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泄愤事件初探

社会泄愤事件初探
谢和波
（中共常宁市委党校湖南常宁 421500）近几年来，重庆万州事件（2004年）、安徽池州事件（2005年）、浙江瑞安事件（2006年）、四川大竹事件（2007年）、贵州瓮安事件（2008年）、陕西府谷事件（2008年）等一系列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绊脚石，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冲击着党的执政地位，显示了危险的信号，引起了中央高层、中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对中国当前社会泄愤事件的概念、成因和应对之策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社会泄愤事件的界定
社会泄愤事件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范围。

它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1、泄愤性
从事件的行为主体和目的看，在社会泄愤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的目的主要是发泄不满和愤恨，而且针对的是地方党委政府、公安机关以及其他强势群体。

所以有学者又把它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

这是社会泄愤事件最显著的特点。

2、突发性
从事件的发生看，社会泄愤事件起因简单，发生突然，演变迅速。

一个简单的社会纠纷就可能成为群众释放不满情绪的导火线。

3、失控性
从行为方式和后果看，随着非理性情绪的聚集和狂热化，事件迅速走向失控，暴力抗法现象明显增多，往往发生打、砸、烧、抢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社会泄愤事件的成因
（一）社会不满群体存在
泄愤的主体是社会不满群体。

社会不满群体大量存在，对党和政府发生了信任危机，一遇到导火线就容易发生社会
泄愤事件。

这一社会不满群体主要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人数众多，他们不仅仇“官”——贪官污吏之流的官，而且仇“富”——发财来路不正、为富不仁的富人，并且仇社会不公。

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下，他们的不满情绪一下子难以排解。

平时他们用小道消息、政治笑话、顺口溜、民间歌谣、黑色幽默、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懑。

一旦遇到民事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等偶发事件，就容易聚众看热闹，并借机发泄心中长期郁积的不满情绪，直到引发社会泄愤事件。

（二）国家管治能力低下
1、预警机制存在问题
在政府预警预防机制中，缺乏对社情民意的迅速反应机制。

各级政权及其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特别是中央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

正如一首民谣所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这样，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政府得到的信息就不全面了，有时甚至是虚假的信息。

在这种信息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就难以做到科学有效，就容易失误。

可见，在这样的预警机制下，对有重大隐患的矛盾纠纷就难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社会泄愤事件就难以预防。

2、应急处臵能力低下
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一些基层政府应急处臵能力和技术低下，导致矛盾升级，冲突激烈化，最终导致群体性社会泄愤事件爆发。

①处臵不果断不及时
在四川大竹事件中，对杨代莉的死亡，警方迟迟没有给出原因，错失了最佳的处臵时机，导致谣传四起，最终引发了1.17大竹泄愤事件。

②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我们有些基层政府往往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并严格控制媒体的报道。

由于缺乏信息公开，导致谣言盛行，引发社会泄愤事件。

③滥用警力进行压制
一些基层官员常常遇着矛盾绕道走，有时则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花钱买平安。

再不行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来解决，违规使用警力，结果却事与愿违，无异于火上浇油，反而让事情越闹越大，最终惊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来解决矛盾和冲突。

3、问责制度落实不够
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还很不健全，还存在思想和体制上的束缚。

在体制上，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是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一旦追究责任，常常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损俱损。

这就决定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严厉的问责制才会真正落实。

既然如此，一些基层官员乐于当太平官，对矛盾和纠纷麻木不仁，反应迟钝，致使社会泄愤事件一再发生。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体制病、体制性迟钝，这是社会泄愤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至少造成以下“三难”：
1、人民民主难
尽管党和政府从总体上一直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故民众对当地的“父母官”即使心中再不满意也难以罢免，对社会不公和官员腐败也难以奈何。

久而久之，心中的不满和愤恨越积越多，最后采取极端的方式以社会泄愤事件表现出来。

2、利益表达难
从现实生活来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信访主渠道尽管群众用得多，但其解决群众利益诉求的能力弱。

《南方周末》等个别新闻媒体敢于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但《南方周末》毕竟代表不了国内大多数新闻媒体。

人大等其他群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作用不明显。

另外，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低，弱势群体具体利益缺少强有力的代言人。

总之，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

这样，民众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
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就很自然了。

3、司法独立难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司法权往往臣服于行政权，出现了司法地方化的弊端，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

所以，当民众与基层政府发生矛盾和纠纷时，要想由同级法院来公断那是很难做到的。

即使民众之间发生冲突而欲诉诸法院时，也常常会因为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效果差而放弃司法解决。

这样，就容易通过非法的途径解决冲突，引发群体性泄愤事件。

三、社会泄愤事件的应对之策
（一）瓦解社会不满群体
1、提高认识
要真正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包括社会不满群体在内的底层民众，从个体看，似乎力量微小，但从整体看，其聚合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这样才有利于减缓、消除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满和怨气，增加其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感。

2、完善制度
我们应吸取血与火的教训，建立和健全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让发展的成果公平地惠及社会各阶层。

例如，要用各方面的制度来保证，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消除制度歧视。

再如，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遏制贫富悬殊，从制度上铲除社会不满群体产生的土壤。

3、融洽感情
对社会底层群众，要真情相待、关爱有加。

基层干部要多与底层群众交朋友，多沟通、多谈心、多帮助，以增加底层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亲切感、信任感。

（二）提高政府管治能力
1、健全预警机制畅达民意
要不断拓宽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

要进一步健全信访、人大、政协等传统民意表达渠道，完善信访渠道。

要重视新
兴民意表达渠道——网上民意表达渠道。

在这方面，胡锦涛总书记经常上人民网“强国论坛”了解民意，给各级官员带了个好头。

党和政府应注重收集网民的意见，牢牢把握好主控权。

针对网民反映的焦点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或答复，防止激起“民怨”。

对网络上不实的、误导的言论，也应及时予以澄清，防止激起“民变”。

2、提高政府应急处臵能力
①及时上报案情
当发现非直接利益冲突时，就应在第一时间及时上报，便于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果断处臵，而不应捂盖子。

②安抚直接利益者
政府应首先做好直接利益者的工作，正确处理矛盾，调节纠纷，安抚利益受损、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引起同情的一方，将这一方迅速从冲突现场劝走，并安抚好，让非直接利益者没有闹事的借口。

③慎用警力
要改变基层干部动不动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矛盾和冲突第一线的做法。

当然，慎用警力并不是不用警力，一旦出现打、砸、抢、烧，围攻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情况，该依法惩处的也绝对不能手软。

④信息公开，进行辟谣
政府要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公布信息，及时把所了解的真相、事情进展情况对外公布，有针对性地在网上和其他媒体上组织辟谣活动，让流言止于智者，从而掌控舆论的主导权。

⑤做好善后工作
事态平息后，政府有关人员要坐下来认真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处臵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反省日常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要依法严惩少数打砸抢烧分子，但对一般群众要宽大为怀。

3、真正落实好官员问责制
要落实好问责制，就必须克服其在思想和体制方面的障碍。

首先，要克服思想障碍。

要树立现代责任政府观念，在
思想上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其次，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问责制度。

要建立和健全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这是问责制落实的基础。

要健全同体问责制度，建立健全异体问责制度。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社会泄愤事件的治本之策。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抑制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

即使有时出现了社会泄愤事件，也比现在容易处理得多。

当前，至少需要进行下列三项改革：
1、改革和完善干部任免制度
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改革和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罢免制度，做到优胜劣汰，从而消除社会不满群体的“仇官”心态。

因为，底层民众并不仇视德才兼备、公道正派的官，其仇视的往往是贪官、懒官、庸官。

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实行民主竞争制。

例如，在基层，要改革乡（镇）党委书记事实上的任命制。

另外，要建立健全干部罢免制度，对民愤大的官员，民众要有能力进行监督，并可通过有关程序、提请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罢免。

这样，民众对官员的不满心理平时就得到了化解，就难以聚集成群体性泄愤事件。

2、改革和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和诉求制度
在这里，我只强调一点，改革和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和诉求制度，必须解决民意表达的组织化问题。

例如，要把成立农会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盘子。

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而我国农民的利益表达组织——农会却长期空缺，这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极不相称的。

为了保护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改革和发展大局，建议积极稳妥地启动农会建设。

农会要真正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强势集团进行平等谈判，这样就可以在平时帮助农民表达利益诉求，释放压力和不满，不致于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泄愤事件。

3、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
要通过司法制度改革，树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让司法权能有效地制衡行政权。

例如实行司法机关垂直管理，摆脱地方党政机关过多干预司法权的状况。

使司法机关在民告官的官司中，能处于独立的权威的仲裁者角色，按照法治理念，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

总之，要通过司法制度改革，使司法真正成为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和利器。

要让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能够充分、便捷、公平地享受到司法救助，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矛盾和纠纷，而不诉诸于极端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从而抑制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