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_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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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李猛认为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 卷化”没有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忽视了 国际－国家政权－乡村这一视角。而当时的国际环 境对中国是造成巨大压力的，正是在这种压力和 国家政权内卷化共同作用下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 陷于瘫痪。而黄宗智研究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所 提出的“经济的内卷化”对国家政权的建设同样造 成影响，这些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理论 中都没有考虑到。[8]
宗族和乡村政权之间的联系纽带，使得新政权失
去了旧有的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同时，新政权
也堵塞了一条向下传达其旨意的乡村社会的渠
道。”[3]
而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信仰、教义及
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由于宗
教在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因此国家政权
的深入造成了对宗教团体不同程度的破坏。从清
吴毅基于川东双村的资料对杜赞奇的基层权 力代理人由“赢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经纪”模式 提出批评。吴毅认为对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变化产 生主要影响的仍然是保甲体制的变异，变异的方 向是因为保甲制的边缘性特征发展到极限而呈现 出来的经纪模式的解构。所谓解构所意味着的，绝 不 是 简 单 的“ 保 护 型 经 纪 ”为“ 赢 利 型 经 纪 ”所 取 代，而是包含这两种历史类型在内的经纪模式本 身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试想，当村庄公权人物一 方面面对着普遍贫穷的村民，另一方面又面对着 一味索取的国家时，在两者之间摆平衡、走钢丝和 不作为，显然是一种较之于‘保护’或‘赢利’都更 具有普遍理性的行为选择方式。所以，我想再一次 指出，如果将杜赞奇的‘赢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 经纪’当作近代以来乡村地方精英蜕变的一种类 型学结论并无不可，但若将其普适化，则未必不是 一种习惯的意识形态先定论在经验型研究中的变 种。”[9]
末新政到民国时期三次大规模（主要是指民初、五
四运动和二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执政时期） 的破
16
处封建迷信活动，使乡村宗教逐渐淡出乡村权力 结构，在没收庙产的过程中不仅遭到道士和和尚 的反对，也遭到普遍村民的反对，以至于甚至出动 了县政府的警察机构。庙会（香会）的解散不仅削 弱了乡村民众和精英之间的联系，也使民众与国 家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疏离。大多数民众关注日 常宗教生活甚于对国家政权建设的陌生理念、行 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的关注。事实上，新 生的领导机构并未给村民带来什么现代化的实际 利益，相反，他们甚至与村民作对，不断向他们摊 派和榨取，带来的更多的是麻烦和损失。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 密切相关。在杜赞奇看来，权力一词“是一个综合 性的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 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 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是 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 的各种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 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1]他考察了 从家庭到数个村庄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力 关系，他把这种权力关系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 相互交错影响和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 系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 织，以及诸如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 互关系，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各种组织
基础，20世纪时国家政权的深入同样改变了宗族
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新政权推行了五家为邻、五
邻为闾的“闾邻制”等新制度来替代宗族代表制，
但这种建立以户为单位的统治基础的努力却收效
甚微，有些地区依旧恢复“保甲制”，事实上，有些
下层组织只是改头换面的宗族组织。“由于切断了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兰世辉 徐杰舜: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职业概念的范畴也更为广泛，它指的是在地方舞 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 这些精英包括韦伯所谓的地方传统权威，还包括 各种职能性的精英（functionalelite），比如晚清时期 的商人、士绅兼商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 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6]比如，孔飞力也早 就指出地方精英指的就是在地方社会有影响的人 物，不能仅凭科举功名来确定某人能否成为精英。 [7]当前国际上普遍使用“地方精英”来代替“士绅”， 因为士绅理论显得过于静态和单向，通过赋予地 方精英能动性，可分析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动性 （agency）及其所采取的策略（strategy），大大拓宽了 精英理论理论深度和视野，使精英结构理论更趋 于合理，还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的 融合。
间接后果。县政权之下区、乡机构的建立，意图将
乡村统合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但乡村精英顾及
自己在村民中的地位，而不愿融入这一不断向村
民收税的“压榨”体系，从而为赢利型经纪人钻入
这一体系腾出了空间。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
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且差
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造成政治真空，从而造
李猛认为杜赞奇等国外的研究与吴晗、费孝 通等在40年代所取的试验研究的成果类似，即强 调具有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士绅是主要的 地方精英，士绅在地方社会作为国家科层制的代 表或其自然延伸，同时维系着帝国国家与社会的 整合。同时，李猛也据此指出，西方学界的研究已 从士绅的研究转向了地方精英的研究。所谓“地方 精英”，早在20世纪中叶的西方汉学界就形成了一 些基本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包括：1.中国具有一个 在文化上同质性非常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 功名的人组成，他们通常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 或士绅；2.中国的精英，即士绅与帝国紧紧相连，帝 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地位，而精英则承担 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3. 精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是受儒家价值体系 支配的，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构成了对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5]这一归纳大部分归 因于韦伯那种强调强大的帝国政权严密控制地方 精英和乡村社会的论点。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 者开始使用“地方精英”这一概念来揭示地方权力 体系的多元性和地方精英的灵活性— ——即对外界 的适应性以及精英广泛的权力基础。“地方精英”
兰林友也在其博士论文《庙无寻处》中批评杜 赞奇有关宗族的讨论材料不实，认为杜赞奇忽视 了华北当地存在的同姓不同宗的现象。另外，乡村 社会的权力类型并非如杜赞奇的保护型经纪人和 赢利型经纪人的两分法那样所能穷尽，事实上乡 村社会的权力可能是存在多种面孔、多种角色和 多种声音的。而且，经纪人的替换并非由于摊派增 加（国家现代化）的后果，而是由村落分化、政治斗
历史学家罗志田认为杜赞奇作为历史学家， 其著作已经超越历史学的范畴，杜赞奇大量使用 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而且运用得体， 颇值得称道；其次，杜赞奇从斑驳陆离的乡村社会 中梳理出几条主线，自如地游刃于朝廷、国家与村 庄之间上下求索，而不显牵强，显示出其深厚的功 力。但认为杜赞奇的宏观理论仅仅基于直隶、山东 六村的资料而未免显得过于冒险和让人担心。[4]
宗族和权力的讨论,涉及到宗族的形成、作用及其研究的发展，即宗族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实体权力而存在，宗族还是作为意
识形态和经济关系而存在的。
关键词:杜赞奇; 权力; 宗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9)02－0015-05
Commentary about Power Study of North China of Prasenjit Duara
兰世辉 徐杰舜: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人 攀护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
的权威，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
类 法性的表现场所。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或者
学
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 或者二者兼具。
第 20 卷 第 2 期 2009 年 4 月
VOL．20 NO．2
Apr．2009
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
—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类
学 兰世辉 徐杰舜
研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究
摘 要:本文介绍了杜赞奇基于中国华北的历史资料所做的权力研究，并梳理了对杜赞奇研究的评论，最后延伸展开了关于
———The Perspective of Study of Power in the Eyesigh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part 2）
LAN Shi-hui XU Jie-shun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power study of based in north china of Prasenjit Duara,and then combed the comments about the study,finally,extended the discussion between power and patriarchal clan of china,including the form, function of patriarchal clan,the newly development view about patriarchal clan ---- patriarchal clan is not only a kind of obvious power,but also a kind of power of ideology and economics. Key words:Prasenjit Duara power;patriarchal clan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杜赞奇关于中国华北的 权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正是由于他的研究， 突破了国际汉人社会社区、宗族、市场和民间宗教 的传统范式，形成了关于权力研究的新范式。
一、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简述
政治人类学是西方发源和兴起的学科，其研 究对象最早也是集中在澳洲、非洲等非西方“非正 式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具体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 关系的研究，最早从政治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 西方学者是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他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考察了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 关系及其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出版其重要著作《文 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贯穿 这一著作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国家政权建设”和
杜赞奇的这一著作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 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也赢得了中国学界 的广泛尊重和关注。尽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 人类学等学科领域都对此书给予了诸多不同的评 论，但都不足以抹杀这一著作在中国相关研究领 域的重要地位。
二、对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的评论
研
在作者看来，民国时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国 家政权建设已构成对地方权威基础即文化网络的
究
侵蚀，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网 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
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
下，国家权力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
‘落后’的文化的联系。其结果是尽管乡村精英领
导有与国家利益结为一体的雄心，但文化网络在
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在丧
失。”[2]民国政权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有的信
仰和权威，现代化政权和乡村精英之间的联合未
能实现，杜赞奇认为乡村精英逐渐淡出政治的原
因除了政权内卷化和国家机构正规化两个因素之
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争权的
成赢利型经纪人全面取代保护型经纪人的现实。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还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
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
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由此，乡村的权
威不断的“土劣化”（土豪劣绅化）。具体而言，宗族
是构成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力
量，宗族在华北村落中也是联系村民的一个重要
收稿日期：2009-01-20 作者简介：兰世辉（197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讲师 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民族研究。
15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人类学研究16nationalitiesresearchinqinghai职业概念的范畴也更为广泛它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包括韦伯所谓的地方传统权威还包括各种职能性的精英functionalelite比如晚清时期的商人士绅兼商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
宗族和乡村政权之间的联系纽带，使得新政权失
去了旧有的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同时，新政权
也堵塞了一条向下传达其旨意的乡村社会的渠
道。”[3]
而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信仰、教义及
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由于宗
教在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因此国家政权
的深入造成了对宗教团体不同程度的破坏。从清
吴毅基于川东双村的资料对杜赞奇的基层权 力代理人由“赢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经纪”模式 提出批评。吴毅认为对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变化产 生主要影响的仍然是保甲体制的变异，变异的方 向是因为保甲制的边缘性特征发展到极限而呈现 出来的经纪模式的解构。所谓解构所意味着的，绝 不 是 简 单 的“ 保 护 型 经 纪 ”为“ 赢 利 型 经 纪 ”所 取 代，而是包含这两种历史类型在内的经纪模式本 身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试想，当村庄公权人物一 方面面对着普遍贫穷的村民，另一方面又面对着 一味索取的国家时，在两者之间摆平衡、走钢丝和 不作为，显然是一种较之于‘保护’或‘赢利’都更 具有普遍理性的行为选择方式。所以，我想再一次 指出，如果将杜赞奇的‘赢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 经纪’当作近代以来乡村地方精英蜕变的一种类 型学结论并无不可，但若将其普适化，则未必不是 一种习惯的意识形态先定论在经验型研究中的变 种。”[9]
末新政到民国时期三次大规模（主要是指民初、五
四运动和二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执政时期） 的破
16
处封建迷信活动，使乡村宗教逐渐淡出乡村权力 结构，在没收庙产的过程中不仅遭到道士和和尚 的反对，也遭到普遍村民的反对，以至于甚至出动 了县政府的警察机构。庙会（香会）的解散不仅削 弱了乡村民众和精英之间的联系，也使民众与国 家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疏离。大多数民众关注日 常宗教生活甚于对国家政权建设的陌生理念、行 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的关注。事实上，新 生的领导机构并未给村民带来什么现代化的实际 利益，相反，他们甚至与村民作对，不断向他们摊 派和榨取，带来的更多的是麻烦和损失。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 密切相关。在杜赞奇看来，权力一词“是一个综合 性的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 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 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是 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 的各种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 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1]他考察了 从家庭到数个村庄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力 关系，他把这种权力关系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 相互交错影响和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 系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 织，以及诸如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 互关系，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各种组织
基础，20世纪时国家政权的深入同样改变了宗族
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新政权推行了五家为邻、五
邻为闾的“闾邻制”等新制度来替代宗族代表制，
但这种建立以户为单位的统治基础的努力却收效
甚微，有些地区依旧恢复“保甲制”，事实上，有些
下层组织只是改头换面的宗族组织。“由于切断了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兰世辉 徐杰舜: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职业概念的范畴也更为广泛，它指的是在地方舞 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 这些精英包括韦伯所谓的地方传统权威，还包括 各种职能性的精英（functionalelite），比如晚清时期 的商人、士绅兼商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 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6]比如，孔飞力也早 就指出地方精英指的就是在地方社会有影响的人 物，不能仅凭科举功名来确定某人能否成为精英。 [7]当前国际上普遍使用“地方精英”来代替“士绅”， 因为士绅理论显得过于静态和单向，通过赋予地 方精英能动性，可分析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动性 （agency）及其所采取的策略（strategy），大大拓宽了 精英理论理论深度和视野，使精英结构理论更趋 于合理，还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的 融合。
间接后果。县政权之下区、乡机构的建立，意图将
乡村统合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但乡村精英顾及
自己在村民中的地位，而不愿融入这一不断向村
民收税的“压榨”体系，从而为赢利型经纪人钻入
这一体系腾出了空间。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
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且差
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造成政治真空，从而造
李猛认为杜赞奇等国外的研究与吴晗、费孝 通等在40年代所取的试验研究的成果类似，即强 调具有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士绅是主要的 地方精英，士绅在地方社会作为国家科层制的代 表或其自然延伸，同时维系着帝国国家与社会的 整合。同时，李猛也据此指出，西方学界的研究已 从士绅的研究转向了地方精英的研究。所谓“地方 精英”，早在20世纪中叶的西方汉学界就形成了一 些基本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包括：1.中国具有一个 在文化上同质性非常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 功名的人组成，他们通常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 或士绅；2.中国的精英，即士绅与帝国紧紧相连，帝 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地位，而精英则承担 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3. 精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是受儒家价值体系 支配的，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构成了对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5]这一归纳大部分归 因于韦伯那种强调强大的帝国政权严密控制地方 精英和乡村社会的论点。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 者开始使用“地方精英”这一概念来揭示地方权力 体系的多元性和地方精英的灵活性— ——即对外界 的适应性以及精英广泛的权力基础。“地方精英”
兰林友也在其博士论文《庙无寻处》中批评杜 赞奇有关宗族的讨论材料不实，认为杜赞奇忽视 了华北当地存在的同姓不同宗的现象。另外，乡村 社会的权力类型并非如杜赞奇的保护型经纪人和 赢利型经纪人的两分法那样所能穷尽，事实上乡 村社会的权力可能是存在多种面孔、多种角色和 多种声音的。而且，经纪人的替换并非由于摊派增 加（国家现代化）的后果，而是由村落分化、政治斗
历史学家罗志田认为杜赞奇作为历史学家， 其著作已经超越历史学的范畴，杜赞奇大量使用 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而且运用得体， 颇值得称道；其次，杜赞奇从斑驳陆离的乡村社会 中梳理出几条主线，自如地游刃于朝廷、国家与村 庄之间上下求索，而不显牵强，显示出其深厚的功 力。但认为杜赞奇的宏观理论仅仅基于直隶、山东 六村的资料而未免显得过于冒险和让人担心。[4]
宗族和权力的讨论,涉及到宗族的形成、作用及其研究的发展，即宗族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实体权力而存在，宗族还是作为意
识形态和经济关系而存在的。
关键词:杜赞奇; 权力; 宗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9)02－0015-05
Commentary about Power Study of North China of Prasenjit Duara
兰世辉 徐杰舜: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人 攀护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
的权威，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
类 法性的表现场所。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或者
学
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 或者二者兼具。
第 20 卷 第 2 期 2009 年 4 月
VOL．20 NO．2
Apr．2009
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
人
— ——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类
学 兰世辉 徐杰舜
研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究
摘 要:本文介绍了杜赞奇基于中国华北的历史资料所做的权力研究，并梳理了对杜赞奇研究的评论，最后延伸展开了关于
———The Perspective of Study of Power in the Eyesigh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part 2）
LAN Shi-hui XU Jie-shun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power study of based in north china of Prasenjit Duara,and then combed the comments about the study,finally,extended the discussion between power and patriarchal clan of china,including the form, function of patriarchal clan,the newly development view about patriarchal clan ---- patriarchal clan is not only a kind of obvious power,but also a kind of power of ideology and economics. Key words:Prasenjit Duara power;patriarchal clan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杜赞奇关于中国华北的 权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正是由于他的研究， 突破了国际汉人社会社区、宗族、市场和民间宗教 的传统范式，形成了关于权力研究的新范式。
一、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简述
政治人类学是西方发源和兴起的学科，其研 究对象最早也是集中在澳洲、非洲等非西方“非正 式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具体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 关系的研究，最早从政治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 西方学者是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他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考察了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 关系及其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出版其重要著作《文 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贯穿 这一著作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国家政权建设”和
杜赞奇的这一著作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 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也赢得了中国学界 的广泛尊重和关注。尽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 人类学等学科领域都对此书给予了诸多不同的评 论，但都不足以抹杀这一著作在中国相关研究领 域的重要地位。
二、对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的评论
研
在作者看来，民国时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国 家政权建设已构成对地方权威基础即文化网络的
究
侵蚀，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网 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
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
下，国家权力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
‘落后’的文化的联系。其结果是尽管乡村精英领
导有与国家利益结为一体的雄心，但文化网络在
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在丧
失。”[2]民国政权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有的信
仰和权威，现代化政权和乡村精英之间的联合未
能实现，杜赞奇认为乡村精英逐渐淡出政治的原
因除了政权内卷化和国家机构正规化两个因素之
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争权的
成赢利型经纪人全面取代保护型经纪人的现实。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还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
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
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由此，乡村的权
威不断的“土劣化”（土豪劣绅化）。具体而言，宗族
是构成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力
量，宗族在华北村落中也是联系村民的一个重要
收稿日期：2009-01-20 作者简介：兰世辉（197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讲师 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民族研究。
15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杜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人类学研究16nationalitiesresearchinqinghai职业概念的范畴也更为广泛它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包括韦伯所谓的地方传统权威还包括各种职能性的精英functionalelite比如晚清时期的商人士绅兼商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