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过程与意义的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过程与意义的探讨
苏健
【摘要】就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过程、标志与意义3个命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情况做一概述,并指出近代图书馆史研究存在重复论证与史论缺失的不足.
【期刊名称】《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年(卷),期】2014(026)012
【总页数】4页(P69-72)
【关键词】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过程;标志;意义;图书馆史;史论
【作者】苏健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9.296
晚清西方图书馆观念传播至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级公共图书馆设立，这一时间段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

关于近代图书馆产生的过程与意义有颇多探讨，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过程没有太大歧义，但是究竟哪个带有近代色彩的图书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者众说纷纭，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意义有诸多讨论。

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过程是西方图书馆观念传入中国并最终取代中国旧式藏书楼的过程，也是旧式藏书楼消亡和新型图书馆产生的过程。

程焕文将这一过程分成了4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
法前后和清末新政时期[1]。

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是宣传介绍西方图书馆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酝酿和积累期。

戊戌变法前后是学习西方图书馆创办新式图书馆的阶段。

社会政治变革加快了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步伐，维新派人士开始从宣传西方图书馆转向提出新式图书馆的思想，并开始创办学会、学堂藏书楼的实践活动；清末新政时期是公共图书馆观念广泛传播与公共图书馆运动阶段。

这一阶段正式产生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并进入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历史时期。

有文章对不同阶段的特点做了分析：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是无意识和被动的，到洋务运动时变得有意识和主动。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从一般描述上升到介绍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层面。

在清末新政时期，
“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图书馆所得到的经验直接转化成了清政府的图书馆政策和个人奏设公共图书馆的实践[2]。

有坚持近代图书馆由藏书楼转变的论者，把近代图书馆的兴起分成3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过渡时期（1840年—1898年），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过渡，出现了
近代图书馆的“舟渡”——新兴藏书楼；第二阶段是兴起与产生时期（1898年—1911年），这一时期出现了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例如江南图书馆等；第三阶段是发展、完善时期（1911年—1949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图书馆形成了
以京师图书馆为主的各省立图书馆事业体系，标志着近代图书馆的完全成熟[3]。

吴稌年把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也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对西方近代图
书馆的认同阶段，大致起始于19世纪30年代末至19世纪末；第二个阶段是近
代图书馆的表层吸呐与表达阶段，大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
阶段是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整合阶段，约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主
要表现在理论上探讨和业务上的实践[4]。

这两种划分方法着眼于近代图书馆的整
个发展过程，属于粗线条的划分，但就近代图书馆在辛亥革命前的产生过程，在时
间划分和特征描述上是一致的。

无论学者们把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划分成几个历史时期，其产生过程都离不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3次社会变革运动，从时间划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在
这3次变革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图书馆在近代化道路上从图书馆观念的产生到新
型图书馆的兴起与逐步扩大以至全面展开。

举凡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过程的论述，无不遵循这一线索，除此之外，没有新的观点出现。

近代图书馆的前身是维新变法时期的学会藏书楼。

业界在这一点上认识比较一致，认为维新派创办的学会藏书楼，从宣传维新思想的需要出发，较多地采用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已具有了某些近代图书馆的特点[5]。

对于近代图书
馆的标志是否为清末新政时期产生的图书馆，争论则较大。

一种说法认为古越藏书楼是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

1901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筹建古越藏书楼，于1904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由于规模比较大，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对公众开放、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

由于在性质上，它区别于旧时“封闭式”的藏书楼，所以有人指出古越藏书楼以其公开阅览、公共使用为标志，孕育着近代图书馆[6]。

如果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以是
否“对外开放”为尺度，那么这一观点很容易成为共识。

2002年，在纪念古越藏书楼创办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图书馆学会在绍兴举办了中国图书馆百年历史学术讨论会，进一步肯定了古越藏书楼作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第一馆的地位。

《光明日报》也撰文说：“古越藏书楼在管理方法、制度章程和图书分类编目上，进行了区别于封闭式的封建藏书楼的若干创新，这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序幕”[7]。

但是如果不以“对外开放”为近代图书馆的特质，古越藏书楼公共图书馆的性质
就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开放性的图书馆并不等同于公共图书馆，开放性图书馆包括“私有公用”的私立图书馆和“公有公用”的公共图书馆，虽然二者在“公用”
方面相似，但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古越藏书楼属“私有公用”的私立图书馆，这一点决定了它不是公共图书馆，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图书馆百年历史中最早出现的公共图书馆[8]。

有更多的人认为湖南图书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标志。

湖南图书馆始称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建于1904年，与古越藏书楼的开放时间为同一年。

1904年11月《湖南官报》刊载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指出办馆宗旨：“本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9]。

一直以来湖南图书馆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的”，甚至海外研究者也认同这一“通说”，认为湖南图书馆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公共图书馆”[10]，因为它的出现更符合“公费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定义。

另外，关于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建立的时间和地点自近代至今有众多说法，湖南图书馆作为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并不是共识，其它说法还有：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安徽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无锡图书馆、常德图书馆。

张建国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建立时地辨证》中考证，就性质和建立时间来说，湖南图书馆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1]。

无论是以古越藏书楼还是以湖南图书馆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标志，中国近代图书馆都是产生于20世纪初，与中国近代史的断代相比较，晚了60余年。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资本输出的冲击，社会性质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吴稌年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中国近代社会长期酝酿与发展中“发生”的，是统治者和社会力量的认识与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12]。

“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使政府及知识分子更看重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即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范围，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国民素质。

近代图书馆就是
在这种要求全民族普遍教化的文化觉醒中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

凡阐述近代图书馆历史意义和价值的论著，无一例外地谈到了其社会教育功能。

在近代图书馆初创阶段，知识分子创办图书馆的活动，使朝野上下逐步形成了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振兴国家的观念，这一功能由先知倡导，最终由政府贯彻执行。

范玉红论述了清末新政倡行图书馆的贡献，也指出图书馆行政上归学部管辖，表明了图书馆的性质是一种教育机关，清末新政倡行图书馆的社会教育立场，正式确定了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教育设施的观念[13]。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清末知识界的以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观念随着社会教育思潮在教育行政中得到确认而有了制度的保证，这在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4]。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无庸置疑的，有人认为这是近代图书馆与藏书楼的根本区别：“近代图书馆区别于封建藏书楼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在继承藏书
楼文化保存功能的同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普及教育[15]”。

但是许多论文在论证这一意义时，更多的是在论证近代中国对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16]，而不是社会教育功能本身。

近代图书馆力图把服务对象从官僚士大夫阶层，扩大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广大社会民众，较藏书楼而言，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服务。

吴稌年研究了近代图书馆的隶属关系，指出中国近代图书馆总体上隶属于教育部门管理，其学术研究也将图书馆纳入到“社会教育”之下[17]。

也有论者指出：近代新式图书馆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丰富的信息，成为学术资料及信息交流中心；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基础性服务，其编撰目录、索引、分类等工作不仅直接促进和便利了学术研究，使图书馆成为学术研究之资料服务中心，而且产生了专门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之现代图书馆学，间接促进了学术研究之深化[18]。

相对于传统藏书楼，近代图书馆以“开放”的姿态呈现于世人，秉承着西方传入
的图书馆观念。

至于公共图书馆在实现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方面的职能，范并思撰文称：“公共图书馆代表一种制度，一种保证社会具有起码的信息公平的制度。

百年前的近代图书馆出现在一个连人的生存权、生命权都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旧中国社会里，不可能有人考虑这样深层的问题[19]”。

拿现代图书馆人给公共图书馆下的定义来衡量中国近代图书馆尽管不甚公平，但是如果公共图书馆背离了信息公平的精神，那它也就只能是个“藏书地”，相对传统的藏书楼没有任何进步。

窦英
杰就“话语权”问题，指出了近代图书馆相对于传统藏书楼而言所具有的先进性，他认为图书馆是一种文化享受与灌输的场所，受众通过图书馆分享社会集团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图书馆被社会集团赋予了隐性的权力，它通过图书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近代图书馆取代藏书楼，图书由封闭走向开放，实际上是私有垄断文化向服务大众文化的转变，也就是“话语权”的转变[20]。

在图书馆管理上，近代图书馆中西书籍兼收的原则，打破了旧有的“四部”藏书
体系。

新的多元化的藏书体系开始形成，同时原有的四部分类法也无法容纳大量新学、西学书籍，图书分类法有了重大突破[21]。

梁启超、康有为两人先后编制了《西学书目表》和《日本书目志》，徐树兰编成了《古越藏书楼书目》，还有徐
维则的《东西学录》、顾燮光的《译书眼录》、光兆伟《新学书目提要》，天津直隶省图书馆创立的12大类分类法，1909年孙毓修提出的20部分类法等，为近代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产生开辟了道路，堪称中国新分类思想的启蒙著作[22]。

4.1 论点重复
在论证近代图书馆产生过程时，著者不一而足地谈到维新派倡设的藏书楼，有论文称呼其为“新兴藏书楼”以区别于传统的旧藏书楼。

因为这些藏书楼有目的地向
社会公众开放，所以一致认为这些藏书楼从性质上已具备近代图书馆的特点。

谢灼华在1982年发表的《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中指出，近代学会兴办的书楼
可视为近代图书馆的先声。

他是从读者对象、藏书内容和管理三方面论述的：
“从读者对象上，已经是社会的士大夫和部分市民。

在藏书内容上，改变了过去经史子集的内容，补充了西学新学书籍。

……而从藏书管理上，也逐渐脱离私人藏书楼的束缚，采取了稍微有秩序的管理方法”[23]。

在这之后不断有论者反复论证这一点，即“新兴藏书楼”已具有图书馆的性质，论据也只有这三项：读者、藏书内容、藏书管理。

他们称呼这些藏书楼为图书馆的“先声”、“前身”，或“已经孕育近代图书馆发展的胚胎”[3]，这些“新兴藏书楼”是藏书楼的一种，还是近代图书馆，或者是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时的新产物，没有一个定性的说法。

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总有一个“临界点”，刘国钧认为这个“临界点”是“书籍公有而公用”，他说：“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而亦近代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24]。

隋元芬在查阅大量一手资料后，提出近代藏书楼与今天的图书馆只是名称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近代藏书楼不是古代藏书楼的延续，因为当时“图书馆”这一名词还没有从国外传入中国，人们便借用“藏书楼”这一古已有之的名词，来命名新设立的图书馆。

近代藏书楼集中出现于1901年—1903年，遍及文化发达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而后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当创设藏书楼的风气影响到北方时，已是国内普遍使用图书馆名称之时，故北方只有图书馆而未见藏书楼。

由于这些近代藏书楼的开创，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古代以藏为主的封闭式转向注重于公众借阅的开放式，是图书馆功能转折的标志[25]。

在多达上百篇涉及近代图书馆形成的论文中，只有这一个声音与众不同。

4.2 史料与史论问题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研究中，史料运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复使用同一史料；二是单纯的史实陈列。

重复使用史料是史料选取的视野不开阔造成的。

以梁启超与近代图书馆为例，1899年，梁启超在立宪派创办的《清议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谈到了他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该文列举
了图书馆八项功用：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了，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也；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图书馆有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图书馆有使阅览图书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也[26]。

这一史料被大量论文反复使用。

梁启超对近代图书馆的贡献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其对图书馆的贡献，
在图书馆实践上，有公共藏书楼、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实体建设；在学术研究上，分别对文献学与图书馆学两大领域的理论建设起到引领或推进作用。

这些史实早已被人熟知，但仍有作者在反复论证，而且，在论证过程中，只看到大量史料的堆砌，梁启超倡导建立新型图书馆的政治需求、个人旨趣的分析和评论较少见到。

史论缺失是图书馆史研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

图书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有的问题并不新而是早已存在了，或者前边的学者还没有回答完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而史实与史论相结合才能完成论证过程，只是单纯地史实陈列，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很难做到总结前代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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