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话的性别意识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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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性别角度看，一种是男人（包括女性化的男人），另一种是女人（包括男性化的女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话语世界就是由这两种人叙述的。抛开非隐喻性的山川河泊、鬼怪精灵以及日月星辰的话语，一般来说，人是人自身讲述的对象。其中，有男人说男人，女人说女人，女人说男人，男人说女人，如此，必然牵涉到一个谁去叙说，怎么叙说的问题。谁去叙说，关联到性别与话语权力，怎么叙说，关联到性别与意识形态。在这里，性别意识形态即是对性别的一种叙说立场和想象方式，它关联到话语权力的问题。福柯以为，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无以摆脱的社会罪恶，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如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等。反观文学，它意味着每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理想形象，是超越自身生产时空的世界图式，是超越时代的预言和神话，如果一个古代文本在后来的年代中复生，它就再一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福柯的这些理论说明，文学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形式是权力的游戏场，谁掌握了话语的权力，文学就成为谁的意识形态聚散地。可以说，文学的问题同时也就是性别及其意识形态的问题。

本文试以西方神话结构及其女性形象为分析对象，探讨神话文本深层所隐含的性别意识形态性质。

一　神话结构的性别意识形态

性别问题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的出发点和中心问题，它包含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方面的含义。其中生物性别是指男女的生物性差异，它是一种自然属性，属客观存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性东西；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差异却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一种由生物的自然属性引起的社会存在，或者说它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赋予不同性别的人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做出的不同价值评判”。生物性别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属于所有的生物，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只属于人类社会，是在男女生理差异基础上由社会文化赋予男人与女人的不同期望、要求或限制等等。

这种不同的期待、要求或限制作为文化与文学的存在，最早是由神话结构出来的。这里的神话由文化和文学的内涵来定义。文学符号学家惠利认为：神话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浓缩的描述，试图以结构上的忠实来表现现实，并一笔勾勒出构成人类现实的那些显著的根本的关系。原型—神话理论批评家弗莱认为：神话是文化模式，它是对人类所建文明的形成及再形成方式的表达。心理学家古尔灵认为，神话是人类社会中到处存在的一种动力因素，它超越时间，把过去（传统的信仰模式）和现在（当代价值）连结在一起，并走向未来（对精神和文化的渴望）。结构主义理论家道格拉斯则指出，在今天“神话”一词还至少在下述意义上被使用：幻想、谎言、蛊惑、迷信、信仰、幻想形态的程式或对价值的表达，对社会习俗和财富之神圣化的和教条式的表达。综上所述，神话既是一种文化模式又是一种文学结构，它是对人类生存现实状况的一种隐喻表达。性别意识作为人类结构的一种文化存在，最早由神话呈现出来。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波伏娃在《第二性》分别题为“生物学的论据”（‘The Data of Biology’），“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The Psychoanalytic point of view’），“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前三章中，分别讨论了三个问题，即妇女是怎样变得与男人不同？妇女如何从男人中分离出来？妇女又怎样进而演变成比男人低劣的性别？

西方神话的性别意识形态分析

罗　璠

内容提要　性别问题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的出发点和中心问题，它包含生物性别

（sex ）和社会性别（gender ）两方面的含义。对西方神话结构的性别意识形态和女性神话原型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可以为我们理解西方文化是如何建构自身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性别意识形态又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较为清晰的思路。

西方神话的性别意识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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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波伏娃所关怀的这三个问题在《圣经·创世纪》中就得到了象征性的显现。

《圣经·创世纪》前三章是一个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这个男人名叫亚当，女人名叫夏娃。第一章叙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之后，“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首先造的人是亚当（“亚当”的字面含义就是“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的孤单引起了上帝的怜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上帝趁亚当沉睡的时候，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在上帝所造的动物中蛇是最狡猾的，它对那女人说出了上帝设立禁令的秘密：“上帝怕你们吃那果子，你们眼睛就明亮了，就会跟上帝一样能辨识善与恶”，果然，“那女人仔细看了看那辨别善恶之树，发现那树上长的果子美妙得很，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她就伸手摘了一只禁果吃，并劝她丈夫也摘了一只吃”。亚当和他的女人吃了禁果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上帝对那女人说：“从此以后你要受分娩的痛苦，要服从丈夫，受丈夫的管辖。上帝又对亚当说，由于你听妻子的话，吃了禁果，要遭受土地的折磨。”于是亚当给他的女人取名为夏娃（“生命”之意），因为她要成为地上众生之母。

波伏娃认为生物学描述的男性与女性各自的生育角色为女人怎样变得与男人不同提供了解释的依据。生物学认为：“虽然雄性生命通过精子在另一个生命中得到了超越，但在那一刹那，精子对雄性却变成了陌生者，从它的身体当中分离出来。因此，雄性在超越其个体性的同时，又完整地将其予以恢复。相反，当卵子完全成熟，从卵泡里脱颖而出，落入输卵管时，它便开始了同雌性身体的分离过程；但若来自外部的一个配子使它受精，它则因被植入子宫又变成附属的。雌性先是被侵犯，后来便发生异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别于它自己。”这里，生物学从女人的生育角色和生理结构说明了女人怎样变得与男人不同的问题。而《圣经·创世纪》中上帝所说“你要受分娩的痛苦”，“你要遭受土地的折磨”，不但从生物学，而且从社会分工上早就为女人与男人的不同性作出了规定。

波伏娃认为精神分析学用其“阳物崇拜”为妇女比男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作出了解释，男性的权威就是“阳茎的权威”。这一点在《圣经·创世纪》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上帝认为，女人要分娩的生育性功能决定了她要服从丈夫，受丈夫的管辖。这里面就暗示了“阴茎”的权威性功能。女人的受精角色规定了其社会地位的受动性，男性的社会地位在一定意义上由男性的“阴茎”的施动性权威所决定，

女人缺少权力只因为她们缺少阴茎。

波伏娃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观解释了妇女的性别低劣是因为“妇女从事自在性的工作，如炊事、清洁和抚育子女；男人承担自为性的工作如狩猎、战斗——大多数这类活动涉及到使用工具征服世界”。从此，社会的分工使男人成为有产者，女人成为无产者，自此，男性与女性在性别上的优劣便显示出来。这一点在《圣经·创世纪》里也早已叙述得十分清楚。上帝在男女分工中就将性别的优劣作了规范，上帝规定女人管生育，男人耕种土地。生育只生产人口，耕地则生产物质财富，而且女人要服从丈夫，受丈夫的管辖，女人的生产和男人的生产都归男人所有。男人不但拥有命名权、生产权还有统治权，这样，男性与女性的性别优劣便一目了然。

可以说，《圣经·创世纪》完全蕴涵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显现了“女人是如何成为他者的”的问题，暗含了妇女受压迫的命运和悲苦的历史。

从《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来看，夏娃一直处于沉默者的地位。是谁在代这女人说话呢？弗莱在解读“创世纪”神话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论证式答案。弗莱认为，《圣经》创世纪神话中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专制的族长式的男人，这个男人颠倒了男女出现的自然次序，正如柏拉图颠倒了木匠与床的次序一样。在希伯莱《圣经》成型时期，犹太各游牧民族正缓慢地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父系社会发展，《旧约》所反映的实质是男权家长制统治的封建社会现实，表达了男人力图拥有一切说话权的神话梦想和现实，由此也符合一个现实中由男性族长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面对着人类必死的现实，才有了人类被撒旦引诱、犯罪被贬黜的故事，这也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男性族长对自身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安排的无奈或失落的情绪。并且将自身之所以走向必死之道的原因归结于女人的无知与薄弱意志，这为女人必须遭受上帝和男人的惩罚和监控提供了合法的基础。权力在这里贯注到了女人的生存性结构中，显示了其强迫性本质。

这个合法性基础成为了欧洲文化和文明的合法来源，当这个拥有无限话语权力的男性族长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时，关于女性的神话也就不断地被结构出来。其中，话语结构的视角被称为男性视角，女性成了男性视角被塑的对象（或称客体、他者），于是便产生了有关女性气质、母性神话、爱情神话、厌女情结等等男性视角中的关于女人的各种原型结构及其衍化。这种原型结构及其衍化将显示：女性是男性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的产物。

二　女性神话原型的性别意识形态

所谓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是指男人在取得话语的合法性权力后，通过想象、幻想结构对象的一种欲望表现。本论文关注的重心是男性运用话语权力去结构了怎样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