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的全面抗日战争宣告胜利了，这是自1840起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的胜利。

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国内思想认识的统一1894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爆发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彻底失败。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之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胜出，以及此后沙俄因种种无暇东顾，中日矛盾超过了中国与俄国这个宿敌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矛盾之最。

甲午惨败，使大清举国上下为之一振，开始试图维新以自救。

至庚子国变后，清廷推行新政，国内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但一二十一条及青岛事件，国内反日情绪逐渐高涨。

随着1930年(民国十九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出，国内政治格局逐渐趋于平稳。

而于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28的“一·二八”事变，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的长城抗战及《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军民的反日情绪。

张学良和杨虎城于36年12月12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即中日之矛盾已为当时社会矛盾之首。

国内诸公多以认定日本为中国心腹之大患，民间亦以反日、抗日为第一之诉求。

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莫斯科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随后于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并于同年12月9日在北平发动数千学生年举行爱国游行和活动。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为国内动乱可能之导火索，亦为统一抗战可能之转机。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

经过内部争辩后，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经各方斡旋于26日蒋中正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协议。

此后双方多次谈判，于七七事变爆发后双方迅速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三、两个战场的配合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各派系放弃内斗，一致对外。

为应对日军在上海的进攻，国民党方面先后投入中央军及各派系部队共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60万人以上，组织了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除此之外还组织了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日）、兰封会战（1938年5月21日----6月）、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等多次会战战役。

尽管在战术层面上，历次会战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使日军遭受了较大的损失，破灭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尤其是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事迹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激情，平型关大捷更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从1939年12月上旬开始直至1940年2月间还组织了抗战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攻作战——1939国军冬季大反攻，这是抗战第一个伟大高潮。

除面战场的浴血奋战，以中共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为主导的敌后战场有效的进行了配合。

由于国府高层及国军将领军事思想仍旧停留在一战的阵地战上，加之并未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虽对在个别训令中曾命来不及撤离、仍留在敌占区内的部队及前线部队“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但在抗战初期对非常规战并不关注。

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台儿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

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特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决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的训示，并令“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

”为扩大游击效果，还于39年1月变更“国军”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命第51军挺进山东，命第69军、第97军挺进河北，进行游击作战。

与此同时，决定按中共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蒋介石致电延安中共，要求派干部任教官，负责教授和训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

由于国军以正规战的作战指导进行游击战及国军正规部队囿于其性质及传统作风其敌后游击并未得到应有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鉴于太原会战中与日军进行阵地战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加之中共部队长期以来没有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于是在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着眼于战后的指导思想下，放眼敌后战场，大力建立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开辟，钳制故人大量有生力量，捆住敌人手脚，遏制敌人战略进攻势头。

这不但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促进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

正面战场的坚持，敌后战场的强大，它们组合在一起使日军陷人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四、对抗战事业的坚持不懈尽管在七七事变之前，国府的对日政策一直是避免全面开战，忍让妥协，但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使蒋中正清晰的认识到抗战亦是不可避免的了。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诚如蒋公于1937年7月17日庐山讲话发表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虽如汪兆铭之低调俱乐部等少数人投敌卖国，但国府从南京迁武汉，旋徙重庆，未有放弃抵抗。

当时之中国，未有一人威望及蒋公者，一旦投降，则各路诸侯旋即分崩离析。

虽未弃和戎之愿，亦未舍抵抗之心。

随战局之开展，未如预想之不可抗拒，则举国战意高涨，沦陷之同胞，亦未言放弃。

五、有限的战前准备在抗战爆发前，国府在对日战争上多少也做了些准备，虽十分有限，但对抗战仍有一定帮助。

1932年日军侵略淞沪，南京国民政府即认识到东部易受攻击，很不安全。

同年7月，军政部就兵工厂布局问题曾提出：“依国防形势论，全国军用各厂须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交通便利之地，而置重点于长江、长城间。

”尔后便将军工企业重心西移，开始在内地营建重工业工厂。

34年12月底，蒋介石派遣贺国光入川，整理四川的政治、军事，开始经营西南。

35年4月，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

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接着又通过组织峨眉训练团等措施，整顿了四川的军事、财政、金融，推行了保甲制度等，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决议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

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将西康建省正式提到日程上来。

这也是战略后方建设的一部分。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五大之后对日政策逐渐强硬。

同时，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实施前些年设计的经济建设计划。

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为了加强战时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调运，津浦、京沪、沪杭甬、浙赣、陇海、平汉、粤汉等重要铁路共计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达200公里，极大地方便了军车的停靠和各种重武器的搬运，大大加强了战时的军运能力。

各铁路干线都储备了可供使用1年以上的铁路器材和燃料，并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

国民政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

同时，国民政府还注意了汽车的发展，积极推行购进和维修工作，并在长沙、南京、汉口、南昌等地设立了汽车机械厂、汽车配件厂和轮胎厂。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建成的交通系统便发挥了效力。

尤以铁路建设成绩显著，贯通不久的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成为抗战初期中国重要的陆上通道。

当时中国军队80%的补给靠这条路北运。

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器材由香港进口后，再由这条铁路运往东南战场。

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

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