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生平简介

蒋方震的资料
蒋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国民党追赠陆军上将(1938)，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

他致力于救亡图存，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国民政府谓之为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着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宏富，赢得“兵学泰斗”之誉而驰名于世。

188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族之家。

他的祖父光煦是个著名的藏书家，刊印有《别下斋丛书》和《涉间梓旧》问世。

父亲学阆生来左臂残缺，动作比较迟钝，自幼受家庭歧视，忿而弃家出走，途遇一位行医的父执带回海盐家中，授以岐黄之术以继承医业。

母亲杨氏，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

1885年，百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授其方块字，随后年龄稍长，又绐他讲述《封神榜》、《西游记》的故事。

他听得眉飞色舞，有时溜到镇上小馆里，爬在茶馆喝茶的桌上，大声讲述姜子牙登台拜将，孙行者大闹天宫，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把小圆眼一瞪，小辫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们部被逗得哄堂大笑。

有时，他召集一班小儿编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对阵，自己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军。

1894年，百里的父亲病逝于海盐，家中生活无谋，母亲乃叫他回硖石，奔走请求于族人之门，得伯叔们公议，集田三十亩，母子依为衣食。

其时，蒋氏家塾开课，百里时时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先生爱他聪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对杨太夫人说，愿领百里读书，不收束俸。

从此百里就随勤叔读书。

1898年，十七岁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应考，便在伊桥镇孙姓亲戚家中教书，并订袁花查氏为亲。

因百里后来留学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与百里完婚。

一天他到桐乡县探访一位同族塾师，在那人家翻到桐乡县令方雨亭所拟的“观风卷”(新官上任，考试属下学子的卷子，以测验当地的学风)，便把上面的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乡县衙门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县令的极大赏识，考取了超等第一名。

方立即派员调查这位考生的住址，请他到桐乡相见。

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硖石、伊桥两镇，人人都知道海宁出了一位天才横溢的神童。

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时，方知他做教师只是因为家承亲老的缘故，乃勉励说：“天才不可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大器。

”不久，他被方县令带到杭州，介绍到求是书院求学。

在书院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方县令供给。

后来，方调任丽水，对百里的学习仍然很关心，每次进省城都要到书院看望，送给他一些书籍和零用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

此事在求是书院中发生反响，不少学生偷阅违禁书刊，并秘密组织“励志社”，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

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他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

”是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

百里激于义愤，作了一首悼唐的诗，被书院总理陆懋勋拟予以除名处分。

后来，由于得到林太守和方县令的合力资助，离开书院到东京求学。

1901年，百里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那时候，东京是中国两大政治派别互相角逐的大舞台，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另一方是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

双方各发行自己的刊物，前者为鼓吹君主立宪的《清议报》，后者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报》。

百里以化名向《民报》投寄论文，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包括习文习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议下组织了旅日留学生同乡会，并发行刊物——《浙江潮》。

百里自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长篇论文，以博古论今的笔调，从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

《浙江潮》问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仿效，湖北学生有《汉声》、江苏学生有《江苏》、湖南学生有《游学汇编》等等。

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

1902年底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经过，有人提出质问：“卖国贼蔡钧(清朝驻日公使)驱逐吴稚晖(留日学生)回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又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留学界的一名奸细！”曹却矢口否认，并解释得头头是道，使大家无以追究。

但当改选干事时，百里突然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使其无以辩驳。

百里与同期同学蔡锷两人年岁相同，弃文习武的动机相同，因此一见面便成为志同道合之友。

当时在士官第三期就读的还有李烈钧、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许崇智、蒋尊？等。

百里与蔡锷、张孝准三人都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留学生中有“中国三杰”之称。

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参加，颁发给百里指挥刀等奖品。

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历来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不免耿耿于怀。

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

毕业后，他以少尉资格在联队服务，曾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

士官学校自第四期开始，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求是书院的老同学就有十余人。

因此，他与投考生商办了一所临时预备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给考生们讲解入学须知和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等。

1906年，百里由日本回国，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

不久，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处充幕僚，又把他推荐给赵，与此同时，浙抚张曾扬也委他为浙军标统(即团长)，相约前往。

百里当时认为日俄两国，将为中国之最大敌人，而俄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

因此筹划东三省的国防建设，实为最切耍之急务。

所以，他毅然辞却浙抚的委任而驰赴东北。

到达东北后，他将自己对东三省国防建设的意见贡献于赵总督。

总督极为赏识，乃破格用人，畀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务(等于总参谋长)，负东三省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之重任。

其时，他的士官同学兰天蔚、张孝准，吴禄贞、宁调元、张绍曾、林摄等人均在东三省训练新军，大家意气相投，倾心于建设新的国防。

盛京的建军工作刚开始，新旧两军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其中露骨地反对建立新军的，为行伍出身的淮军羽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

三个月后，陈仲恕得知张勋和张作霖都迁怒主持操练新军的百里，便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场，趁早到德国实习军事，以求深造。

百里遂直接对赵说：“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

当今之世，
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到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

”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赵的满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转道至德国，进德国陆军大学深造。

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是德军的最高统帅，曾特约百里交谈。

在交谈中，他对百里的风度翩卸，识高学博，深为器重。

在德军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期间，百里见识了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

俩人交谈后，伯氏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书如命，好学不倦。

赵尔巽汇来的钱，他大部分用以买书。

由于爱好广，所购文史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

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但丁《神曲》等，又好旅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

这次浏览，为他后来著译《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07年，百里的拜门老师荫昌将军出使德国公使。

当时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发展而怀疑忌，百里与荫昌将军乃向德皇建议，组织中德美三国同盟，以事对抗英日同盟。

德皇极赞成，准备派其皇太子聘间中国，并建议中国派遣特使赴美进行磋商。

于是，百里与荫昌奉命于次年一同回国，以作诸种准备。

后因美国总统改选，继任者无意于此种结盟，致其事无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赵尔巽调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原职。

他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考察后，对于俄国之侵略中国野心，体认更为深切，所以一到东北即着手对俄国防建设之计划，并派其参议官李英华赴俄留学，以从事俄军情报之搜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

百里密与吴景濂、蓝天蔚等联络，期谋东三省独立以事策应。

但因其时新军(张绍曾、吴禄贞等部)均已调入关内，沈阳新军仅有第二混成协，而赵尔巽又将旧军张作霖所部调往省城，独立之举只好作罢。

张作霖等对百里的操练新军早存不满，这时更思杀之而后快。

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车南行。

他上车后，一时急欲就厕，照理车未开，厕门不得开启。

侍者因他来头甚大，破例为之进。

为了防止乘客接踵而进，随手将厕门锁起。

就在这一瞬间，张作霖随带卫士追上车来，问一侍者“蒋总参议在哪里?”恰这位侍者不知道百里在车上，便答以未见上车。

张还欲搜查，火车汽笛大鸣，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百里闯关南下后，被浙督蒋尊簋聘为参谋长，随后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顾问。

1912年冬，滇督蔡锷准备推荐百里为云南民政长，约先于昆明相晤。

一天，百里到陆军部向总长段祺瑞辞行。

此时，段已得知总统袁世凯准备任用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料想百里不会舍熊掌而取鱼，便向他透了口风。

百里一听，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是一件有关建军的大事，总长如果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我就不到云南去了。

”他这一果断的决定，却打破了段准备任用私人的预谋，从而埋下了恶根。

12月15日，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兴高采烈地到军校上任，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了。

军校一千五百名学生都到校门口列队迎接，见新校长是个年轻的白脸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乌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显得十分整齐、严肃、英俊，个个打心眼里敬佩。

他到校的第一次训话，内容为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

他说：“什么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与四十人战斗，当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获胜，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没有团结的精神，一个，一个
地或三五成群地与四十人战斗，而四十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就能战胜四百人。

什么叫学术教育呢?重要的在于研究心。

德国、日本是军事学术优良的国家，难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会他们的吗!不是，是努力研究军事得来的。

”他谈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研究军事十余年的一些体会，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国防，以它山之石攻玉。

最后对学生说：
“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神，可望‘凌欧驾日’。

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

如果我作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

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
从此以后，百里积极认真地整顿学校。

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洁与严肃。

认为清洁与严肃，是一个国家文雅盛衰的明显标志。

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象征国民散漫而无组织。

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一双皮鞋、马靴，其它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

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都亲手给以纠正。

第二是改善学生的伙食。

每天，他必巡视厨房，考察食物的卫生与营养成份，并与学生同桌进餐。

第三是严格规章制度。

规定学生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

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场巡视一遍，晚上查宿，检查制度落实情况。

第四是调整教学队伍。

他请求陆军部将能力差的原教育长毛继承调换工作，推荐他的土官同学张承礼为教育长。

对不称职的教官也准备一一调换，亲自物色日本士官生聘为教官。

第五是提高教学质量。

对外语和战术两门课，非请假不准缺课，如遇教官请假，他就自己代课。

他还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课外，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

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

他自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的《中国之武土道》，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

他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进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见无论从形式或精神看起来，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革。

但是在北洋派段祺瑞、魏宗瀚、丁锦把持下的陆军部，不允许别人办好学校。

对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骑科要增加马、步、工，辎重兵科要增添设备以充实教育内容，以及学校改革需要的经费，都迟迟不做答复，甚至多方掣肘。

对一些学识很差而与段、魏、丁有关系的连排长，也仍然得不到撤换；对他多方物色到的东西洋留学归国愿到军校任职的人才，陆军部多方挑剔，不予批准。

对此，百里曾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

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已日渐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酝酿反袁。

学生请假离校、潜赴南方各省参与反袁活动者日多。

他对学生们说：“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他感到陆军部有意刁难，校事受阻，学生离校，学校前途难于乐观，于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1913年6月18日早晨，百里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讲活。

他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

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

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学生们看见校长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沉，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

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

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
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接着传来似乎是个玻璃瓶爆炸的声音，学生们齐向办公室门口望去，只见校长端端正正的站立在石阶上，目光直射着学生，双手用力按着他的指挥刀。

学生刘文岛突然大喊：“校长自杀了！”全场师生见校长的胸部军装被鲜红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团，纷纷上前抢救。

教育长急忙打电报给公府，请派医生来抢救。

袁世凯闻报后，电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至保定来为百里治疗。

百里自戕时，是用“白朗宁”手枪对正自己胸部射击，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边，惊慌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百里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

其中给教育长张承礼的信，内容是：“耀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

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以告学之语告之。

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达到。

勿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

……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

家中薄田数亩，老母寡妻，尚能度日。

……”致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内容是：“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也。

……”
遗书发表以后，不仅在学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

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

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指责陆军部魏宗瀚、丁锦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

教官张翼鹏、杨言吕等陆军士官数十人亦联名向总统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

各省区都督或其它将领，纷纷发电慰问。

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来看望百里的伤势和安慰学生，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来校为百里治疗；滇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哄动全国的一项重要新闻。

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严厉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宗瀚、教育科科长丁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

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把持！着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宦(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

百里从此不再回校任事，学生们每人洗了他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百里的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监要回北京。

经学生代表的要求，留下护士长左梅继续护理。

左梅每天给百里把脉、量体温、递饮食，渐渐地和病人交谈起来。

一天，她对百里说：“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

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

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百里听了左梅这番话，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不禁产生了爱恋之情。

两星期后，他向左梅表示：“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

但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
百里伤势痊愈后，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袁世凯下手谕委他为公府军事处参议。

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暂时不要到公府办公。

一年后，袁派王士珍继任军事处长，百里才到公府办事。

他为袁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对孙子兵法作了通俗的解释，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

后来，百里在川田医院疗养的时候，仍由日使馆医官平户担任主治，左梅担任看护。

一天，平户对左梅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这是有关你的终身大事。

校长托了总统，总统托了公使，公使又转托了我，叫我征求你的意见。

”左梅只是回答：“这或者是职务上的误会，我没有旁的意思。

”过不了多久，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给左梅一封信，信上别无它语，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

左梅归国后，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

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真情：“我说假话是说不来，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

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

我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

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百里接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死心，反而给她的信写得更多了。

最后一封信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
左梅这时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揣出来，并把密藏着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看。

母亲看信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一次吧!爱情是无国际的，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你若舍去他而嫁别人，此生必耿耿于怀，这对你也是不利的。

”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不久来到中国，在天津德国饭店与百里结婚。

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

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为妾，但始终无所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人民愤慨。

百里对袁的皇帝梦早有察觉，还是蔡锷在北京受软禁时，他就与蔡谈过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

所以在那时他就与蔡锷、梁启超决心抛弃利用袁氏建军的幻想，计划南下走反袁救国的道路。

1916年3月，百里由北京秘密到上海后，原拟转道赴川。

适岑春煊在广东组织“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梁启超为都参谋(即参谋长)。

梁不懂军事，参不了谋，便电召百里赴广州与之一见。

百里一到，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出师计划股”股长，执行参谋长的职务。

袁死后，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抵成都后，电请百里入川商讨川局善后。

百里便从广州转上海由长江溯流而上，到龙泉驿与蔡相会。

这时，蔡的病已入膏盲，结核菌已侵入喉管，嗓音沙哑不能成声，8月9日，北京政府批准蔡给假两个月养病。

蔡希望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东渡就医，乃商请百里权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

百里却愿以总参议之名陪蔡东渡，于是蔡改派罗佩金为参谋长兼代督军，戴戡代理省长。

9月9日，百里陪蔡锷东渡，到日本九洲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就医。

”月8日蔡见自己病势垂危，随口授百里代写遗电，蔡刚把话说完，就溘然长世。

百里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北京政府接到百里电报后，明令追赠蔡为陆军上将，予以国葬。

1917年2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

这时，罗佩金、戴戡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