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制度变革

清末民初制度变革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工业化国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就使殖民主义具有更强的侵略性。

英国占领印度以后，继续向北扩张，对我国西藏渗透；富有侵略欲望的沙俄自北向南推进，吞并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大片领土。

在英俄势力的纵容下，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于1865年率军入侵我国新疆，建立殖民政权，对各民族人民实行奴隶制统治。

俄国乘机武装占领伊犁［6］，英国则获得贸易等利权。

美国与日本相互勾结，对我国台湾等地进行侵略，制造了影响深远的“琉球事件”，［7］此事为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甲午战争埋下伏笔。

英国还企图打通一条从印度深入中国内地的路线，结果发生了“马嘉理事件”。

［8］法国在占领越南南方以后，进一步向北方推进，继而向我国挑衅，终于在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在中国获得若干项特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战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引发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同时，列强加快对中国输出资本的步伐，直接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压榨和剥削中国人民，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所有这些，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

正如康有为于1895年在《强学会叙言》中所说的那样：“俄北瞰，英西啖，法南瞬，日东眈。

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者，岌岌哉！”
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标志着维新派正式形成。

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

“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主张在中国实现三权分立，拟订宪法，召开国会，君民共主。

如此，可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

康有为（1858—1927年）是维新派的领袖，戊戌变法的倡导者。

1885年以后，他先后撰成《人类公理》、［9］《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

他指出，中国社会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

不变则亡，小变仍亡。

他的变法思想，一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变易理论，如今文经学家的“公羊三世说”；二是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如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

他对待这两种学说的态度是各取所需，他所宣传的既不是完全准确的中国传统社会学说和政治思想，也不是纯粹的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而是经过深入而独特的思考，按照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加以改造而形成的维新变法理论。

客观地说，康有为的思想在学术上还是有疏漏和不够准确的地方。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一方面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更是利用学术进行政治斗争。

当然他的研究，社会政治价值远远高于学术价值。

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由梁启超（1873—1929年）主笔。

他用常带感情的笔端，使该报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宣传阵地，也使他与其师康有为齐名。

梁启超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

所谓变法，其根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而这一切要取得成功，就在于变官制。

这表明，维新派的改革主张触及制度层面的问题。

严复（1854—1921年）曾留学英国，受到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较大。

因而是维新派中富有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的人。

严复于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维新派其他报刊相呼应，成为维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体。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严复痛感民族危机迫在眼前。

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著名政论文章，
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斥责封建帝王为“大盗窃国者”。

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

189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刊行，［10］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激发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在思想界、教育界乃至更大的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他还先后译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多部西方社会科学名著，［11］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传播西方近代学说的启蒙思想家。

严译名著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谭嗣同（1865—1898年）是湖南维新派的主要代表。

他鄙视科举，主张今文经学，喜读王夫之著作，发挥了王夫之“道不离器”之说，主张“日新”的观点。

他著有《仁学》一书，在哲学上提出“以太”为世界本原的学说，又将“以太”还原为“仁”。

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

”（《仁学》）他大胆否定封建纲常，要求冲决封建网罗，人人平等，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推行变法维新。

1897年底，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使戊戌变法运动从舆论宣传迅速变为政治实践。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要求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

自此，百日维新正式开始。

在此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一百一十多道诏令，主要内容是：提倡兴办实业，设立国家银行和农工商总局；提倡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改革财政，整顿厘金；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精简机构，澄清吏治，删定则律，准许开办学堂、报馆，出版言论自由；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章，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设初、中、高等学堂，派遣留学生；裁汰绿营练勇，精练海陆军，设厂制造枪械弹药、轮船等。

正当维新派忙于起草和发布新政诏令的时候，守旧派也在暗中部署政变。

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明争暗斗之后，百日维新终于随着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失败。

几乎所有的新政措施被推翻。

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

戊戌变法试图从制度变革人手，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近代化的历史课题。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而未能成功。

这也预示着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戊戌变法未能阻止外国列强在中国的瓜分狂潮，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仍然十分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00年发生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

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高峰。

遍及华北各地的义和团起义，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面对这样的形势，外国列强一方面要求政府予以镇压，一方面集结为八国联军向京津地区窜犯，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起义。

在列强压迫下，软弱的清政府终于向列强屈膝投降，并于1901年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

此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悲壮地失败了，它为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义和团拿起武器反对外国侵略和奴役，保卫身家安全和民族独立，但是，农民阶级没有科学的理论武器，在宗教迷信思想和盲目排外思想影响下，采取了原始落后的斗争方式，这不可能挽救民族危机。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的驯服工具。

外国势力完全操纵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和外交大权，中国社会呈现全面危机。

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断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揭露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对外卖国的真面目，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其中，章炳麟（1 869—1936年）、邹容（1885—1905年）、陈天华（1875—1905年）等为代表人物。

1903年，章炳麟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观点。

此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同年，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苏报》刊载介绍推荐此书的文章。

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章炳麟、邹容先后入狱。

此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1903年，陈天华写出《警世钟》、《猛回头》两篇小册子，以通俗浅显的语言，热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

女革命家秋瑾也为革命报刊积极撰稿，提倡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1905年，孙中山（1866—1925年）与黄兴（1874—1916年）商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孙中山当选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

随后，孙中山在《民报》［12］发刊词中把这16个字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就是把反满与建立资产阶级统一的民族国家结合起来，也就是民族革命。

民权主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政治革命。

中国的民族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以防止资本主义矛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就是社会革命。

三民主义在当时起到促进革命发展的作用，但也存在某些具体问题。

例如，没有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没有明确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主张等。

无论如何，这个纲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成为团聚一切反满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纲领的提出，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实质阶段。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一方面与立宪派围绕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展开论战，以壮大革命力量，促进革命形势发展。

这次论战［13］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揭露了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真相，争取到一些原先摇摆不定的群众。

另一方面积极依靠会党群众，在国内发动多次武装起义。

其中比较著名的起义有：1906年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1908年钦州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安庆起义等。

这些起义都是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很快就先后失败了。

这些起义表现了革命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加快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此外，革命党人还进行了多次暗杀活动，表明他们没有耐心对民众进行细致的动员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对清王朝的统治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面对国内外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涨；清廷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一方面争取立宪党人的支持，——方面镇压各地群众的起义和斗争。

1900年以后，清廷宣布实行所谓“新政”，
［14］放松了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同时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缓和了对外关系。

此举的结果是使中央机构内部矛盾加剧，袁世凯等地方实力派力量反而得以增长，国内矛盾不断激化，革命形势继续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已接受立宪党人提出的要求，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派员出国考察宪政，以缓和矛盾、掩人耳目。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各省立宪党人乘机联合向清廷进行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911年，清廷成立以满洲皇族为中心的责任内阁。

［15］至此，立宪党人对清廷彻底失望，转而对革命党表示同情。

此时正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进行的保路运动掀起高潮。

其中，四川的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斗争。

清廷闻讯，大惊失色，立即调派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

1911年10月10日，受同盟会领导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动起义，迅速占领武昌、汉阳和汉口，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建国号为“中华民国”。

同时，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随后，湖南、陕西等省纷纷响应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武昌起义出入意料地获得成功。

孙中山闻讯，立即从海外归来，商议成立中华民国等重大事宜。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自此，清王朝满洲贵族的统治和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政制度成为历史。

［16］当年 3月，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制度层面上取得的成功。

尽管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象征。

在此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张勋、徐世昌，他们企图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为自己寻找专制主义合法统治依据的挣扎是徒劳的。

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辛亥革命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推翻专制统治和腐朽的清王朝，而且在政治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的宣传和人文精神的发扬诸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家对政治的起源、政治体制的建构和对理想政治的追求，都从基础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范畴。

他们还注意到培养国民民主与科学精神，从科学与民主政治、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加以深入研究，倡言近代科学的实验精神，对科学的宣传倾注了极大精力。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的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还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帷幕。

摆脱经学束缚，改造传统学术的价值标准和学术方法，寻求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已经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更新的主流。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相比较，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文思潮有鲜明特点：它虽然有对人的价值的发现，但它的灵魂不是对个人理性的高扬，而是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

科学思想不像西方渊源于人文思想的深化，而是与人文思想的发展同步，或者说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互相推动。

欧洲近代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有着直接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而中国近代学术不仅是对古代传统学术的继承，而且吸收了西方从文化复兴以来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因此中国古代学术在近代的转型就显得比较复杂。

学者们必须付出更多的精神劳动，进行长期的学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