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态危机与心灵救赎--论阿特伍德小说人物精神生态的窘境与出路

第４２卷第３期 济宁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Ｖｏｌ．４２　Ｎｏ．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ｎ．２０２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８７７（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１０３０６
精神生态危机与心灵救赎
———论阿特伍德小说人物精神生态的窘境与出路
王旭东
（皖西学院外语学院，安徽六安２３７０１２）
摘　要：文学创作与批评“生态热”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逐年升温。

精神生态批评有助于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精神危机的根源。

文章将精神失衡的元凶归咎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割裂。

阿特伍德关于心灵家园重建之路丰富了生态批评内涵，对人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特伍德；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心灵救赎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２０２０年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点教研项目“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构建研究”（２０２０ｊｙｘｍ２１２７）作者简介：王旭东（１９６５），男，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精神生态是一个意识世界，学者们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精神生态物化形式等来观察精神状态是否失衡。

工业化使人们对物质占有多寡成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尺度，过度占有资源对自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因与自然、社会的冲突，人的精神备受挤压，生态学者们觉得有必要在生态学领域内研究人的精神问题，以及拯救异化了的精神生态。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当代精神生态危机源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坚定地认为精神生态恶化的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阿特伍德的生态观以及生态治理路径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一、割裂———精神生态失衡的元凶
曾获联合国和平奖，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
指出：现代悲剧，就是“割裂”带来的结果［１］２３１
，包
括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割裂、民族与民族的割裂。

“割裂”在生存论心理学研究领域内是一种病例，它是生态研究者们了解精神失衡的一把
钥匙。

阿特伍德在她的作品中充分地展示了“割裂”给生态危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一）人与自然的割裂
生态学者们普遍认为生态危机渊自“逻各斯中心主义”（Ｌｏｇｏｓ）。

受近代启蒙思潮的浸染，人们把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人在与自然的二元分割下成为主体，同时在与社会的二元对峙中也成为主体。

受启蒙思想影响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玛格丽特·阿特
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２］７８
（ＴｈｅＥｄｉｂｌｅＷｏｍａｎ，
１９６９）就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题的小说。

“玛丽安的朋友邓肯说他家乡在矿区，环境污染严重。

这全是那些熔炼厂造成的，烟囱直插云霄，晚上喷出来的烟都是火红的一片”。

玛格丽特的《浮现》（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１９７２）女主人公“我”的父亲和哥哥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他们坚信人类有权对自然征服和利用。

《浮现》有关诉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亏欠的描述更是数不胜数———岩石被摧毁、大树被连根拔起、人造水坝、湖边的白桦树正在枯萎，它们染上了从南方蔓延的某种树病。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生了因
地震引发的核电厂爆炸，核废料使癌症和不孕患者人数激增，自然因人类的控制欲望而导致物理性破坏。

从生态的角度来说，动物本应在地球生物圈里和人类处于平等地位，但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怪，动物也遭到人类的残杀。

玛格丽特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Ｇｕｉｄｅｔｏ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４）中曾说过，动物小说在英国是揭示社会关系，在美国的动物小说则是关于宰杀动物的，而在加拿大，动物小说大都是关于美国人在此狩猎的故事。

玛格丽特生态三部曲《羚羊与秧鸡》（２００４）、《洪水之年》（２００９）和《疯亚当》（２０１３）呈现的未来世界是人类盲目发展科学而导致的生态灾难。

大自然是一张脆弱的网，任何一个环节的割裂都可能导致生态的整体失衡，并动摇地球上的生态结构，征服自然的欲望便成了生态危机的精神根源。

与自然割裂，人类必遭反噬，其代价就是被惩罚。

蕾切尔·卡逊指出：“我们总是在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心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３］４０７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她的《洪水之年》［４］的主人公托比和瑞恩所在地得到体现。

在那里，多数人都是暂居得克萨斯的非法移民，如阿曼达一家三口，因为洪灾而流落到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人聚集的难民营，又在一场飓风中失去他们视为“住所”的破旧活动房车，父亲被飓风中飞来的金属片砸死。

在混乱肮脏的集市中，人们倒卖稀有动物皮革，以吃濒危物种为乐。

托比暂时居住的楼下，就是一家以稀有动物毛皮做原料的女服装厂。

厂内人们对珍贵动物的保护意识出奇地淡漠。

《洪水之年》也是玛格丽特一部反乌托邦力作，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一幅人造瘟疫席卷全球的末世图景。

生态学者们认为只有从思想上敬畏大自然，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伦理关系，人类才会善待自然、爱护自然，只有在敬畏和爱护自然的基础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失衡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二）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割裂
现代社会“精神污染”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类好像成了被追捕的猎物，文明病的遭罪者。

男女“二元对立”是人与他人割裂的一个表征。

女性跟自然一样，她们都有哺育生命的能力。

在以“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女性更容易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

玛格丽特最擅长对女主人公生活的描述来剖析女性精神世界。

《可以吃的女人》反映了男女之间消费者与消费品二元关系，女性在前期加拿大社会中不过是一种装饰精致、供男性使用的消费品。

在消费社会里，女性身体有被“吃”的命运，女性身体也或是一道盛宴，一个被新开发的价值———成为被消费的商品。

女主人公玛丽安存在被吃的困境让她产生了“厌食症”的疾病。

“疾病”隐喻在玛格丽特许多文本都出现过，作为精神病的象征，玛格丽特用它来表达和发泄男人与女人割裂的苦楚，展现女性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衡的心理状态。

小说《浮现》［５］暗示父权制度是人类征服自然、男性压制女性的根源。

小说塑造了两对情侣，在荒凉的小岛游玩，随着停留时间的推移，惊喜过后，两个被羞辱的女人浮出水面，道出了两性关系的原貌。

大卫是个从事电影摄影的工作者，他甚至迫使妻子安娜在朋友面前脱光衣服，给她拍裸照，他还要拍周围的自然景色，同时把死鸟摆放在安娜的身边。

大卫的摄像机象征着男性的权力，男性掌握着摄像机，瞄准的则是女性和自然。

大卫还怂恿老婆与乔勾搭，自己则向女主人公“我”求欢。

大卫的行为是男权思想的例证。

而“我”的前夫与“我”更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写照。

他虽有家室，仍诱骗“我”为他生孩子，并胁迫“我”流产，还恬不知耻地告诉我流产就像割一个“疣”一样。

前夫丝毫不考虑他的言行举止给“我”带来的心灵伤害，在他的眼里，婚姻就是一场戏，为了私欲，他把“我”当作了“孵蛋器”，用完之后就可随手扔掉。

受社会变迁、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人与生活环境失去了原有的和谐，产生了孤立感、自我割裂感。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生活的陌生化。

信任危机、虚伪势利以及人情淡漠等精神困境在玛格丽特故事集《黑暗中谋杀》［６］２２－２５（２００９）里也有体现。

《黑暗中谋杀》有个《原材料》小故事，旅途中，作者结识了一个陌生男性，晚餐时听他聊起许多趣闻。

那男人认识一船长，船长到多个妓院寻花问柳，要是他发生不测，老婆还可以从轮船公司获得１００万美金赔付。

警察来到妓院抓嫖客，嫖客只要肯付钱，就能被当场释
放。

警察竟如此办事，大众哪还有安全感？正如玛格丽特所言：我们仍无法得知谁是值得信任的。

冷漠、自我隔离已经成为城市人生活的新常态。

主人公“我”说过：我从来都没把这里当作是城市，它只不过是我们路途中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小镇。

一个自幼居住的故乡竟然成了人生旅行中的一个驿站！
女作家的《别名格雷斯》［７］（２００８）小说，以现实为依据，描述了人物之间紧张对立、严重失衡的人际关系。

格雷斯不幸被卷入一桩金尼尔·蒙哥马利谋杀案。

她自称与南希、与金尼尔都无怨无恨，根本没有任何杀人动机。

不过，在案发过程中，格雷斯只记得麦克德莫特威胁过她，格雷斯晕倒在地，对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浑然无知。

格雷斯的“晕倒”使她陷入了在法庭上有口难辩的窘境，她以“不记得”来应对法官质问。

辩护律师麦肯齐不许她说不知道，并诱骗她承认自己参与了谋杀。

格雷斯虽侥幸免遭绞刑，律师麦肯齐却因“成功”为格雷斯辩护而名声大噪，无助的格雷斯不仅成了杀人犯，还得了个“精神病”称号。

多年后，面对乔丹医生的采访，麦肯齐律师大谈当年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一面却承认这事我本人从来没弄清过，一面又说格雷斯“像罪恶一样有罪”。

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致了人的价值观改变，自信也丧失了。

女作家的《猫眼》展现了女性间破坏性的权力关系。

由于内心的仇恨，她希望儿时的伙伴科迪莉娅情况愈糟愈好。

伊莱恩说：我从中获得了几分满足，她的情况愈糟，我得到的满足就愈多。

伊莱恩的病态心理与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灵肉分离这一精神危机在伊莱恩身上表现为精神与肉体的脱节、空虚、孤独，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三）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割裂
白人与移民的割裂。

加拿大主流社会的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割裂严重阻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猫眼》描写了儿时伊莱恩给费恩斯坦恩夫人带小孩的情形。

伊莱恩推着小费恩斯坦恩在街上溜达，遇到了卡罗尔与科迪莉娅。

她们用鄙视的语气说费恩斯坦恩是犹太人，叫她远离这家人，并说犹太人跟她们行事不一样。

书中还有一个伊莱恩父亲的学生，名字叫班纳杰先生（印度人），在伊莱恩看来，班纳杰倒更像自己这种人———与人格格不入，诚惶诚恐。

班纳杰害怕我们，不时咬着手指头，作为一个在加拿大的印度人，他处境十分尴尬，难以融入异乡环境。

玛格丽特塑造了犹太人费恩斯坦恩夫人和印度人班纳杰先生两位角色也是向我们展现了加拿大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割裂。

白人与黑人的割裂。

《使女的故事》［８］（Ｔｈｅ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Ｔａｌｅ，１９８５）描述了社会等级制度，它是把所有人或团体分成不同等级，白种人自认为有人种优越性，他们甚至在宗教上找到理论依据，《圣经》上说黑人是诺亚（Ｎｏａｈ）的次子“含”的后代，“含”由于冒犯了天神而被贬为奴仆，“含”的后代也应受到天谴。

基列国的主教们觉得黑人将把基督教文明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所以被白人送到了“第一家园”。

虽然使女们被“禁言”，但她们对“禁言令”也有抵抗。

使女“假装”不作声，或者以肢体语言进行交流来进行抵抗。

抵抗是为了夺回说话的权利，也是为了获得新的主体意识。

白人与印第安土著人的割裂。

北美印第安土著民族是加拿大原始民族，直到１９６０年《加拿大权利法案》实施后，他们才获得选举权，也是加拿大最后获得投票权的民族。

经济上，他们的地位十分低下，常常被贫困和失业等状况困扰。

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女主人公玛丽安有一次看电影，里面大批印第安人遭受屠杀，玛丽安却未表现出丝毫怜悯之情，冷冷地说了句，反正印第安人多得跟野牛一样，甚至嘲笑土著女人用青苔当卫生巾用，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直是处于失语状态的“他者”。

玛格丽特认为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土著居民却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边缘人。

二、心灵家园的重建与精神生态再平衡
工业化使全球自然环境遭到人类无情的毁坏，生态批评者们希望重新定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自我摧毁———重建心灵家园重要路径
自我摧毁的主题体现在《神谕女士》作品中。

肥胖是玛格丽特《神谕女士》［９］７５（ＬａｄｙＯｒａｃｌｅ，２００９）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琼在少年时努力将自
己吃成大胖子是为了刷存在感。

她用自己巨大的形体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存在。

身份危机导致琼精神焦虑，琼吃个不停，很无奈，吃胖了，琼又不得不去减肥。

琼内心因肥胖而自卑，但又不得不迎合社会主流审美标准。

琼常在地下室跳芭蕾舞，肥胖的肢体在地板上猛跳，宣泄着对母亲的怨言，因为母亲已经被父权社会观念同化了，成为压制琼的反对力量。

通过增肥、减肥，琼构建新的形象、新的身份，同时也体现了琼的精神迷茫与失落。

当琼发现丈夫是真心关心、爱护她时，为了不再伤害丈夫，琼精心设计了自己的“自杀”———“自我摧毁”。

琼逃向意大利，用艺术再现过去，再获自我。

自我分离是自我摧毁的一种表现形式。

《强盗新娘》［１０］２４９中的查丽丝就是典型的自我分离的例子。

“……之前查丽丝叫卡伦，小时候被姨父诱奸，凌辱的痛苦不时地折磨着她，每当被姨父强暴时，她身上就会分离出查丽丝，她新的身体像羽毛和空气一样轻，没有疼痛”。

按照存在论心理学解释，自我分离表现为身体与灵魂的分离，身体变成假自我的载体。

《强盗新娘》四个女主角之一的托尼从小就可以用左手写出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蒙雷弗·尼托。

托尼觉得这是她的双胞胎姐妹的名字，没有出世就已经死去了。

托尼的脑子里面总回荡着另一个声音，那就是托尼自我分离的表现。

作家通过自我分离现象寓意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女性被从这世界驱逐了。

《别名格雷斯》里的格雷斯则时不时地患有间歇性梦游症，晕厥、梦游症实质上都是自我的精神与躯体的分离。

玛格丽特特别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边缘化的问题。

在作家看来，女性要想摆脱控制，成为自己，首先必须在精神上自我觉醒。

《使女的故事》的主人公奥福瑞德的觉醒和抗争都经历着从思想觉醒到行动觉醒的过程。

作为基列国的繁衍工具，上帝旨意的思想让女主人公极其反感和蔑视，当现实难以逃离时，她们会选择心灵上的叛离———“灵肉分离”。

她心中不时地激荡着逃离基列国统治、摆脱使女命运，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名字、服装、记忆等。

住在大主教家里的奥福瑞德闷闷不乐，只有走进自然，伫立在阳光下，她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通过讲述自己的往事，获得精神的存在。

回归自然不仅是一次灵魂得到解脱的过程，同样也是一次自我重塑的过程，一次精神生态重建的过程。

《可以吃的女人》《浮现》《猫眼》（１９８９）三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经历了困惑———觉醒———回归的历程，她们在回归本真、追寻精神自由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内涵。

《可以吃的女人》［２］的主人公玛丽安是受到环境的制约，变成一个失去自我个性的女人，小说在最后，玛丽安做了个蛋糕女人，端出来给男友彼得吃，彼得没有吃，愤然地离开了她，玛丽安尴尬地吃了自己为彼得做的“女人”蛋糕。

玛丽安通过“摧毁自我”的方式重返社会，完成自我的使命。

《浮现》的女主人公“我”寻找父亲的经历引起了她往日记忆和对生命的思考，“我”逐渐意识到一切烦恼和心灵的伤痛都是因为离开了本土，离开了自然所致，只有回归才能获得生命的谅解，才能得到重生。

“我”从喧哗的城市回到宁静的山村，在这回归自然的精神之旅中，“我”由对自然的同情逐步转变为回归自然的本真，从而融为自然的一部分，“我”感觉冷漠的心复苏了，心灵创伤得到了愈合。

《猫眼》的女主人公伊莱恩因为儿时受到伙伴及其家长的不公平对待，多次用不省人事来逃避现实、摧毁自我。

几个女孩做游戏，她们要伊莱恩扮演被砍了头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女孩们把她放在科迪莉亚家花园的洞里，并在洞上盖上木板，压上土。

伊莱恩回忆“只有一个黑方块，里面什么也没有，像一扇门。

或许这个方块是个时间标志，将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分隔开。

在这个标志点上，我失去了力量”。

“时间标志、前后分开”象征着死亡，过去的伊莱恩死了。

（二）“潜入地下”———为精神生态再平衡积蓄能量
玛格丽特曾称采用“潜入地下”主题源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从死人那里获取秘密。

“潜入地下”［１１］的场景在玛格丽特作品中不胜枚举。

“潜入地下”是一种当现实无法逃避时的心理叛离，一个自我疗伤、自我恢复的过程。

这一主题和意象会有多种形式的变异，如多伦多深谷、溺水、躲入地下洞穴、镜子、逃跑等。

在《可以吃的女人》里，邓肯对像木乃伊这样的死物充满迷恋，他是“冥界”的代表，也是无意识的象征。

婚礼前天的晚上，邓肯带着玛丽安走
过多伦多的大街小巷，到了深谷下面，邓肯说就喜欢下到这里。

沟谷的深处是垃圾堆，还有一座监狱。

“潜入地下”的另一个场景是玛丽安躲进莱恩的床下。

她偷听到彼得和朋友的对话，彼得说他逮到了一只野兔，并开膛破肚。

玛丽安感到自己就是那只野兔，她的精神近乎崩溃。

“多伦多深谷”“床下”都是地下主题的表现，玛丽安与冥界代表接触、融合，以及躲在床下，都是为了获得反抗男权而积蓄力量。

“溺水”也是“潜入地下”的一种变异。

在《浮现》中，女主人公“我”为了寻找在多伦多城北湖里溺水的父亲，觉得必须找到他，对自己的身世有个交代。

第一次下潜，“我”在湖面看到自己“在水中另一个形状”，怪影不是“我”，而是“她”的影子———过去的“我”。

第二次潜入湖中，“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其实它是让“我”曾经害怕的原来的“我”。

第三次下潜，“我”深入到自己的无意识世界中去。

在那里“我”获得了摆脱自己困境的能力，“我”看见一只深色椭圆形、垂下的肢体。

“我”猜想这是父亲的遗体。

通过与过世的父亲对话，“我”得知了有关他自己以及其它的秘密，“我”终于获得了面对过去和未来的力量。

“我”感觉到力量就在那里，在脚掌上，正在从地下钻上来。

“我”在无意识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归属。

当“我”再度回到地面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言听计从，而是勇于展现自己的精神和心智，争夺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猫眼》里的伊莱思被科迪莉娅等一群试图调教她的朋友们抛弃，掉入冰冷的沟壑中，她感觉自己将要冻僵在这溪水中，将变成一个死人。

但在经历了这一残酷的“调教”之后，伊莱思一夜长大了，她用面板和面具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更强大。

（三）自爱与互爱———心灵家园重建的力量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做女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了解这是不幸。

玛格丽特在《强盗新娘》中，刻画了四位女性形象，逐一展现了她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其中三位女性一开始受到家庭的束缚，面对爱人的背叛。

她们都一度想到自杀，但她们相互勉励，逐渐走出阴影。

她们用自爱、互爱方式重建了各自的心灵家园。

查丽丝、托尼和洛兹童年都因为父母照顾不周，受到过伤害，童年的经历对她们性格的形成以及成年的生活都产生很大影响。

托尼精心照顾韦斯特，甚至原谅他的背叛；查丽丝的自由受到比利限制，比利抛弃了她，并与“妖女”泽尼娅私奔，查丽丝独自抚养自己的女儿，母女关系不和。

洛兹嫁给密奇后从来不敢在密奇面前化妆，跟密奇出去吃饭她也尽量收敛自己的性格，这些都是女性自由受到婚姻的束缚。

第四个女人泽尼娅就是抓住了三人性格中的弱点，轻易地闯进了她们的内心世界，成功地抢走了她们的男人。

玛格丽特形容三个女人就像无助的“小猪”，面对泽尼娅“恶狼”的伤害，无处可逃。

作家曾暗示这三个女人在性格上都有弱点。

如果没有这个入口，泽尼娅就无法进入。

在托尼眼中，泽尼娅是个嗜血者；对查丽丝来说，泽尼娅是个会侵入人体，腐蚀灵魂的恶魔；而对洛兹，泽尼娅就是妖女“强盗新娘”。

三位女性在困境中展开了反击，但是反击却加速了婚姻的破裂。

泽尼娅的“再生”使三位女性又一次面临挑衅。

三人采取了防范行动。

托尼制定战略；查丽丝跟踪泽尼娅；洛兹则雇佣侦探。

之后，她们主动出击，发起了“复仇”的攻势。

第一个受伤的人是托尼，洛兹敲开了她的大门，并搬进托尼的家，直到托尼恢复了元气。

查丽丝是第二个受伤者，托尼和洛兹合起来关照即将生产的查丽丝。

最后，当洛兹吃了过量的安眠药后，托尼和查丽丝住进了洛兹的家。

经过几轮较量，三位女性各自反省自身的不足。

托尼不该把韦斯特看作生活的全部，查丽丝不该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在女儿身上，洛兹不该因失去男人而萎靡不振。

三人同病相怜，互相勉励，每个月，她们都在“毒药”饭店聚餐，分享个人的精神生活。

三个女人就是这样亲密无间，携手面对磨难，通过自爱与互爱，重建了心灵的家园。

三、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自然生态的渊源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不仅对自然生态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倾注于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

她的作品刻画了许许多多女性人物形象，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白人与少数族裔
间的割裂问题。

许多主人公用不同的方式尝试重建心灵家园，有的是通过融入自然的方式，有的是通过潜入地下的方式，有的通过自爱和互爱的方式，这些女人们在追寻心灵栖息地方面大都只迈出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但令人欣慰的是困境中的她们在意识觉醒的道路上还是迈出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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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玛格利特·阿特伍德．别名格雷斯［Ｍ］．梅江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Ｍ］．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神谕女士［Ｍ］．甘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强盗新娘［Ｍ］．刘国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１］丁林棚．阿特伍德小说的“潜入地下”主题反复再现［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２（１）．
（责任编辑　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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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ｇｒｅｔＡｔｗｏｏｄ；ｐｓｙｃｈ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ｓｏｕｌ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