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史-语言与文字大纲

第三讲语言与文字
1、韩愈说，“读书先须识字”。

这是研究、认识中国文化的前提。

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

周代贵族之学。

《周礼》：“国子八岁入小学，教以六书。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认为，所谓小学，就是自居于子弟之学。

小学（也叫朴学、汉学），狭义的是指文字学；广义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汉字中的形音义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

训诂的本义是解释经文，用当时人明白的语言说明古代难懂的文献章句。

晚清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的“语言转向”，分别形成欧陆解释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两大流派。

前者重义理诠释，后者关注逻辑与句法分析。

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治中国历史文化者，不能没有基本的小学功夫。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文字功夫与学术成就往往成正比。

文字功力有多深，学术成就就有多大。

清代乾嘉时期的重大学术成就，就在于小学方面。

2、汉字的生成
传说是仓颉造出了汉字，从此华夏民族就具有了命名的能力。

人类通过命名，给世界赋予了意义，从而从自然中分立出来，使世界逐渐客体化，从而拥有了世界。

古代中国有绝地天通的传说，大体的含义即在于此。

而文字的发明，则将人们流变的思想凝聚起来。

凭借它的力量，思想文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类有了更为绵远的历史与记忆。

一般文明史将文字的发明作为文明的三要素之一。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共有三种，都是象形文字。

一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发达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

一是古埃及的圣书字，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很成熟了。

再就是我们的汉字。

近年出土的河南舞阳贾湖的甲骨契刻符号，比殷墟的甲骨文还早，距今已有八千年了。

甲骨文发达于公元前1300年。

前两种古老的文字，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早已先后消亡了。

唯有汉字，历史上虽然也经历过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发生过种种流变，其生命力却绵亘不绝，至今依然独步当世，旁若无人。

她既是古文字，又是现代文字。

当中国的甲骨文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居住在地中海东岸，被称作“海上骑手”的腓尼基人，公元前13世纪左右为了贸易、航海的需要，急需简单实用的文字。

他们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二十二个简单实用的字母文字。

当今世界上通用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是从希腊字母发展而来的，而希腊人则是从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加以改革发展而来的。

它最终形成了西方语言文化中拼音文字的一统天下。

应当说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汉字，从象形为主发展到表意为主后，却没有贸然走向表音文字。

尽管历史也曾为这两大文字体系的相遇提供过机缘，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腓尼基人的表音文字撞上了中国，却未能闯入中国。

在世界地图上，欧洲分为条顿、罗马、斯拉夫三大不同语系的三十多个国家。

而与欧洲幅员相似的中国，却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保持着统一和连续的文化形态。

这与我们的先民所作出的文化抉择是否相关呢？
我们的先民拒绝了表音文字过度抽象之病，总是要求与自然的亲合。

据说，那位创立汉字的文化英雄仓颉, 上通神明,生有四只眼睛。

他用上两只眼, 看到天上的“奎星圆曲之势”,用下两只眼,观察到地上的“龟文兽迹之象”，从自然之美中获得了启示。

他依类象形, 博采众美, 创制了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中唯一形成书法艺术的汉字。

其后, 历代书家草圣效法仓颉,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更把胸中的丘壑山水, 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 给天地间长留下不灭的美丽纹花。

唐代的书法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一文中，就把书法的意象
比作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泉注，山安，认为书法意象应当表现自然物的本性和生命。

拼音文字，字随音转。

当古罗马帝国解体后，拉丁语也衰亡了。

欧洲各地的人用拉丁字母去拼读各自的方言，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语种。

狂热的民族主义也随之而起，各自独立。

其结果，造成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犹如一件杂乱拼凑的百衲衣。

直至今天，在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拼音文字仍在扮演着一位不大合作的角色。

《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那个古老神话，正是拼音文字造成欧洲各民族隔阂的历史写照。

“巴别”（babel）在西方的语言中，恰恰就是变乱的意思。

象形表意的方块汉字却没有这种弊端。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它积极促成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割据，造成了各诸侯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实，极大地妨碍了各地的联系与交流。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以后，以上承商周古文的秦国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套“小篆”体文字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文字。

自汉代“隶变”以后，汉字的形体便基本稳定下来了。

它有效地遏止了方言分化为独立的语言，把居住在神州大地上的人们抟聚成了一个有序的整体，从此有了不移的文化认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借助汉字的力量，我们的先民已经建成了自己的通天塔。

几千年来，朝代鼎革，烽火狼烟，都未能摧毁汉字；五胡乱华，匈奴南下牧马，清人入主中原，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乃至近代欧风美雨的侵袭，都未能使汉字断裂。

所以有人说：汉字, 乃是中国人修建的第二座万里长城。

3、汉语汉字的特性
六书，始见于《周礼》
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这六种方法不是在造字之前就有的，而是后来归纳总结出来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qu），日月是也；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止戈为武，人言为信）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一体表意，一体象形）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即从声音相同相近的字假借。

晚清学者朱宗莱说：“造字之次，形声居后，可断言也。

盖象形者象物之本体，形声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义，至于意不足论而造字之法穷矣。

形声者不徒取意兼譬其声，所以济二者之穷也。

”（《六书释例》）
东汉的《说文解字》一书，是汉语文字学的名著，强调以形求义，认为汉字形近义同。

最早的训诂学名著是《尔雅》（传说为孔子门人所作）。

《释名》一书，为东汉刘熙所作，他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

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

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

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以《释名》为第一部，这是刘熙的独创。

音韵学研究汉语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侧重分析声韵调的关系。

近代很多学者认定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更可依据。

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叙》所云：“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

”古文献学者张舜徽先生曾辑录古代２０位学者有关循声以求义的论述，得出结论说：“如欲研治小学，以达于语言文字之原，则双声之理，不可不讲。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研究古文字者应当认真借鉴。

所谓双声，即声母相同的汉字（如：存才），所谓叠韵，即韵母相同的汉字（如：螳螂）。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汉语也在不断的发展。

就《尚书》而言，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不能完全看懂，这就事因为语言在不断的变化，而写成文本的经典使用的是古代语言，跟后来的语言不一样了。

所以中国古书，不解决文字问题，是读不懂的。

而如果字义都不懂，又如何能讲义理？经学如果没有小学做基础，考据做不了，义理也做不了。

所以说小学是经学的基础。

古代汉语是言文分离的语言。

五四白话革命要求言文一致，尽管五四时期不乏对于汉语文化的偏激观点，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扩展了汉语的文化表现力。

4、汉语汉字的前途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当年曾经颇为自信地说：“我们看到智慧和学问之碑，比权力或武力之碑更加长久。

荷马诗歌已流传两千五百年而未失去一个音节或字母；而在此期间，却有无数宫殿、城堡和市镇，轰然倒塌。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拼音文字以语音为中心，而语音的流变却使它成为最靠不住的东西。

以英语为例，今天一般的英美人已无法阅读三百年前的《乔叟故事集》，而中国的高中生却还可以直接阅读两千年前的《诗经》。

今天的美国学生要读懂《纽约时报》，需要掌握五万英文词汇。

而一部震古铄今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却只用了4200个汉字。

汉语汉字承担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

正是凭借它的力量，今天的我们，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也正是凭借它的力量，我们民族被培育成世界上最富于历史意识，最注重用文字书写下自己历史的民族。

天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残酷的宫刑后，依然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写下辉耀千古的名著《史记》，那是因为他相信，历史不朽，我们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朽。

汉语汉字，并不仅仅是我们沟通交流的工具。

她内蕴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诗人杜甫的自叙，生动地描绘出华夏民族怎样从婴儿时期的咿呀学语，开始接受蕴涵其中的文化价值，使它内化于我们的人格。

所以，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人抛弃他们的文字之日，也就是他们抛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西方人的拼音文字，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由具象到抽象的路。

这一演变，意味着抛弃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和充分性，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取代诗性的思维。

本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为了跳出拼音文字设置的语言牢房，打破逻辑和语法的专横统治，把批判的解剖刀指向了西方的语言传统，而诉诸诗的语言。

诗歌是人类的母语。

而汉语正是诗的语言；汉字, 正是诗的文字；中国, 自古就是诗的国度。

汉语一字一音, 音分四声, 律有平仄, 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

早在《诗经》的时代，那些无名的歌者就已经知道，怎样自觉地运用汉语文的音律和形象之美，去表现中国人的悲欢离合。

在中国文学史的天幕上, 犹如群星灿烂, 缀满了无数的诗人巨匠。

正因为有了无数诗人文学家呕心沥血的创作, 才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汉语的表现能力。

正如美国现代派诗人艾兹拉·庞德说过的:“汉字永远都是诗的, 情不自禁地是诗的, 相反, 一大行的英文字都不易成为诗。

”
十九世纪，当西方列强挟其雄厚的工业实力君临东方，哲学家在对待古老的东方文化时，也显现出傲慢无知的自大心态。

黑格尔鄙视中文，认为不利于哲学思辨。

钱钟书先生曾加以辨析。

他举《周易》为例，指出易，同时具有不易、变易、简易几种含义。

说明汉字不仅一字能含多义，而且几种意义可以同时并用。

汉字这种正反同词，义蕴宏深的特点，使其语义在历史演化中层出不穷，不断增生流动，犹如不竭的江河，由悠远的过去一直指向未来。

以研究古希腊哲学而为国际知名的学者陈康先生，当年曾经为翻译作品立下了这样的标准：译文应当使欧美专门学者以不懂中文为恨，甚至因此而要学习中文。

这决非不可能。

成功与否，只在人为。

那时，中国人的学术文化能力才可能真正昭著于全世界。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 “中国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延续性。

即使文明的某些因子发生断裂, 她也有足够的能力加以补偿。

”能够弥合这一断裂的, 没有别的, 唯有语言。

法国学者汪达尔麦什（Leon Vandermeersch）在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作过精细的研究以后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系统虽已离散，但她的精神却没有死。

她就保存在我们的汉语和汉字之中。

汉语文具有一种强烈要求返本溯源的特性。

它总是在召唤我们，返回到那个曾经孕育出儒道百家的灿烂的轴心时代, 返回到文化的根源处, 去思考, 去创造。

尽管目前英文涵盖了世界信息的百分之六十，但是伴随着汉字文化圈经济实力的崛起，汉字文化的实力与影响，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崛起。

阅读材料
章太炎《国学概论》乙部之二《通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