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李掖平【摘要】：张爱玲具有成熟深刻的女性意识，她对男女平等的思考建立在关于女性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基础上，即女性应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男女平等。

围绕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她思考女性存在的意义，认为女性存在价值即女性本质———一种具有神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特点的女性原则，具备这种神性的女性本质者才是真正可爱而健康合理的女性。

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女性独立生存价值被男权意识遮蔽而生存处境艰难卑下。

而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以男性为中心为世界的奴性意识、病弱心理及奴性性格，则成为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因。

女性尽早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牢笼，结束非人、非女人的女奴心狱生活，才可能成为自由自主浅析简·奥斯丁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学的训练，以及传统文化风习的耳濡目染)，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

四十年代的上海，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层次的文明多面碰撞，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也时时缠绕纠结，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对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影响很大。

作为一名有着清醒认知又具有非常敏锐眼光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张爱玲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结。

身处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特殊的家庭背景，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种种际遇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视代替对当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

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论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

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包含着浓浓的叹息与悲哀。

深刻的心理透视也无疑折射出了女性千百年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的社会历史根源。

②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

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

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

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

④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

与奥斯丁凸现正面女性不同，张爱玲多是从负面刻画女性的无奈与被动、疯狂与变态。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上流女性的挣扎自不待言，就连《封锁》中的一瞥、诊所里《等》中的一顾都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物。

郑川嫦作为一个美梦幻灭的女孩子夭折了，她病中的怅惘画出了她不为人注意的自生自灭；虞家茵收拾行囊离开了她投注了一腔真情的夏宗豫，情感的失落至少使她保存了自己完整的人格；葛薇龙为了养活一份爱情不得不做了别人赚钱的工具，于悲哀之中尚有一份欣慰；至于小艾（《小艾》）在苦难的童年过后总算还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就连《十八春》中被命运剥夺了幸福的顾曼祯也还曾经与世钧相知相爱过……这些女性的命运都不能算是完美的，有的甚至很凄惨、很可悲，然而，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又是那么血肉丰满、动人心弦。

张爱玲敏感细腻的笔触画出了她们心头的挣扎与无奈，她们坚韧的生存意志和强悍的生存本能。

总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所有女性的命运都是被动与不幸的，她们本身或是充满智慧或是生命力顽强，但最终都免不了命运的摆布，成为不完全的生命，她们要么失去生存的依靠，要么失去真挚的情感，要么二者皆不可得。

结局也无非三种，或安于做失语的奴隶，或苟且偷生，走向极端的就只能是发狂、变态。

⑧如果说张爱玲是通过塑造一批不幸的女性来展现女性的不幸的话，那么，奥斯丁则通过塑造出伊丽莎白等一批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使男性与站在男性立场上的传统女性黯然失色，以作品喜剧性的结局赋予作品鲜活明快的色彩，赋予她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以欣悦与期冀。

冷静叙述下的温情关怀——试论张爱玲作品的女性意识作者：宋红霞本论文转载于易起论文网：/Article/Class94/14224.html[论文摘要]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她站在女性立场上，以女性独特的眼光来审视女性自我，不仅关注女性的悲苦命运，而且将笔触深人到女性内心深处，对女性自身的精神弱点进行审视和解剖。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中，是她对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和同情。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审视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醒目的存在。

她深切关注女性命运．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站在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审视，对女性的劣根性大胆地揭示和剖析，并对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表示痛心和同情。

二、女性意识在张爱玲作品中的体现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是通过她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表现出来的。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在乱世生活中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为了生存她们做出了努力和挣扎．最终仍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张爱玲并没有停留在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控诉社会的不平上．而是把她冷静的笔触深人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里所形成的软弱、自卑、麻木、愚昧等精神弱点以及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种种心理痼疾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她的笔下，女性神话被消解，“母爱”不再是圣洁、温情的代名词；“情爱”也不再是纯洁坚贞的字眼；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女人们，“自尊”、“自立”的意识荡然元存，她们也有反抗和抗争．最后留下的只是“苍凉”的手势和悲壮的身影。

(一)消解女性神话张爱玲接受并认可自己的性别角色．并不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自卑．但她却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的做法。

女人就是女人，是男女性别角色中的女性．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

张爱玲曾在《谈女人》一文中以尖刻的话语无情地对女性神话予以嘲笑和推翻：…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这种对于传统女性神话的解构和推翻，显示了张爱玲与传统观念相抗争的积极努力。

首先，张爱玲已经认识到她所处的是一个男性话语占主导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神化”只是男人们的手段．所谓的“妇德”也是男性标准的妇德，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谈女人》)。

男人们表面上对女性的赞美实质上却是他们试图榨取女性身上所有能量的“体面”的伎俩而已．一个个与女神相关的“封号”明显带着男性权威的痕迹，“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

”也就是说．文明是与女性无关的．女性所要做的就是像神一样“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接受并承传男性们所制造出来的“文明”。

但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的女学者、女才子，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

正是这种对女性生存角色的清醒体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女人而女性的。

(二)对女性的自审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她对女性的命运、生存真相、自身的缺陷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她以审慎的目光和冷静的观察发现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通过对女性在长期男权经济、伦理、文化毒害下逐渐扭曲和异化的灵魂以及畸形的、麻木的、不自省的、安于天命的心灵的深刻刻画，从女性自身的思想意识层面找出了阻碍女性自我发展的路障，并对这种普遍的带有遗传性的心灵变异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并深刻地指出，如果女性不能挖出这些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毒瘤子，那么女性的自立和解放都是一时的热情和空话，女性的悲苦命运也就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在一代代女性身上重复着的同样的悲剧故事就永远都“完不了”。

1、母性的自审在20世纪初“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代际冲突主要体现为父子冲突．子女的反叛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者父亲，母亲则是温柔慈善、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冰心、丁玲的作品中有体现。

可以说张爱玲是对母性自审的第一人。

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代表，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以《鸿鸾禧》中的娄太太为代表。

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曾经有过美妙的青春．但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残废的贵公子，她的一生就这样被贪图富贵的兄嫂狠毒地葬送了，她在无爱的婚姻中消蚀了自己的青春。

为了自卫和报复，她以母亲“保护”儿女为借口，对每一个闯人他们生活圈子的人都充满敌意。

对儿子长白，她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才让他娶了妻，一旦添了孙子，她便将儿媳妇虐待至死，令儿子再也不敢娶妻。

对女儿长安，因为不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顾虑，她便断然用极端的手段破坏女儿的婚姻，令女儿断了结婚的念头，终生为她所占有。

在这里，母亲失去了以往“博爱、圣洁”的特征，温馨与甜美完全让位于私利与报复，将对父权制社会的仇恨释放在子女身上，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在家族中一向处于难堪的地位。

尽管娄太太要故意当着人欺凌娄先生，可却能够看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独生子的婚礼她是插不上手，拿不了主意，可以做的只是为儿媳做花鞋，并且还被家人耻笑对儿女的事情她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不知该如何去帮助、关怀她们，因为丈夫的思想行为早代替了她的行为思想。

她能够做的只有遵循和失语实际上不管是曹七巧还是娄太太，都是丧失了“母性”的女人。

她们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走不出男人的阴影，最终的结局不是被父权所异化，就是始终处于没有归宿的愤懑和痛苦之中．要么永远沉默，一如没有存在过似的，要么如火山爆发般的邪恶力量伤害周围的亲人。

张爱玲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颠覆母亲神话，把解剖刀切人母性深层，揭示出母性，继而揭出女性、人性的负面。

无情的剖析和深刻的鞭挞，力透纸背，发人深省。

第二，女人的奴性自审张爱玲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中的不幸和她们自身却安于这种不幸而不思反抗的悲凉故事，来寄寓自己深刻清醒的女性意识一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润的奴性意识，即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