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产生历史

会子产生历史概述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

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大约在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三十一年，朝廷又置行在会子务。

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

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10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

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

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500万新会收换旧会。

明年，定3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

经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

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

至淳祐七年（1247），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

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

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

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

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

南宋会子的膨胀绍兴三十一年夏，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进攻。

鏖战几个月，打到长江下游，占领扬州，直到十一月被厌战的部下所杀，才议和北返。

那时金人已经另立海陵王的从弟为皇帝，称为世宗。

南宋高宗也在次年让位，由孝宗继承。

但双方仍是不断地冲突。

在金人进攻之前，南宋已采用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

会子在那时也不是一个新名词，绍兴七年吴玠就在陕西河池发行过银会子，不过东南大规模的使用纸币，却是自发行会子开始。

应付金人的战争，自然也大部分靠会子。

会子的流通范围，起初限于两浙，后来推行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区域去。

除了盐本用钱以外，其余各种用途，差不多都可以用会子。

会子的发行，起初似乎没有一定的限额。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那五年间，总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一道即一贯。

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过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

而实际流通额只有九百八十万。

三年正月六日尚有八百多万贯在流通中，大约每月只收兑六七十万。

乾道二年政府便觉得发行太多，又以一百万两白银来收兑。

隆兴二年当局白米每升还只作二十五文省。

可是乾道初，米价有卖到五六百钱一斗的。

三年又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换钱收会子焚弃。

四年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这已等于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

当时米价每石二贯五百文。

九年会子每贯只值得铜钱六百文足钱。

然而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子的膨胀是难免的。

淳熙初，会子的流通额就有两千两百多万，购买力下跌，政府不得不用金银铜钱等全数收回。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让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这就是正式让发行额加倍。

不过人民收到会子，便用纳税的方式送回国库。

当时户部岁收一千二百万贯中，一半是会子。

同时当局又用金银收回四百万，所以实际流通数，只超过界额两百万。

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只值钱七百五十文。

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第七第八两界会子又展限三年。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索性把每界的发行数增为三千万，等于乾道四年的三倍。

而且伪造的很多。

于是一贯跌成六百二十文。

当局虽想维持每贯合钱七百七十文的比价，但不大成功。

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

发行既多，政府赋税收入也增加：淳熙末就有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等于南宋初的六七倍。

史家或加以夸耀，或替人民忧虑，其实这是通货膨胀时应有的现象。

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妄起兵端，金兵陷荆襄两淮，东南大震；所以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就增加成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等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额的十一倍。

此外还有各种铜铁钱。

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李全称乱于淮东，四年蒙古兵攻川陕，五年两界会子就有三亿二千九百多万。

六十五年间，增加三十三倍。

膨胀的速度虽不算快，但程度却不小。

这还是指政府发行的，如果连假会子计算在内，数目更要多。

本来纸币因为耗损率大，收回的时候，应当比发出的数目要少，例如绍兴十一年收换钱引时，不来兑现而作废的有二十几万贯，号称水火不到钱，但后来在收回的时候，常比发行数多，这证明伪造之盛。

会子并不是全国性的货币，就是在南宋治下，也不是全用会子。

单是四川的钱引，在绍兴末已积至四千多万。

后来因战事关系，屡有增发，到宁宗嘉泰末（公元1204年）两界发行到五千三百多万贯，三界合计共约八千万贯，等于天圣时的六十四倍。

嘉定初每贯直不得四百个钱，后来跌到百钱。

湖北会子在淳熙十一年也以两界同时流通，共五百四十万贯。

此外，还有两淮会子，为数当也不少。

兴元府的铁钱会子每两年印发两百零四万贯，共折川引四十万贯。

银会子自绍兴十七年再发以来，改为两年一换。

乾道四年增加发行额三万钱。

后来发行到六十一万钱，共折川引五十万贯。

纸币增发的结果，引起硬币的减少或隐匿，或被人销熔，或逃亡国外。

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绍兴年间的关子，民间日常还少使用，到会子发行以后，真正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

后来以纸币计算的物价上涨，人民与其使用铜钱，不如销熔为器，还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所以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铜器和乐器都是用铜钱制造的，单是长沙一郡中，乌山就有铜炉六十四所，麻潭鹅羊山有铜户几百家。

铜钱的输出，在南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较之北宋的熙丰年间还更严重。

熙丰年间的铜钱外流，只引起一点通货紧缩作用。

南宋铜钱的减少，使纸币的购买力跌得更快。

输出的途径，似乎仍是通过对外贸易，而铜钱的去向，也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

宋朝自南渡以后，汉唐以来通西方的陆路，已被切断；铜钱的去路，表面上似乎少了一条。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汉唐间经由大陆上的贸易路线流出去的铜钱并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并不使用中国铜钱。

商旅们所带出去的，大概限于离开中国时身边所剩的几枚。

陆路旅行最怕笨重的东西，如果他们剩的铜钱多，一定会换成金银或丝绢。

南渡后，因陆路闭塞，反而使海路特别发达。

海船载重，远超过驼马，而且因政府滥发纸币来收兑铜钱，使铜钱逃亡得更多更快。

近自马来西亚、爪哇，远至印度、非洲，都会吸收过若干中国的铜钱。

当时中国由外国输入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镔铁、玳瑁、玛瑙、水晶、蕃布、苏木等，除了一部分是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差额就是用金银铜钱来了结，外国人当然不要中国的纸币。

例如阇婆国（即爪哇）因“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载铜钱博换”，后来甚至亦以中国铜钱为一种流通工具。

不过有些大国，如大食（阿拉伯），自己有独立的币制，它们的商民得到中国铜钱，仍是用来换成金银匹帛带回去。

中东曾有中国银锭出土。

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

金人似乎是有计划地吸取江南的铜钱，他们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目不多，大部分靠用宋钱。

而且极力防止铜钱的南流，所以也在开封发行纸币，以收兑宋钱运到黄河以北去。

高丽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钱币。

此外，使用中国铜钱最多的，要算日本。

北宋时，宋钱已流向日本，不过那时日本在藤原氏支配之下，对于中日间的交易，加以限制，恐怕中国人到日本去的要比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多，就是中国商人到日本去，也有各种限制。

南宋时，日本的政权先后落在平、源两家手中，这两家的将军都是奖励中日间的贸易的。

淳熙六、七年间，日本的藤原基广曾说到当时日本民间通行宋钱的情形。

自源赖朝战胜平家之后，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在小仓成立军政府。

这一个时期，钱币在日本更是通行；有一批商人，专门从中国输入铜钱，以供给新起的放债人做资本。

近代日本各地发掘的古钱中，绝大部分是宋钱。

在南宋的时候，中国钱也有流到越南去的。

淳熙元年曾下诏叫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所带的现钱依市价用白银或绢帛折支，以杜外流。

宋室对于这种铜钱的外泄，自然非常注意，北宋时便曾下令严禁铜钱出口。

南宋绍兴十三年又下令对于广东福建方面的船只都须加以严格的检查，不准带铜钱。

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三月曾立沿海州军私铜钱下海舰法。

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七月且指名禁止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

对于金人的吸收铜钱，更是千方百计加以防范。

乾道二年八月诏两淮行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以防其落入金人手中。

淳熙七年又诏京西州军用铁钱和会子，民间的铜钱限于两个月内送官换取铁钱和会子。

九年十一月又发会子收两淮的铜钱。

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连两淮的铁钱也用会子去收回家。

然而这些禁令究竟有多少效力，却是疑问。

因为利之所在，不但商人冒禁，就是专管贸易的官吏也以金钱出海办货；郡县的巡尉，自然不敢加以阻止。

铜钱既然向外流出，又因成本太高，不能添铸。

因此有些地方只能铸造铁钱。

铁钱的成本比较低，铸造的人可以得到溢利，平时十文铁钱，成本只要四文，在铁炭贵的时候，也只要六文本钱便可以铸铁钱十文。

自乾道到开禧那三四十年间，同安和蕲春两监每年共铸铁钱约自二十万贯到四五十万贯，有渐次减少的倾向，大概因为会子继续膨胀的结果，铸造铁钱也不合算了。

南宋因会子发行数量膨胀，所以物价比北宋高许多倍。

例如度牒，这是僧道取得法律地位的根据。

古时僧道免税，出家的人多，对于度牒有很大的需要。

度牒在宋代当作公债票或国库券一样买卖。

在北宋初年，每张定价是一百三十贯；元丰六年，因发行限制，地方政府有增价到三百贯的，但不久就回跌到一百九十贯。

南渡后重新发行，起初每张六十贯，后来增加到一百贯，淳熙初增加到三百贯，以后便扶摇直上，每张自五百贯到七百贯、八百贯。

这种涨势难免同度牒本身的供求有关，但大部分是受了货币的影响，那是毫无疑义的。

因为当时又有用度牒换米的办法，而米数反而有减少的倾向。

淳熙九年，广东福建以米三百石换度牒一道；后来绍兴府以二百石换一道，不久又减成五十石。

度牒已经没有人承买，当局竟用科配的办法，即以民户土地面积为比例，强销度牒。

又若以米价为例：熙丰以前是六七百文一是石。

崇观间涨到七八千一石。

政和宣和间回跌到一二千文一石。

靖康建炎间又大涨。

南渡前后，一石米总在万钱以上。

绍兴的第一个十年还是在八九千文一石，以后由于钱荒，回跌到二千文左右一石。

乾道年间有些地方要五六百钱一斗，但有些地方六百多钱便可以买一石。

普通仍是两千文上下一石。

淳熙年间也差不多。

绍熙年间郴州官定折税钱一石为二贯一百五十文足。

庆元五年因折价之外，另有附加，每石有纳七贯的，有人说这是当时米价的一倍以上。

董煟在谈到赈灾的时候说，如市价三十文一升，就依时本钱十五六文到二十文一升出粜。

可见还没有大的涨落。

自开禧用兵以后，物价又上涨。

嘉定到端平年间，一石米大约要三四贯，若遇饥荒，则要一二十贯。

绍定末襄阳到过每石十万，京鄂之间，每石值湖会六七十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