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大国之兴——观《大国崛起》有感

大学之道，大国之兴
——观《大国崛起》有感
概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特点，大概就是21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是“韬光养晦，潜龙在渊”，其后则不可遏制地转变成“锋芒初显，飞龙在天”。

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崛起”这一说法仿佛言之确凿，中国崛起仿佛已经成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结果。

于是国人也开始以正在崛起的大国国民自居。

然而什么是大国？什么是崛起？大国崛起又有什么成功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大国崛起最终失败有哪些教训？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有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才是硬道理；还有人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强大的政治攻势才是王道。

但是我认为，那些都只是表象，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根本在于整个国民素质的强大。

只有伟大的人民才会造就伟大的国家，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拔地而起。

“以人为本”看似空洞，但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真理。

这就是我从《大国崛起》中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

一、“大国”因何而“崛起”
片中按顺序提到了葡、西、荷、英、法、德、日、俄、美九个国家。

有的早已泯然与茫茫历史长河中；有的还在努力维持着大国的地位和尊严；有的曾经在崛起之后跌落神坛，但现在却积极谋求复兴；有的仍然长盛不衰，还在很大程度上把握着世界的方向。

对比它们曾经的辉煌和相互之间现在处境的巨大差别，无疑是有其原因的。

尽管《大国崛起》中并没有提到意大利，为其当时意大利的特殊性，但是却不可忽视意大利作为近代文明思想的诞生地对于之后各个大国——尤其是几个基督教国家——崛起的重要性。

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人民蒙昧，看不到未来。

所幸从7世纪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熏陶的阿拉伯人，秉承着《古兰经》中阐述教义，通过启蒙教育，“百年翻译运动”，甚至是扩张与侵略，将天文、医学、语言、文学、法律、哲学、音乐、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传至西欧，首当其冲的就是意大利。

这也是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一个原因。

而随着阿拉伯倡学精神的深入人心，西欧第一批大学也纷纷建立。

于是对于真理的追求与捍卫，以及随之的勇气和智慧，这一切的一切就都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炬，烧毁了教会神学的精神束缚，实实在在来了一场思想上的大解放。

这场解放，不止是使得人们学会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来观察人、社会和自然，同时也使得西欧各国开始重视教育，谋求发展。

首先是法国。

受到文艺复兴影响，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它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这场争夺战使得法国新一代的国民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而像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也着眼于改变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以及教育。

尽管1789~1794法国大革命在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但却是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然而成也教育、败也教育。

随着整个民族素质的急速提高，在19世纪初法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出现了像拿破仑这样的天下雄主，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大革命之后的保守和宗教势力的抬头，法国最终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沦为今天的二流强国。

然后是法国的近邻德国。

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由于长期分裂，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都远落后与在工业革命中受益颇深的英法两国。

割据一方的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从教会中夺回国民学校管理权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而实科中学这样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也最先在德国萌芽，较英法早了一个世纪。

这使得德国人具有了今天为众人称道的严谨与内涵，这也是自然科学所要求的。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不断进步，从而教育的方法方式也更加先进、合理，最终造就了德意志的强大。

这并不是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所说的日耳曼民族基因更优所造成的，其根本在于素质教育的厚积薄发。

谈到大国崛起，至今仍然保持着“世界宪兵”姿态的美国就不能不谈。

虽然美国的成功崛起有很大程度上天时地利的原因，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人和的强大力量。

其中教育则是重中之重。

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效仿牛津、剑桥创办了哈佛、耶鲁等迄今屹立不倒的高等学府。

独立后美国《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也是不逊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的伟大。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一面建立致力高深学术研究的大学研究院，如1876年创设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面依照《摩雷尔法》建立如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的工农学院，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美国也因此孕育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从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这儿有一个可怕的统计结果：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3倍，但是中学生增加了90倍！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第一大国，依然居安思危，努力保持着在教育上的领先。

为了依旧牢牢把握住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启动了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2061计划”，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以求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对比中国的现状，可还有深思也？
相反，通过地理大发现开拓海外殖民地，依靠对于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贩卖奴隶而崛起的“大航海时代”先行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凭借先进航海技术而发展远洋贸易，创立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自由经济而崛起的“海上马车夫”——荷兰，都因为崛起的内力不是教育，本末倒置，而渐渐丧失了发展的后劲，耗尽了整个国家的潜力，尽管如今依旧富庶，但最终还是退出了大国博弈的舞台。

由此观之，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正如国民素质的提高之于大国崛起。

教育强国，教育兴国，教育即是一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负责任的表现。

二、中国教育的“一个世纪”
既然确立了教育之于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再来看看近当代中国教育史，如我们曲折的近代史一般，波澜壮阔，一波三折。

首先是民国教育。

一提起民国教育，大家想到的大概是如今已经在漫漫星河化为灿烂星辰的大师们。

蔡元培、陈寅恪、胡适……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大概就是那个时代，无尽黑暗中的微光罢了。

梳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总的来说，不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

就政府方面，可谓“万般皆下品，唯有教育高”。

这并不是夸张，举个简单的最现实的例子：教师的待遇。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表明：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至于教育法规、教育经费、教育理念乃至教材、多样的教育格局，无不令今天的教育事
业的发展有所借鉴、有所学习。

再看看当时的学生。

时值国家兴亡之际，自然而然地，学生的满腔热血使得他们有着一种“救亡中国，舍我其谁”的无畏气概。

作为当时学生的典型，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那句为人熟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不就是当时中国学生的普遍心声？再者，民国大学有着一群有着真正文人风骨和气度的大师和教授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他们不肯随波逐流，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

这不能不让我为之折服、为之倾倒。

星移斗转，一晃70余年，今天的我们除了学习民国学人的风骨和气质，还能从中学习什么呢？大约还是有的，下一部分再叙。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一方面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

这种对于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认识不明，摇摆不定。

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建国后陷入一个尴尬的地位，而这种尴尬在经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学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行动后，终于在“文革”期间演变成彻底的批判，大学终于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简单粗暴的思想改造运动改造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将其打成“臭老九”；盲目专断的大学院系调整直接伤害到了很大一部分大学的核心，不光革了人文，亦革了科学；“文革”更是一波扫荡，寸草不生，大学彻底成为荒芜之地。

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早不知何处去也。

那时的教育，让人了解之后悲从心来却无从发泄。

1977年，高考恢复。

大学教育仿佛回到正轨。

理想受到尊崇，知识成为标杆，知识分子和学生压抑许久的激情四处洋溢。

1980年代大概是中国大学的一个黄金期罢。

但回顾历史，只得自嘲这不过是沉重历史在翻到“80年代”这一页时为数不多的轻快自由的一笔。

短暂的黄金期后，1989年25岁的诗人海子如他诗中所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一般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理想主义如泡沫般破灭，也似乎预示着中国教育不可避免的走向。

90年代，政治和经济上的急剧变化，使得90年代青年各种理想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打击，尤其是对于青年政治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理想已经沉没，金钱是新的灯塔。

这样一股思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大学学子尚未成熟的心灵，大学生开始走下高堂，以令人惊异的速度现实化、社会化。

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说过：“三十岁之前不想着革命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想着革命是没有脑子。

”大约说的就是这样，青年们在没有脑子之前学会了没有良心。

站在更广阔的历史坐标里看，90年代的种种也不过是过渡形态罢了。

现如今，学术腐败、“春哥教”、各种××门……，大学校园俨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投影，浮华背后，所剩寥寥。

要是称呼一个大学生为“天之骄子”，恐怕是要引来路人侧目的——他们早已泯然众人，不再是一个特殊群体。

正如他们思想和行为上日益轻浮，“大学生”这个字眼也不复沉重。

在他们像产品出厂一样被推向社会时，甚至连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都不具备。

理想死了。

学术脏了。

自由不见了。

并不是这些青年自身的过错，社会既然如此，大学又如何独善其身？时代把学子们塑造成令人尴尬的样子，指给他们一条通往房奴、车奴、失业族的道路，叫他们狼奔豕突，明明茫然无措，却又好像满怀希望。

前年，钱老逝世，享年98岁。

这位学界泰斗，这位科学巨子，这位将近百岁的睿智老人，带着他跨越一个世纪的奋斗与辉煌，留下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缅怀与哀思，还有那如重锤响鼓一般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自问，也是质问，更是拷问。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回答，有人回避，有人回头反思。

但是，对于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最缺少的恐怕还不是反思，而是令反思对现实产生作用的可能性。

行胜于言，希望不会只是讽刺。

三、大学之道，何去何从
谈点自己的想法。

可以肯定，知识不是技术。

知识是有生命的，不能脱离健全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与其说知识是使人类进步源泉，不如说是人类赋予了知识以信仰、以内涵。

假如知识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知识便不再是知识了。

不幸的是，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是向一种变态的趋势发展，即占用最大的大学教育资源，却既不传真知也不传技术，生产出一种名叫“大学生”的产品。

大学校园不过又一名利场尔尔。

再往回看，中学教育还算比大学教育先进，至少传授了应试技术。

再往回看，小学教育又比中学教育先进，现实社会的趋名逐利由小学老师预先演习给小朋友们看，谁家有钱有地位，老师就袒护谁家的小朋友。

从小学开始，校园这个战场就开始有父母的加入了，而且父母的势力甚至占据主要地位，左右着教育之于孩子的意义。

说重一点，中国人就是这样在集体无意识中扭曲教育，践踏知识的。

末了，还团结一心地大骂中国教育制度，好比喷中国男足一样喷得不亦乐乎。

诚然，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教育不公平，教育制度的缺陷脱不了干系。

但是，企图依赖制度的完善去解决问题，这是白日做梦。

因为正如大国崛起的根本在于国民素质，一个再完美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或者一群有思想、有素质、不盲目、不犹豫的人去执行，也就不过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我认为，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病不是教育不公平的源头。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而且远快于中国人思想内涵上的完善、中国人精神层次的提高，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孕育出的中国人畸形的功利心态，才是祸首。

诚然，儒家思想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主流哲学思想，这是出世的，是脚踏实地的，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

但这种实用之风体现在士大夫身上，却是抱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的，是怀有“经世致用”的心态的，也确实是实用的、功利的，但却并非是私心利己的。

古士大夫之功利远非今日国民之功利所及，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今天我们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展望未来十年教育发展新方向，我们努力想改变中国教育现存的问题。

而《纲要》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就学、择校现象，政校管理关系问题等热点问题确实都有涉及，也提出了积极的解决办法。

但正如中国这一庞大社会体所体现的复杂性一般，中国教育问题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还牵涉到了改革、土地、生源、师资等一系列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早已经不能简单地归于一个几个原因，一条几条解决办法。

但是，中国的家长，虽然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间接受害者，难道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与后果？为了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家长与家长在名师名校前的名利角逐，难道不是这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自己挑起的？那既不解惑，也不授业，更不传道的所谓教育，何尝不是中国家长为中国孩子营造的环境？在理解家长付出的莫大金钱与苦心的同时，我不得不说，中国家长的疯狂正是来源于极致的欲求，因此应受的痛苦也相应倍增。

家长毕竟只是间接受害者，作为直接受害人的中国小孩，还要在被强行灌进大量抽象概念后，不等消化吸收就步入社会，更被指责为不学无术之废物。

指责这些中国小孩的人又是否意识到，这些小朋友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真正的教育，更谈不上长大成熟至足够应付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挑战。

况且急功近利的父母们也不会为他们选择真正的教育。

求知的路是向内的。

关照现实，从纸质媒介开始，书本始终是最根本的媒介。

广播、电视、网络……固然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却让受众与传播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传播载体代替内容僭越为传播的主体。

古时的知识口授是人格的感化、心灵的交流，受众面对的是流动着生命激情、满溢着人生智慧的演讲家，教育不止是讲学，更是授德。

然而如今的我们看着冰冷的荧屏，听着嘈杂的电波，又该向何处寻觅那本应承载着生活激情的传播者？
所幸还有大学。

然而，又有多少人未被时代迷惑，以敏锐的眼光穿越纷繁冗杂的信息，洞见真知的一隅呢？又有多少人能分别是非好坏，承担起传播知识的责任呢？又有多少人能道出其所传递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我想这样的人不会很多。

中国教育如诸葛亮舌战群儒言：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

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故而我认为中国教育需要自上而下地、渐进式地改革——在当下已经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之上另外重构一个具有民国高等教育神韵的精英教育了，依靠精英的品德和才华，逐渐改变国人的观念与心态，而后才有真正的教育与全民素质的提高。

现代非合作博弈论奠基人约翰·纳什提出的“纳什均衡”理论强调合作，强调共赢。

它的理论核心与子贡所说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孔子从“君子求诸己”的角度驳斥了子贡，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基本理念在纳什的非合作博弈论中确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这种类似于“双赢”的经济学原理对于理解中国教育现状，解决中国教育根本问题有一定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