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徽商的贾而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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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徽商的贾而好儒
古徽州是伟大祖国一块神奇的土地,位于安徽南端浙、皖、赣交界三角地带。
高山环绕,险隘阻路,形成隔绝于外界,比较封闭、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境内重峦叠嶂,河溪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正月,置“黝”(黟)、歙二县,后属新安郡,距今已有2215年历史。
徽州土著“山越”人在汉末就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现存的徽州古村落都是中原名门望族移民后裔形成的。
有人说徽州是移民社会,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原士族原是门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迁入徽州,失去权势,有的还不得不隐名埋姓,躲进深山僻野,但内心看不起粗野的农民。
他们不能不以农为生,而又不甘心世世代代沦落下去,所以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弟东山再起,重光门第。
这些中原望族的后裔后来成为徽州人的主流,把中原的汉文化带进徽州并逐渐普及。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内涵十分丰富,特色鲜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
徽州文化以其全面性、系统性、辉煌性与典型性,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具有典型代表和标本的价值和地位。
徽州文化是徽商的“神”,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形”。
徽州文化孕育、产生了封建社会内一种新型的商人———徽商,即“贾而好儒”的儒商。
地处万山丛中的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徽民在务农工的同时,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从贾经商或业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虽说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众多徽人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贾儒兼事,“亦儒亦贾”,他们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竟致出现“新都三贾一儒”的兴盛景况。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
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
徽商的成就如此辉煌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始终如一地“贾而好儒”,并以其财富赞助文化、教育、公益事业。
也许开始只是某个人、某些人博取自己名声,但是后来代代相传,形成徽商普遍风气,不断传递,不断积累,竟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了徽州社会对商人的传统歧视,打破了士、农、商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
商人受尊重,地位提高,可与士宦之家平起平坐,可结交官府、缙绅,慢慢凿开了一条通道,变成“亦商亦儒亦官亦农”的精英人物。
整个社会结构未变,但在徽州这个小局部,商人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士、农、工、商出现了某种程度和谐相处。
原因是备遭歧视的商人变成了极受尊重的儒商。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
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
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
所以在明代,就曾经有人把徽商分为“贾名而儒行”的“儒贾”和“以儒饰贾”的“贾儒”两种,都是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的商人,他们在商贾活动中,大多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塑造了一代代文化徽商的形象。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
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忠诚立质,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
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综观徽商们“贾而好儒”,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
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
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
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延师课子,“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
”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
”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
综上所述,我们对徽商的贾而好儒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及其行动表现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