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形式

言语交际形式对修辞手法的影响
【摘要】言语交际的形式大致有两种，这就是“说”和“写”。

“说”是即时的、面对面的交际形式。

而写则是有着一定的酝酿时间和空间距离的交际形式。

不同的言语交际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 自然对修辞手法有着不同的要求。

【关键词】:交际形式; 交际特点; 修辞手法; 选择依据
言语交际的形式大致有两种：这就说是和写。

“说”是即时的、面对面的交际形式。

“写”则是有着一定的酝酿时间和空间距离际形式。

前者如亲友、同事之间的一般性交谈。

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 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发言, 面对广大受众的演讲等。

后者如给人写信、给有关方面的呈文、小说、诗歌、剧本等文学创作等。

在人们的言语实践活动中, 出于不同的交际情况选用不同的言语交际形式。

而不同的言语情况会选用不同的言语交际形式，而不同的言语出了不同的要求。

如果信息发出者是通过“说”的形式来息接收方沟通的，其交际一般就表现出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交际内容比较游移。

比如与亲友、同事之间的一般性交谈就是如此。

这种交谈，事先往往并没有什明确固定的交际目的。

接下来也没有什么统一的宗旨，明晰的线索。

信马由缰、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行云流水、随机得很、灵活得很。

即便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发言,其内容也会表现出相当的游移性。

在教师的教案中，讲授的内容当然是固定的，可是一讲起来，旁征博引，联想升发就有很多即兴的东西了。

另外,学生的另类发问也往往会把教师的讲授“引入歧途”。

至于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发言, 旁逸斜出的机率就更了。

我们都听说过,在论辩的过程中, 法官有时会宣布暂时休庭。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在多数的情况下, 就是因为控辩双方的发言中出现了一些没有预先估计到的新内容, 而法庭对这些新内容缺乏足够的准备；二是思考的时间比较短暂。

言语交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双向的, 交际者的角色多是变换着的。

此时信息的发出者，转眼之间就成了信息的接收方。

而本为信息的接收方, 一会儿又成了信息的发出者。

本为信息的接收方, 一会儿又成了信息的发出者。

作为信息的发出者，即使地向对方发出信息就是你此时此地的天职,对方的存在, 也不允许你拿出多少时间去字斟句酌———-你肯承担冷场的交际责吗？作为信
息的接收方，你又面临着即时解码的任务。

如果心不在焉，就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或必要的信息, 而这, 又将可能使你在接下来的交际中变得十分被动, 甚至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而终止与你的交际。

由此可见，无论是信息的发出者，还是信息的接收方在说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

即使要讲的内容是事先计划好了的, 往往也会因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而被打乱, 而真正面对的, 大多都是些新话题。

这样一来，思考的时间仍然显得十分的短暂。

由于“说”这种交际形式的这么两个特点交际者多把能否很好地传递理性信息、情感信息作为修辞的主要标准,而把美学信息的传递“看成是没有也罢的事情。

于是,其修辞就多表现在消极方面：择词力求准确、妥贴。

而对声音、色彩的要求相应降低。

句式的选译上多用短句、散句、省略；所起用的辞格,仅限于那些常见的一些。

解码比较耗时的辞格像引经、用典、互文、并提、委婉等一般是不用的。

即使是用常见的辞格,也尽量用得通俗易解。

就如比喻、明喻、喻体就要更为常见。

至于字形修辞、图形修辞、标点符号修辞等修辞手段，就只能放弃了。

如果信息发出者是通过“写”的形式来与信息接收方联系的。

交际特点则与“说”的形式恰成相反：一是交际的内容是固定的；即使你要写的内容很多很杂，但只要是写下来的，就是固定了的。

如果交际的内容要有什么变化，那就要重新固定；二是交际的时间比较充裕。

这就有了一份从容，但毕竟不是近在咫尺,于是就又有了一份坦然。

虽然不能不顾及信息接由于“写”这种交际形式的这么两个特点，在修辞上就表现得积极起来了，用词就比较讲究了，不仅意义要准确，没有模糊和歧义。

且进而追求色彩的鲜明、声音的谐美、前后的照应等；择句的标准也不同了，那些信息含量大、表意严谨、周密的长句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整句开始受到到青睐, 语句间的衔接是否紧凑自然, 也成了写作者关注的方面；至于辞格，可以说无所不用。

而字形、图形、标点符号等也都被作为修辞手段而跃然纸上了。

在这些写下来的信码中，除了必要的理性信息和情感信息外,一般都被刻意地融入了大量的美学信息,以娱人, 以悦己。

请看下面的用例子：“你叫什么？”“小平。

”“几岁了?”女人在外面拉着风箱说：“别告诉他，他不记得吗? ”孩子回答说：“八岁。

”“想我吗?“想你，想你，你不来！”孩子笑着说。

女人在外面也笑了。

“说真的，你也想过家吗?”水生说：“想过。

”“在什么时候?”“闲着的时候。

——孙犁《嘱咐》咱知道，咱除了写作以外吧，也干不了别的啥东西。

我就是把作品写完，你愿意干啥干啥去, 与我无关了, 我把稿子交给你, 你把稿费交给我。

这就完了。

有人说，你每一本书出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你有商业头脑，卖点都特别好。

我说, 那你不知道, 我只会写作, 要是我自己会炒作的话, 那起码我自己来改电视, 改电影, 你看我从来不涉及这些东西。

好多书为什么能卖出去，主要也是沾了“废都”的光了。

———贾平凹《天极网》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我，诅咒你们：你们灭绝! 你们消亡! 你们是拦路魔影的荆棘! 你们是伙伴的牵累! 你们灭绝, 你们消亡, 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 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地土!
——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母亲，我的身体好了。

谢谢你老人家对我的照顾为了革命, 我和婉贞又走了, 我们知道这次走了后。

家人将不知如何的牵挂。

您的老泪将重新纵横, 弟妹们的怀念将重新绵延, 家人的寻觅又将重新开始了。

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的奴隶。

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锱铢必较，做那孳孳为利的事情呢？私心自测, 人类解放不成,何以为家?我们这次出走后, 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清苦的生活, 这种生活虽
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却十二万分的快乐。

在革命队伍中, 我们虽吃粗菜淡饭, 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

我们离家后虽然得不到您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爱抚与照顾。

一切请你放心。

仲怀婉贞留二月三十日
———《革命烈士书信》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他走到车上去，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说：“到那边来信。

”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 里边没人。

”……我北来后, 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道说：“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朱自清《背影》
例1例2中的交际者就都是通过即时，面对面的形式来与对方交谈的。

例1 是父女、母女、夫妻之间的交谈。

谈话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涉及到年龄、想不想家、在什么时候想等多个问题。

水生一会向女儿发问，一会又回答妻子的询问，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交际角色。

其间所用都是些通俗易懂的常用词,、短句和省略句, 整个交际过程中都洋溢着一种平和、温馨、闲适的家庭氛。

例2是著名作家贾平凹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谈话。

从所用词语的情况来看, 质实而浅显。

句子都是短句、散句，居然没用什么辞格；这样的的修辞风格, 固然与作家质朴的创作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由于这里采用的是即时、面对面的交际方式，有根据。

这便是在贾平凹的作品中，遣词造句也都是非常讲究的。

后两例中的言语信息都是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传递出来的。

1925年5月, 帝国主义反动派在上海枪杀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

例3的内容就是感此而发的。

文中作者痛斥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并对那些袖手旁观、麻木不仁的国民痛心疾首。

由于排比、反复手法的铺排渲染，言语信息的冲击力极强, 凡读到这段话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4是烈士李临光、蒋婉贞夫妇投身革命前留给母亲的信。

其中表达了对亲人的深深歉意,但主要的还是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及作为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如果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不会写出那么自然而整齐的长句，也不会写出出像“……, 并不是……, 而是……, 因为……, ……更不能……怎能？”信息含量那么大而又语意曲折的长句来的。

像“锱铢必较、孳年孳为利”这些言简意赅的成语，在即时、面对面的交际中，一般也是不用的。

例4中父亲与自己的儿子采用了两种言语交际形式。

前三段话是即时，面对面说的；后一段话则是隔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写”的。

两相比较，修辞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良家妇女》的片头字幕中，“女”字被以“甲骨文”的古字形推出———双手交叉在胸前，弓身俯首，侧身而跪。

这一字形所释出来的理性信息和情感信息都是巨量的。

她们曾有过令人眩目的辉煌, 不仅站着做人, 而且支配着男性，组织着社会的生产生活。

但是随着父系社会的建制，她们被逐渐压到社会的底层，就是在当今社会，她们也没有在全部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很多地方，那种历史所形成的不公仍然在延续。

这种由字形所造成的修辞效果，也是“说”的交际形式无法实现的。

二
其实，即使人们在以“说”的形式来实现其交际的时候, 也都希望自己在词语选用时不仅能顾及到理性信息和情感信息的传递，还能顾及到源自词句色彩、声音等方方面面的美学信息的。

但是, 由于力所不能及, 就只好舍鱼而取熊掌了。

当然，也有的人信码库藏丰富。

择码时反应机敏, 能在选词择句时顾及到方方面面,。

但信息接收方的解码能力却未必很强, 适应信息接收方,或者说是迁就信息接收方,你就是为了适应信息接收方, 或者说是迁就信息接收方, 你也不能
把词句的选用搞得太复杂。

成语言简意丰，谁都喜欢用。

但是，如果采取的是“说”的交际形式, 你就不得不经常地忍痛割爱了。

因为成语的意义一般都不十分浅显, 不仅解码耗时, 且在不息的语流中，还很可能成为一些无效传递长句信息量大且具有严谨周密的修辞效果。

但是组织的难度大，出错的概率大，接收时的压力也大。

在“说”的交际中真就不如将其化成短句,变信息的一次性传递为分解传递。

引经用典格的信息量都是相当大的。

互文格的艺术性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信息的传递效率却是比较低的。

因此，在“说”的时候，一般都是让它们颇受冷落的。

显然, 人们在以“写”的方式来进行交际的时候，论是择词、组句都更加讲究了。

既然有着明确而固定的交际内容，又有着充裕的交际时间，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交际效果，谁不想把自己的言语信息载体加工得更加精美些呢? 谁不想在传递理性信息和情感信息的同时，再传递出更多的美学信息呢？当然，在以“写”的形式进行交际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排斥那些在说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修辞方式，不过那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写”了。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交际形式也影响着我们的修辞手法，也应该是我们修辞时的依据。

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说的：切当不切当，还应当包括是否符合特定的交际形式。

与来自其他方面的修辞的依据比起来, 笔者对于这来自交际形式方面的修辞依据讲得不是那么充分、透彻，所以如此，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借鉴。

对于说写方、听读方等因素决定着修辞的道理，有很多人讲了很多，而对于交际形式也决定着修辞手法的道理，好象还没有太多的人提及；二是有些交际形式难以归类。

比如打电话这种交际形式, 交际双方并没有时间距离，却有空间距离。

当然不是“写”的交际形式，但又不是面对面地“说”再比如有视频的网上交际，可以看得见交际对方的面容，但交际的内容
却是“写”出来的。

而这种“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写”又不完全相同。

对于这些不能简单地确定类别的交际方式, 在修辞上, 也一定有其特异处, 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 而这里没有涉及。

那么, 以上这些议论就是很不全面的，权当引玉之砖吧。

【参考文献】
㈠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㈡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㈢刘焕辉言语交际学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㈣谭学存等接受修辞学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㈤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修辞
【摘要】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汉语修辞
不同民族修辞方式的比较，在原则上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实践的（归纳式的），即直接将一些具体的修辞现象进行比较，例如可以比较中西比喻的异同：它们在不同国度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重要性，比喻类别的对应与差异等等。

一种是理论的（演绎式的），所谓理论的比较即从与一个民族修辞特点有必然联系的理论原则出发推断出不同民族在修辞上可能或必然具有的某些特点。

例如可以根据中西文化、思维或哲学上的异同，推断出中西修辞的异同。

在以上两种方式中，所谓实践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世界上所有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修辞活动总是大量的，那些存在于书面上与人们口头上的修辞现象可以说浩如烟海；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实上整理一个民族的修辞史往往需要好多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而语言的障碍更增加了比较的困难。

因此以归纳法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总难免带有一种盲人摸象之弊，当然理论的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局限，因为所有通过理论比较得出的结论都仅仅是一种假设，正如迄今所有的理论都证明太阳明天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但这个假设一定要等太阳明天实际上出现了才能得到证实。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认为在一种理论的推断中，人们除了可以获得一种宏观的认识之外，还可以借助与利用相关学科一些比较成熟的成果，通过借鉴的方式在中西修辞的比较中开辟一些新的视野与新的研究角度。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具有很大的不同。

其特点主要是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具象性、模糊性、意向性等特点。

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推理的、单向的与明晰的。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汉语修辞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

一：具象思维与比喻
从中西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差异这个角度来看，与以往许多从微观角度入手进行比较的论者所得出的结论不同，我们认为中西修辞在比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具象思
维（有人称之为形象思维或者艺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形象的运动，即人们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或相近进行一种类比推理，总是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因此比喻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就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或者干脆说它就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而欧洲人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其思维所遵循的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通常是从感性开始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即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

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因素总是属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常常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从思维的特点与方式上讲，如果说在中国比喻是一种极重要的表达手段，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西方，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修饰语言的辅助手段；真正的理性思维往往排斥来自形象的东西，因此严格地说，在西方比喻和思维方式总有一定的距离，前者似乎是外加的，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原始思维。

关于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曾经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除了思维的原逻辑性（不遵循形式逻辑规律，不回避矛盾，而受一种互渗律的支配），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一种具象性。

他指出：“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

”［①］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我们力求准确地说；印第安人则力求如画一般地说；我们分类，他们则个别化。

”［②］原始思维是人类各民族在历史早期共同的思维方式，但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蒙昧状态以后，各民族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分化。

在西方欧洲民族摆脱原始思维以后，发展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逻辑运算建立了一个抽象的庞大的概念体系，于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个概念系统通过判断、推理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

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方面也抛弃了那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在思维方式上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发展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在思维方式上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发展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岔口上，他们选择了一种具象的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即没有完全抛弃原始思维中那种基本依靠类比的思维方式，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同原始思维有一定继承性但无疑又是更高级的思维方式。

从一种历时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起源与发展，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一个
结论，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二十世纪以前（即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前）基本上都是具象的，而且越是往前追溯这种特点就愈加明显，因此比喻在中国可以说就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理性的，因此严格地说，比喻未能真正介入思维之中，成为思维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能是思维的一种辅助手段。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注意到有这样两个例外的情况：其一是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当时理性思维尚未充分发育成熟，这个时候比喻在人们思维中的地位就重要得多，例如产生于希腊氏族社会时期的荷马史诗，其中的比喻在表达上就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其二诗人与作家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因为文学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他们由于天赋与职业的缘故，其思维方式总起来说也应当是具象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应当也倾向于一种比喻性。

西方各民族充满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与具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各种修辞手法总是存在着某种隔膜。

其实在历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修辞学家一直将修辞看作一种外在的技巧，一种可有可无的文体装饰物，“把修辞作为一种…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③］。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演说术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研究项目，然而，由于修辞学的全部工作是关于外部表现的，所以尽管演说术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还是要注意它。

”［④］在古希腊修辞主要被用于演说与论辩中，其功能是强化语言的表现力，在演说与论辩时，加强打动听众或对方的力量。

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修辞学将立意与布局归入逻辑，而将修辞只限制在遣词造句与研究文体风格的范围，于是西方修辞学进一表现出鲜明的形式主义特点。

而在中国，因为修辞与思维密切相关，修辞几乎是融于思维之中，难分彼此，因此人们一方面是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方法，而另一方面却又习焉不察，迟迟不曾感觉到修辞现象的存在，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古代中国人曾经大量使用修辞手段，这一点也许是不言自明的。

以比喻为例，从古代留下的大量典籍中，我们觉得中华民族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也是最喜欢使用比喻的。

在文学方面，我们的祖先从《诗经》、《楚辞》开始到汉赋、唐诗、宋词以及后来的元杂剧、明清小说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比喻，那些明的、暗的、标准的、变体的、融汇在词汇中与体现在句子里的比喻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的祖先几乎到了一种不比不说话的程度。

另外在中国对于修辞手法的使用还有一个与西方很不相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科学与医学著作中也大量使用了比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将古希腊的一些有关科学理论方面的典籍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