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整理〗《邵飘萍采访之王》优秀教案

邵飘萍：采访之王
《国际航空报》
在民国新闻界，邵飘萍是一个被称作“新闻全才”的人，但他最突出的才干是做新闻采访，他是中国第一个将新闻采访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的记者。

邵飘萍在二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扮演了三个角色：新闻记者、新闻研究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

192021邵飘萍在北京大学开办新闻研究会，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毛泽东当时正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听过邵飘萍讲课。

事后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录毛泽东对于邵飘萍的回忆，毛泽东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
在北大新闻研究会，邵飘萍主讲的就是新闻采访课程。

1923年，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采访发问不多，但接受采访的人没有办法回避和搪塞他，“使言者无所遁饰”。

汤尔和还不吝言辞地夸赞说：中国有报纸五十二年，数得着的称职的新闻采访记者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一个人在某个学术领域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用学术著作说话。

邵飘萍写过两本新闻学的理论专著，一本是《实际应用新闻学》，另一本是《新闻学总论》，这两本书堪称中国最早的新闻理论教材。

在书中邵飘萍曾经说过，“报纸所有业务中，以采访最为重要”，邵飘萍有自己独特的新闻采访思想，并在他的新闻实践中，处处体现了邵氏的采访艺术，由此，我要送给邵飘萍一个确切的称号——采访之王。

因为“新闻全才”的帽子盖住了他对于中国新闻采访学的突出贡献。

几个采访故事
邵飘萍是一个潇洒的人，长得很帅，浓眉大眼，白白净净，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向后倒伏，如果不做记者，邵飘萍适合去做偶像剧的演员。

对于记者的仪表，邵飘萍曾说过“容貌要整洁与高尚，使人一望而为正派之人；须发冠无过旧之怪状，尤当避纨绔子弟之作风”。

章士钊对邵飘萍的印象是：温温一美少年。

另外，邵飘萍是个行为潇洒的人，他常常出入北京饭店这样的星级酒店，自由地穿梭于总统府和国务院，他交往的人上自总统、总理、总长、议员，下至仆役和一般百姓，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

邵飘萍也经常去逛一逛北京八大胡同这样的娱乐场所，不过那完全是为了应酬，为了获得新闻线索而不得不请人洗个脚、按个摩、沐个浴什么的。

当然，我讲这些往事给大家听，不是为大家
出入娱乐场所找借口，也不是要大家在老婆拧着你的耳朵的时候，振振有词地说：“我去娱乐场所也是为了工作。

”我们要学大师的精神，不要刻意模仿大师的言行。

好了，言归正传，先讲几个邵飘萍新闻采访的故事。

1916年6月袁世凯穿了几天龙袍就“翘辫子”了。

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的位置，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

但是段祺瑞的心里是老大不服，因为他看不起黎元洪从武昌起义开始，就一路捡便宜。

觉得自己才是北洋正统派的首领，是跟着袁世凯摸爬滚打实干出来的。

两个人一直磕磕碰碰，总统和总理经常相互抓“小辫子”，矛盾不断。

后来，段祺瑞私自向日本人借款，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下令撤销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开北京，并搬出《临时约法》，大造舆论说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之后经人调解，段祺瑞高调回京。

正在这时候，记者邵飘萍决定去采访段祺瑞，因为这场“府院之争”是一个“白宫”级的大新闻。

可是段祺瑞历来不轻易见记者，北京有很多官员也讨厌见到记者，但邵飘萍料定段祺瑞这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回京，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巴不得有报纸能够发表他的见解。

于是邵飘萍深夜求见，段祺瑞果然欣然接受采访，两人相谈至凌晨三点，使邵飘萍摸清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对今后一年多的政局进行了预测。

再讲一个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广州政府力主中立，反对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而北方段祺瑞政府虽在英国授意下想对德宣战，但遭到日本阻挠。

因为日本人的心里有个“小九九”，他们想在战后得到前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和特权。

1917年，英国、美国、法国向日本保证说，好吧好吧，给你块肉。

日本人心满意足，这才同意中国对德国宣战。

当时的段祺瑞一门心思要找日本人借钱扩充军队和武器装备，所以只要日本人同意的事情，他都同意。

黎元洪看透了段祺瑞的小算盘，一直不同意中国参战，也不在参战的文书上加盖大总统印章。

段祺瑞借机又和黎元洪翻脸，两个人只要到一起开会就吵架。

老黎这个人比较忠厚，吵架的功夫不行，被段祺瑞吵得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好吧好吧，怕了你了，我把总统印章拿出来给你盖一下。

中国要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首先就要与德国断交。

其实中华民国和德国是有交情的，想当年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别人德国很够意思，给了临时政府六百万马克的贷款资助，并主动说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铁路权益可以还给中国。

所以，一战爆发后，国内关心政治的人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是否会和德国断交。

这个问题作为记者的邵飘萍也分外关心，1917年3月的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秘书办公室闲聊，这个老邵的神通广大就在于他能够像串门一样，出没于国务院等办公重地。

段祺瑞的办公室就在这个秘书办公室的隔壁，老邵在无意中听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人打电话给美国公使，说“今日下午三时，段总理赴美国使馆访晤公使”。

邵飘萍立刻意识到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因为当时美德断交的舆论很盛，美国想拉中国一起行动。

老邵立刻火速赶到美国使馆，见到美国参赞说：我是《申报》记者，我已经知道了美德断交的消息。

这种单刀直入的提问让参赞大为惊讶，来不及防备，只好如实说出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邵飘萍立刻赶到国务院采访段祺瑞，胸有成竹地亮出美国人的观点，追问中德断交的具体日期，段祺瑞同样吃惊不小。

在邵飘萍的巧妙周旋下，他钻了美国使馆和段祺瑞的空子，采访出一条重大的内幕新闻。

不过话又说回来，邵飘萍的采访技巧有些剑走偏锋，现在的新闻宣传，尤其是外事宣传有严格的宣传纪律，记者是不能妄自猜测的。

但是今天的记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在不违反有关规定，不侵犯他人隐私，不出卖商业秘密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邵飘萍这种敢于打拼、敢于碰硬、灵活机动的采访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邵飘萍搞新闻采访还有很多随机应变的小办法，比如怎样绕过卫兵的阻拦。

邵飘萍在“府院之争”后，夜访段祺瑞那一次的采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他直奔段宅，当时大门已闭，他便让司机急鸣警笛，作出一副派头十足的样子。

门卫以为是某政府大员要急见总理，便开启大门让他进去。

邵飘萍事后回忆，如果当时稍无勇气便错过时机，也不会有如此成功的一次采访。

而正是这次采访，奠定了邵飘萍挖掘独家新闻的地位。

再比如，怎样在与人闲聊中获取新闻？有一天，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国务院和总统府的官员，他在请柬上标注：只述友情，不谈政治。

宴会在和平温馨的氛围中进行，但是邵飘萍事先已经在隔壁房间安排人，备好电报纸，门外有两辆自行车等候。

他将官员们在酒桌上言谈间不经意透露出来的内情写成小纸片，转交给隔壁人员，连夜发往上海。

第二天新闻见报，参加宴会的官员大吃一惊。

这样的新闻采访手法显然带有很强的乱世印记，会让人觉得记者不能轻信，不可深交。

但对于现代记者也有很深的启示，那就是记者要广交朋友，耳听八方，做到消息闻采访的精确性，对于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数目、时间等关键要素，都要仔细核查。

在报道中国对德宣战的时间上，只
有他通过询问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而把时间由日期精确到了具体钟点，其他报纸竟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在邵飘萍所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他为记者采访技巧支过一招，他说记者要掌握政府要员的车号。

如果某要员门前汽车杂陈，记者便可通过车号了解车主的社会地位，这样就能大致预测出聚集的原因，探索出一条采访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