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教育文化差异和启示

论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对于教育，每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视的，教育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立国发展之本。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教育理念。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对于先天不足、资源贫乏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中秘密在于重视教育，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众所周知，日本是全世界基础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也是最重视教育的国家，日本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完全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 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97% 左右，大学已经进入“全入时代”，就是说想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学，尽管如此，仍有40% 的大学招不满名额，日本没有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34 本书和杂志，人均日订阅1.2 份报纸，这是全世界也少有的，因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

日本大多数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一是做人诚实，二是吃苦、认真，三是有教养，懂礼貌。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注重“术”的教育，日本注重“道”的教育。

无论是日本的武士道、剑道还是茶道，都讲究一个“道”，也就是说日本在教育方面讲究的是道德与精神。

而中国一直讲究的是术业有专攻，“术”一他在中国的武术、体术中就有体现。

一、中日教育近代化的差异性近代中日两国的教育都面临共同的命运，具有共同的课题，并且两国变革者的初衷都想通过教育变革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从而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

但是由于采取的途径、决策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促使中日两国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情景，从而使两国的变革结果迥异。

（一）教育思想的差异性首先，思想载体不同。

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其文化素质、自身修养以及成员的构成，是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革行动同政治活动一直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大都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而忙碌，很少有时间进行理论研究; 也有像曾国藩一样依附于旧政治制度而吸取新知识的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颇深，以“学而优则仕”为荣，有强烈的参政意识。

他们不可能形成一支脱离政治的独立力量。

日本的知识分子则不同，如福泽渝吉，他走的是一条从学生到知识分子再到思想家的道路，自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日本的知识分子积极地进行思想、言论活动，但始终与政治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另外，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家中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很少并且英语底子比较薄，许多知识分子有关海外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获得，缺乏实际经验，而日本则不同，大部分知识分子就算没留过学英语底子也好，这样就不仅仅能从译本书上得到关于海外的知识，还可以从英文版的书上直接得到海外知识。

其次，异文化吸收方法不同。

中国对于异文化的吸收具有保守性，是在旧政治经济体制下吸收异文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吸收西方的文化，还是西方以外的文化，都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态度，唯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冲突，引起“民愤”。

而日本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是大胆的，只要他们认为是先进的，就奉行“拿来主义”，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家的早期言论可以体现这一点。

如，森有礼就提出废止日语，以英语为日本国语的建议，福泽渝吉就极力主张摆脱汉学和中国的影响，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论。

最后，实现近代化的方法不同。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教育近代化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依附于他们的大批知识分子对新教育制度的引进、教育思想的传播表现得不太热心，更有一部分人害怕危害自己的地位而反对教育近代化，只有少数思想觉悟较高的知识分子积极推行，但他们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民大众而是皇帝以下的高官，没有群众基础。

日本则采用强制的方法在思想、教育以及文化方面对大众进行启蒙，要求大众一起走向近代化。

（二）改革主体的差异性不管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还是以翁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所发起的戊戌变法，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的主体都是极少数的官僚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但代表的还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

另外，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决策力，也没有一定的群众力量做基础，仅仅想靠拉拢政治集团内部的几个人或皇帝来实行改革，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日本的改革主体为中下级武士，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虽然属于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但由于森严的世袭制度使中下级武士深受压制。

特别到幕末时期，幕府和各藩的剥削，使广大中下级武士陷入困境，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下，中下级武士最终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并成为反传统的领导力量。

他们不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还有强烈的政治号召力，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变革教育传统，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

（三）士人教育的差异性“士”不仅是两国社会文化的承担者也是文化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

他们接受的教育是社会教育特征的体现。

“士”在中国指文士，即:士大夫。

日本的“士”与中国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指的是武士，属于武士阶层。

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具体目标价值取向上。

中国士人教育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是官本位的。

受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这种教育的功利性经过科举考试被强化，即使是鸿师名儒也不废除科举科名。

在中国近代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也要被授予一定的科名才能被录用参与政事。

而日本由于武士的身份是既定的，官位是世袭的，他们受教育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担当任务，所以，他们受教育的功利性目的就不是很明显。

其次，人才评价的差异性。

中国的科举考试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有力手段是一种完整的士人教育评价体系，不仅为统治阶级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同时也加剧了士人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

而日本的考试只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另外日本的封建历史相对较短，由考试而引起的社会流动就不是太明显。

二、中日教育近代化的差异性原因分析（一）地理位置中国的封建君主一直以天朝皇帝自居，认为“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在被迫进行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具有勉强性，他们只是觉得西方国家的武器发达，科技发达，而文化教育还是自己的占有优势，在心理上没有形成认同感。

而日本四周环海，气候多样并且多火山、地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

复杂多样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顺应性、战胜既定事实的自强精神，具有重视事实、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使日本民族可以在历史上不受外族的野蛮侵入，在相对封闭和安定的环境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同时，他们又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西方先进文化具有强烈的崇拜心理，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岛国文化使日本民族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

（二）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相对于经济政治因素来说对教育的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但其影响力更深、更远。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其“仕”也是衡量教育、衡量人才的标准。

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成为中国士人一生孜孜不断的追求。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长期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使中国人形成了华夏中心的文化心理。

僵化的科举考试体系，使教育内容被囿于四书五经，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尤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固守于中国实行的教育考试，不积极变革。

日本的文化价值上，“义理”是衡量的标准，接受教育不是追求的功利而是实际的功用，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心理是多样的，交织着自卑感和优越感，这样在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时可以积极吸收又可以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把借鉴来的内容融合到自身文化中去。

日本自古以来就积极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如: 大化改新前对唐文化的吸收、明治维新前及期间对西欧文化的吸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力吸收美国文化等。

（三）社会历史面对外来发达的西方文化，中日两国尽管都吸收了其先进的一面，但引进的程度、深度却大大不同。

封建统治内部、学者们的声音以及使团留学生派遣等在教育改革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一方面，在封建统治内部，中国的统治阶级并不热衷于改革，对于洋务派所提倡的“制夷”、“自强”的口号大部分也是为了镇压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遏制外敌入侵方面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洋务派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就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是维新派的变革，这是一场更不切实际的改革，维新派把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希望通过几项改革、一张圣旨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并不想彻底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其结果不言而喻。

而日本自1868 年，明治天皇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宣布“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后，就提出了一些维新变法的纲领性方针。

在以西方为楷模，竭力建成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总目标下，日本推行了三项基本国策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

大量的移植教育等制度。

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声音。

学者是先进文化的最先接触者，他们的呼声对教育改革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学者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对科举本身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面对西方先进的教育内容时易在心理上产生抵抗，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会和本身的文化作比较。

但中国学者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使外国先进的文化很难在中国占主流地位。

而日本学者们的态度则积极主动，他们大量翻译外国书籍，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的科技、制度文化。

另外在派遣使团和留学生方面，中国和日本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清政府虽然先后派过以斌椿、蒲安臣为首的使团，但不重视使节团的任务，只是为了了解国外风土人情等，没有实际的功用; 在留学生方面，在洋务运动时期有过两次留学教育，但清政府却因为害怕这些学生受欧美教育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思想信仰，从而有损国威而作罢。

反观日本，非常重视使团的派遣和留学生教育，使团代表都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如木户孝允、山口尚芳、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

明治政府时期，十分注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1869 —1870 年，就用官费派遣留学生547 名;1870 年，发布《海外留学生规则》，他们将西方思想文化大量引进日本，对日本社会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运用这些文化指导日本近代化实践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启示中日两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近代化，但是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的不同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在国与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的国际大背景下，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

面对文化之间的碰撞，面对优于我国的文化时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们要冷静对待外来文化，认清文化的先进性，要积极吸收先进文化。

中国的教育相对于世界教育大系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在交流的过程中看清自身的缺点，借鉴国外教育的优势加大教育改革。

政府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我国政府不仅要加大对教育的宏观调控力度，还要增加财政支持，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