乌托邦化来实现自由的人生取向，都显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女性问题上的进入与展开。

小说结尾写道：“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

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

”ｎ１在一种华年不再、事事将休的张爱玲式的苍凉之中，朱天文不在“倾城”之中成全女性“之恋”，而是置男人沧桑沉浮的理性化世界于不顾，早早地着手女性自我诗性乌托邦的认真创建。

这一种探求，沉迷而偏远。

综上所论，池莉于喧乱市声中的无情剖示，林白温情向往之际的致命飞翔，朱天文世故而铺排浪漫的感性人生，分别从世俗生活、潜意识和理想的向度上，勾勒了女性自由之路的世纪末图像。

当代女性写作以性别的自我认同为起点、以自由冲动为本质的想象性试错，集中地表现为罪恶游戏的历史性演出与对乌托邦的皈依。

戴锦华女士在论及女性写作时曾不无激昂地指出：“非道德化的故事．不仅伸展着个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而且被潜在地指认为对伦理化的主流话语的颠覆，至少是震动。

””１但是，仅仅只有颠覆是不够的，女性自由的获得的确首先在于对既存道德的造反，并回到女性经验的起点，而当女性经验作为性别差异的问题被提出时，我们看到：“事实是，由第二代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差异和独特性的理论既可以引中出如克里斯多娃的‘另一代即另一空间’，也可能导致恐怖与暴力。

’，ｌ：６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在文学界所建立起的揭开女性生存自由难题之迷的构想，是在“非宗教”而不是“后宗教”的人文背景中建立的ｔ而“人只有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