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俭明 谈谈当今的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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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当今的语言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10-14上午)
北京大学陆俭明
Lu_ma2008@
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语言和语言研究的新认识
语言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功用?我们干嘛要研究语言?我们该怎么研究语言?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有了新的认识。
(一)先说说对语言功用的新认识
以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记录、传承民族文化和人的认识成果的载体。
以上,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
现在——语言不仅具有工具性,还具有资源性和情感性。
(二)再说对语言本体性质的新认识
以往——语言是一个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
现在——语言该分为内在语言(internal language,简称I–language)和外在语言( external language,简称E-language )。
“内在语言”,是存在于人脑心智中的自然客体,是人类千万年来遗传形成的信息“编码-解码”、“表达-接收”系
统,其重要性类似于人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
“外在语言”,是内在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
(三)最后说说对语言研究的新认识
以往——着重于描写,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研究分析的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从形式的角度加以考察描写。
现在——在描写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所描写的种种现象作出尽可能科学、合理的解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既要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也要重视语言的应用研究;语言的应用研究是语言本体研究的试金石;语言的应用研究和语言的本体研究存在着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关系。
在研究分析的方法上,注意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地考察、描写、分析。
正是基于对语言和语言研究认识的不断加深与更新,语言科学呈现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的蓬勃发展的态势。
语言本体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出现了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分支学科,相应的,形成了形式语言学派、功能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
至于各个学派的基本思想与观点我想左思民教授等老师都跟你们谈过,限于时间这里不细说了。
有同学不清楚,待会儿互动时可以提问。
语言应用研究,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大为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说,出现了数理语言学、模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专指有关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法律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网络语言学等分支学科。
二语言研究的目的任务
语言研究的目的任务,我想主要有五个:
目的任务之一,将语言的共时状况与历史发展状况研究、分析、描写清楚,以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
为完成这一目的所做的研究是属于最基础性的研究任务。
语言事实都不清楚或不甚清楚,你解释什么呀?当然更谈不上为语言应用服务了。
不断考察、挖掘、发现、描写新的语言事实,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是语言研究永恒的研究课题。
目的任务之二,对种种语言现象,作出尽可能合理、科学的解释,以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做的语言研究是属于深化性的研究任务。
在学术研究中,光关注、光知道“是什么”,不去探求、不想知道“为什么”,就不会有理论深度,科学含量不可能高。
所以,语言研究进到了“解释”这一步,理论上深化了,才能真正让我们对语言面貌有一个清楚而又清醒的认识,也才能真正为语言应用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理论准备。
目的任务之三,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各个语言的个性特点。
语言共性的探索是语言科学研究的新的研究任务,这种探索有利于更好认识语言的个性特点,也有利于对整个人类语言及其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目的任务之四,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构建并逐步完善语言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体系。
目的任务之五,为语言应用服务。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
语言研究也不例外。
就汉语来说,当前最紧迫的汉语应用研究是:
其一,为国家制定良好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所需要的语言应用研究;
其二,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应用研究;
其三,面向汉语作为二语或外语教学的汉语应用研究;
其四,面向语文教学的汉语应用研究。
对于语言应用研究方面的工作,有人瞧不起。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很重要,可不能小看它。
从某个角度说,语言应用研究将会回过头来检验我们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
换句话说,语言应用研究可以视为语言本体研究的试金石。
就上面所谈的语言研究目的任务来看,很显然,语言研究实际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语言的本体研究,包括语言共时研究、语言历时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二是语言的应用研究。
无论是语言的本体研究还是语言的应用研究,要推进,要发展,都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新的语言事实的挖掘与发现,二是语言理论的不断升华、更新与发展。
这二者起着互相推进的作用。
以上两方面可以说是语言研究发展的两大支柱。
三语言研究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不断挖掘与发现新的语言事实
注意挖掘以及有心、用心地去发现新的语言事实,一般出于以下三方面的需要。
1. 为了证实
所谓证实是以事实和一定的理论原则来证明某种观点或假设。
例如,对于当代谈得比较多的构式(construction)问题,复旦大学刘大为(2010)有自己的独到想法,提出了“修辞构式”这一新概念,并认为语法构式由修辞构式而来,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是个连续统。
为证实他的观点和他的假设,他挖掘了许多有说
服力的语言事实。
不妨看其中的一例:
(1)游船票他可以代买,但是上船剪票时不能代剪,只能让检票员把你们一个个剪进去。
“剪”按其本身意义,只能有“剪去”、“剪下来”等说法。
“剪进去”就是一种新的修辞现象,就是一种修辞构式,其构式义是“通过剪票允许人进入某场所”。
但检票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可以剪,可以撕,可以钩,可以刷……这种修辞构式一旦使用开来,那当然也就可以说“把你们一个个撕进去”、“把你们一个个钩进去”、“把你们一个个刷进去”等等,从而就由修辞构式演变为语法构式,形成一种新的动趋式。
(刘大为2010)这也就应了功能语言学派“用法先于语法”之说。
汉语中类似的现象多的是。
再如,汉语的介词“和”和英语的前置词with,都有引出表示伴随者的语法意义与用法。
这是“和”和with的共性;但是汉语的“和”跟英语的with有明显差异——汉语的“和”作为介词时,只起引介伴随者与事的作用,没有其它作用;但“和”又可以是连词,表示并列关系。
而英语的with呢?没有表示并列的连词用法,但with作为介词,除了引介伴随者与事外,还可以引介工具、方式、原因等。
例如:
(2)I cut the potatoes with a knife.
(我用刀切了这些土豆。
)
【引出工具】
(3)She greeted us with smiles.
(她用微笑欢迎我们。
)
【引出方式】
(4)I tremble with fear always.
(我总是因为害怕而发抖。
)
【引出原因】
这样看来,汉语的“和”与英语的with似乎毫无可比性。
但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差异可能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有学者就去考察世界上众多的语言,调查有关语言事实,结果发现,仫佬语、黎语、布努语、拉珈语、壮语、拉基语、苗语以及西非的Awutu语和Benue-Kwa语等,属于汉语类型;德语、法语、丹麦语、挪威语、西班牙语、爱沙尼亚语、Quechua语、Flemish 语、Hausa语、Fon语、Ewe语、Yoluba语、Ga语等,属于英语类型;从而证实了上面的想法。
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由词序不同造成的——如果该语言其介词短语/前置词短语在句中位于主语之后、谓语动词之前,引介伴随者的介词/前置词的语法化路径就如汉语一般;如果该语言其介词短语/前置词短语在句中位于句末,引介伴随者的介词/前置词的语法化路径就如英语一般。
(详见吴福祥2003)
2. 为了证伪
所谓证伪是以事实和一定的理论原则来证明某种观点与想法之错误。
下面举个实例——“像X似的”的切分问题。
“像X似的”(如“像木头似的”)这一句法结构,应切分为A还是B?
A. 像/ X似的:像/ 木头似的
B. 像X / 似的:像木头/ 似的
陆俭明(1982)通过与其它句法格式“跟……一样”的比较分析,确认取A切分比较合理。
即:
A. 像/ X似的(像/ 木头似的)
邢福义(1987)认为A切分是不可取的切分,应取B切分:
B. 像X / 似的(像木头/ 似的)
邢福义先生为了证明陆俭明(1982)切分法之伪,挖掘出了这样的语言事实:
(5)像一个猪/ 似的
像个猪/ 似的
这是颇有说服力的语言事实。
为什么?因为所有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论著凡谈到数词“一”的省略都说,当“一 + 量词 + 名词”处于宾语位置而且并不要强调数量时,“一”可以省略。
根据这一大家公认的“一”的省略规则,显然“像一个猪似的”应取B切分。
即:
(6)像一个猪/ 似的
按(6)切分,即按B切分,“一个猪”作“像”的宾语,“一”可省略,从而才有可能出现“像个猪似的”那样的说法。
然而我总觉得我先前的论证还是比较严密的。
但我要推翻邢福义(1987)的说法,即要去证明邢福义(1987)说法之伪,我得挖掘出有说服力的语言事实。
结果还真发现了。
请看:
(7)查了/ 一位旅客的证件
查了/ 位旅客的证件
(他例行公事似的查了位旅客的证件,突然发现那证件上的照片跟通缉令上的照片是那样的相像,不由得抬头注视着那位旅客。
〔报〕)
(8)看了/ 一篇书评的开头
看了/ 篇书评的开头
(今天不知怎么的,心里慌慌的,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刚拿起新来的《文艺报》,看了篇书评的开头,就又放下了……〔刊〕)
(9)忽然,她看见/ 只松鼠在松树上偷偷地望着她。
(忽然,她看见/ 一只松鼠在松树上偷偷地望着她。
)
(10)突然,他发现/ 个孩子在铁道上坐着……
(突然,他发现/ 一个孩子在铁道上坐着……)
以上实例中的“一 + 量词 + 名词”都不直接处于宾语位置而“一”也可以省略。
由此说明邢福义(1987)的实例不足以驳倒陆俭明(1982)的切分意见。
同时,例(7)—(10)语言事实的发现,将帮助修改现代汉语里“一”的省略规则。
3. 为了探究有意思的现象或问题
这里不妨举个实例,那就是名量词“位”的用法。
按辞书和语法论著关于量词“位”的用法说明——量词,用于人,含敬意——那量词“位”不能用于第一人称,如我们不能说“*我们三位都是上海人”。
可是碰到了这样的实例:
(11)问:“请问几位?”
答:“我们五位。
”
现在怎么用于第一人称了?怎样解释这现象?为要探究这个问题,就得进一步去寻找语言事实。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有详尽论说,并根据汉语的情况,提出了一条新的会话原则,那就是“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具体请参看陆俭明(2007)。
由上可知,挖掘新的语言事实,发现新的语言现象对语言研究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挖掘语言事实,特别要注意挖掘和发现有价值的语言事实。
什么是有价值的语言事实呢?这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前人从未谈及的语言现象。
例如:
(12)出席这届世运会的有53个国家、78个体育代表队、543名男女运动员。
上面这个句子里的“53个国家、78个体育代表队、543名男女运动员”,是目前未见有人谈及的语言现象。
第二种类型,隐性的语言事实。
什么是“隐性的语言事实”呢?在科学上,有时所举的事实表面看是这样,实际并非如此。
这是由于习惯的理论观点使然。
如天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持“地球中心”说。
依据的事实是“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这表明太阳是围着地球转”。
后来证明,并非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至于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这一现象,是由地球本身自转造成的。
语言学中也会有类似情况。
由于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往往习惯于某种理论方法,于是面对各种实际可能不同的语言现象只习惯于用自己熟悉的理论方法去分析、去处理,结果就会失之偏颇。
譬如目前我们一般都习惯于传统的句法上“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这样的分析思路。
可是汉语中有的句子做这样的分析,对解读句子的意思可以说毫无帮助。
请看:
(13)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
主谓宾句法分析
受事动作施事语义分析
主谓
述宾层次分析
事实上,这是一种表示容纳量与被容纳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句法格式。
再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14)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
例(14)与例(13)按传统的分析方法,内部语义关系会被认为不相同,即:
(13)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
受事——动作——施事
(14)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
施事——动作——受事
其实,它们内部的语义关系是一致的,都是:
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
例(13)、(14)都表示——
X量不能容纳 Y量
(X量是指动词前那数量成分所表示的数量,Y量是指动词后那数量成分所表示的数量。
)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只此一例,有一系列的同类句子。
请看:
(15)a 十个人吃了/ 吃不了一锅饭。
b 一锅饭吃了/ 吃不了十个人。
c 一个人坐了/ 坐不了两个位置。
d 一个座位坐了/ 坐不了三个人。
e 一天写了/ 写不了五十个字。
f 五十个字写了/ 写不了一天。
g 一天走了/ 走不了二十里地。
h 二十里地走了/ 走不了一天。
…………
上述对“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内部语义结构关系的新认识,实际就是发现了一种隐性的语言事实。
有人可能要问:难道“人”和“吃”之间没有“施-动”语义关系?难道“吃”和“饭”之间没有“动-受”语义关系?当然有,但那只是一种潜在的关系,在这类句式中凸显的并非“施-动”“动-受”这样的语义关系,而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这样的语义关系。
(参看陆俭明2010,2012)
第三种类型,要注意挖掘和发现最简单和最带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推进科学研究更需要运用演绎法。
各种学科的科学体系可以说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推理系统”(陆丙甫2012)。
在语言研究中去注意挖掘和发现最简单和最带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有助于“从最简单、最普遍的基本现象为初始起点,通过推导得到一些语言结构的基本规律”(陆丙甫2012)。
这
里不妨举个语音上的例子,那就是关于三声变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乃至更早,大家对普通话“三声+三声+三声”的变调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呢?有留学生问:“好想你”、“很好演”,有人第一个字说成半上,第二个字说成阳平;有人则第一个字说成阳平,第二个字说成半上,这有规律没有?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时三个三声字连读变调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
1989年上海师大吴为善教授,通过研究得出了获得学界普遍肯定的结论。
(吴为善1989)他说:如果是1+2结构,最前面的上声字变为半上,中间的上声字变为阳平,如:
(16)好-雨伞、很-勇敢、有-影响
如果是2+1结构,最前面的上声字变为阳平,中间的上声字变为半上,如:
(17)小米-酒、展览-馆、也许-有
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博士生柯航(2007)则使用了更为简单、不受成分之间语法关系或语义关系影响因而更具普遍性的例子,那就是:
5-99、55-9
这是他利用了人类认知上习惯于将相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的认知趋向,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吴为善教授的结论。
5-99和55-9就是属于最简单、最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或者说语言事实。
在语言研究中很需要去挖掘和发现这类最简单、最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或者说语言事实。
第四种类型,要注意挖掘和发现有特殊语法价值的词语。
这些词语或能更好论证某种语言理论,或有助于更好解释某种语言现象。
这里不妨举一个英语的例子。
那就是wanna这个词语。
wanna,是英语里助动词want跟to连用时发生连读音变造成的。
例如:
(18)a.I want to go to the school.(我要去学校。
)
b. I wanna go to the school.(我要去学校。
)
wanna的这一特性为生成语法学派所利用,用来解释、证明英语里疑问句定式动词前的Who或What确实是从后面位置上移上来的,而且在后面的格位上,确实还留有语迹(trace)。
请看例句:
(19)I want to go to the school.
(我要去学校。
)
(20)I want John to go to the school.
(我要约翰去学校。
)
如果把这两个句子变成疑问句,我们将看到:
(21)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school?
(你为什么要去学校?)
Why do you wanna go to the school?
(你为什么要去学校?)
(22)Who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school?
(你要谁去学校?)
(23)*Who do you wanna go to the school?
(你要谁去学校?)
例(23)want与to很明显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在这里不能连读成wanna。
为什么?就因为John虽作为疑问对象用Who被提到句首了,但是在原位上还留下语迹t,即:
(23')Who j do you want t j to go to school?
(你要谁去学校?)
这语迹t j影响want与to发生连读音变。
这证明who确实是按英语疑问句的规则是由want后那个名词语移往句首的,并且证明在原来的位置上确实还留有一个语迹,致使want跟to不能发生连读音变,不能说成wanna。
生成语法学派正是据此,建立了一条“疑问词痕迹定理”(Proper Binding):
疑问句句首的疑问代词必须约束句中某一个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反之,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因造成疑问句而移位至句首,在原位留下的痕迹,必须受疑问代词约束。
英语里的wanna也是属于有特殊语法价值的词语。
我们就需要挖掘和发现类似英语的wanna这样的有特殊语法价值的词语。
汉语里边也有特殊语法价值的词语,如副词“到底、究竟”和“一共、总共”等,限于时间不举例说明了。
必须了解,材料是学术之根,事实是理论之源。
四语言研究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二: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更新和完善
对语言事实的考察和描写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研究的基础,还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考察、描写所得的语言事实及其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升华
为系统的理论,能用这些原则、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语言事实。
因此,不断更新和完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
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以已知求未知,科学研究贵在探索与创新。
语言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做好继承和借鉴这两件事,不继承、不借鉴不可能有创新。
而在继承和借鉴的过程中,要坚持三条:
第一条,对理论方法必须坚持多元论。
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都有其内在原因。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第一,就科学领域说,不存在放之四海、放之古今而皆准的理论方法。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有它可取、有用之处,但也都有它的局限。
局限不等于缺点,局限是说,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一定范围里的问题,都只能解释部分现象,都不能包打天下。
第二,客观世界是极为复杂的,况且在不断发展变化。
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至今仍是少而又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问题,不断发现新现象,要求研究者去解决,去解释。
第三,对于新发现的问题,对于新发现的现象,常常是原有的理论方法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或解释。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因素,所以在研究进程中,常常会逼着研究者要不断寻求新的研究理论与分析方法,以便来解决用先前已有的理论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来解释用先前已有的理论方法不能解释的现象。
语言学界的新理论、新方法之所以不断涌现,也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这个道理。
半个世纪来产生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都是在为了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为了解释新发现的现象而提出来的。
这体现了研究的不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替代——不是说新的理论方法产生后原有的理论方法就可以抛弃不用了。
不同的理论方法之间常常表现为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
因此,说到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我首先要强调这样一点:
不要只满足于了解、掌握一种理论,一种方法。
必须坚持多元论,吸取各种理论方法中的精华,
为我所用。
第二条,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已有的理论知识首先要虚心学,但不能认为不可说个“不”字,更不能迷信。
对于乔姆斯基及其理论,不管人们怎么加以评价,有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加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对他老师、美国结构主义后期代表人物海里斯(Z. Harris),对他原先所学的可以说在当时处于语言学界霸主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理论,不迷信,取怀疑态度,以挑战是姿态,提出一种崭新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看到,乔姆斯基对它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
总之,不要认为写在书上的东西,特别是不要以为大家、权威的东西,不能说个“不”字。
要知道那些大家、权威毕竟也是人,而非神。
他们可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更何况难免会有疏漏。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王士元教授吧,他是“词汇扩散理论”的提出者。
有人认为他称得上是华人中世界级的语言学家。
但是他有一篇文章出现了考虑不周之处,具体说对“鸡不吃了”的解释出了问题。
“鸡不吃了”, 那“鸡”既可以理解为“吃”的施事,也可以理解为“吃”的受事。
这是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中作为有歧义的一个经典例子。
这个例子最早是由赵元任先生提出来的。
以往是从句子成分的移位和句法成分的省略两方面来解释这句话的歧义现象的。
下面假设的甲、乙两组实例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鸡
[A]”代表“鸡”作为“吃”的施事,“鸡
[P]
”代表“鸡”作为“吃”的受事):
(24)甲乙
鸡
[A]不吃白菜了张三不吃鸡
[P]
了
白菜鸡
[A]不吃了鸡
[P]
张三不吃了
鸡
[A]
不吃了张三不吃了
白菜不吃了鸡
[P]
不吃了
王士元教授于2006年他应邀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作系列演讲,部分演讲内容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
其中有一篇,发表在2006年第6期上,题目是“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在这篇文章里,王士元先生对汉语语法学界的这个经典例子“鸡不吃了”的歧义现象,在前人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新的解释——从词汇角度,具体说从“词的词义延伸”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具体是:
“鸡”既能用来代表一种家禽,也能代表这种家禽的肉。
同样的,也可以说“鱼不吃了”有歧义,因为“鱼”’可以指一种动物,也可以指这种动物的肉。
但是,如果说“牛不吃了”,或者说“马不吃了”,就没有这样的歧义了,因为“牛”和“马”只能指动物,而不能指这些动物的肉。
王士元先生的看法中有可取之处,也有考虑不周之处。
可取之处是,他注意到了表示动物的词在意义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既能代表某种动物,也能代表那种动物的肉;另一种情况是只能代表某种动物,不能代表那种动物的肉——这无疑是对汉语词义研究的一种贡献。
目前一般辞书上,还未见有对“鸡”“鱼”“吓”这类词注出上述两项意义的。
但是,王士元先生以此来解释“鸡不吃了”的歧义,就显得欠考虑了。
如果我们按王士元先生的说法,根据义项将“鸡”分化为“鸡
1
”和“鸡
2”——“鸡
1
”代表鸡这种家禽,“鸡
2
”代表鸡这种家禽的肉。
语言事实告诉我
们,代表某种家禽时的“鸡
1”所形成的“鸡
1
不吃了”,还照样还可能产生歧义。
设想某动物园里,给狮子老虎这些肉食动物每天只是喂鸡,结果狮子老虎吃得有点倒胃口了,看到鸡,如果是死鸡,只是闻闻,咬一两口就不吃了;看到活鸡,只是戏弄,不怎么吃了。
饲养员向领导汇报,说“狮子老虎现在鸡不吃了”。
这里的“鸡不吃了”里的“鸡”在理解上一般是指家禽,即“鸡
1
”。
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