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瓮棺葬

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吾按：最近正在整理**地区瓮棺葬的资料，所以近期上传有关瓮棺葬的文章。

目前探讨这类葬俗的文章较少。

其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延至汉代较为流行,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在我国西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知道解放前还一直保留者这种习俗。

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许宏瓮棺葬，是古代以瓮或罐等陶器为葬具来安置死者的一种葬俗。

这种葬俗起源于史前时期，曾见于世界许多地区，在我国史前时期的晚段—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较为流行，以后一直沿续下来。

直到解放前，我国西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中还保留有这种习俗。

我国古代称瓮棺为“瓦棺”。

《礼记·檀弓》就有“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①的记载。

其他如《盐铁论》、《古史考》、《后汉书》、《太平广记》等文献中也有记述。

(这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名符其实的以瓦为棺者②)。

考古发现中各时代遗址也多有瓮棺发现，最著名的要算辽阳三道壕西汉瓮棺墓群。

后代瓮棺葬的情况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于此一一赘述。

葬俗，是人们精神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原始宗教信仰在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

作为古代众多葬俗之一种，瓮棺葬也毫不例外。

因此，对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较系统的考察，进而探究其中反映出的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面貌，就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朝鲜和日本也曾发现大量瓮棺③，有学者曾判断其与我国所出瓮棺是有关联的。

④诚如此，则对于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研究就有它更为广远的意义。

本文试图对已发表的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对瓮棺葬所反映的原始先民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作一探讨。

考虑到我国古代历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文化上的联系，本文的讨论范围兼及边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

一、在各考古学文化类型中的分布据现有资料，已知在全国范围内，含有瓮棺葬的史前文化遗址计有八十多个，发现有瓮棺葬近一千一百座。

通过对这些瓮棺葬的详细统计，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大致的了解。

在考古学文化类型上，可知存在过这种葬俗的共有近二十种文化类型。

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依时代早晚主要有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此外，在东北松嫩平原、西南横断山区和地处东南的台湾岛也有零星发现。

这样，出有瓮棺葬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就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北及吉林、内蒙，南达云南、广东，西至甘肃、青海，东到山东、江浙一带乃至台湾岛，发现于十九个省和自治区。

但仅以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出土最多，较为集中；且时间序列上，在该区先后的文化类型中都有发现<图一>。

与苏秉琦先生在讨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时从文化面貌上看出我国版图的两大部分⑤一样，在对史前时期瓮棺葬资料的整理中，我们也发现，现向内陆的部分，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则极罕见。

在后者中，只有山东滕县北辛和浙江余姚河姆渡两个年代较早的遗址有数座瓮棺葬发现⑥，在其后发展起来的各文化类型中则几乎不见，而少数的几例，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算作瓮棺葬的(只是以陶器盖头的“非装入葬”，详后)。

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出拥有瓮棺葬的大宗——仰韶文化来作一介绍。

在出有瓮棺葬的八十多个遗址中，仰韶文化遗址计五十多处，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总数一千多座瓮棺葬中，属仰文化的计七百多座，占三分之二。

在仰韶文化中，瓮棺葬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其分布几乎遍及仰韶文化分布区，而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为最盛，出土数量最多，使用广泛。

二、关于瓮棺葬的考古学观察依尸骨相对于瓮棺的放置方法不同，可将瓮棺葬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尸骨全部装进瓮棺中，我们称为“装入葬”，这种情况占全部瓮棺葬的大部分；一种是只用器物盖头、套头或盖、套住上半身，而其他部分暴露在外，我们称之为“非装入葬”<图二，1、2>。

这种情况我们只在和少数文化类型中见到不多的几例。

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曲阜西夏侯⑦、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⑧、吴县草鞋山⑨等遗址所出，都是这种情况。

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葬具是多样的。

顾名思义，当然是以用瓮(罐)者最多。

作为构成葬具的陶器，还有缸、尖底器(瓶)、大口尊、壶、鬲、缶、釜(釜灶)、鼎、□等近二十种。

这样看来，既然所谓的“瓮棺葬”的葬具不限于瓮(罐)，那么，把这种葬俗称之为陶器葬似乎更为贴切，应当说瓮棺葬只是这种陶器葬中的一种，正象一些发掘报告中所称的尖底瓶葬、罐葬、鬲棺葬一样。

当然，既然这种定名约定俗成，也就不一定有改换的必要了。

瓮棺通常是由两件器物合而成，或是两件相扣(合口式)，或是一件大器上覆一个用作棺盖的小器(合盖式)，也有以陶片、石板或砺石为盖者。

此外，也常见只用一件器物为棺的(单口式)，个别遗址见有以多件器物组合成棺的情况。

在“非装入葬”中，套头的器物多为瓮、罐等深腹器物；盖头的多为钵、盆等浅腹器物。

用作瓮棺的陶器组合的形式是多样的，我们统计，计有五十多种。

棺式的组合在各文化类型中也是有其不同的风格的。

就仰韶文化而言，半坡类型多瓮钵相扣，庙底沟类型多小口尖底瓶葬、下王岗类型多罐钵相扣，等等。

关于仰韶文化瓮棺葬的葬具形制及组合情况<图三，1、2>，已有同志作守分类研究⑩，兹不赘述。

其他如河姆渡文化用釜，李家村文化用三足器，马家窑文化用其所特有的彩陶壶、瓮等，都极富时代和地域特点。

但时代较早的和地处中原四围的诸文化类型中所见瓮棺葬材料一般很少，且多较零散，不足以进行全面考察。

在仰韶文化以外，含有瓮棺葬较多的文化类型当属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

在这两个文化类型中，瓷棺葬的葬具形制及组合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罐(瓮)葬深腹平底罐，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瓮棺葬具的主要形式。

该区所出大部分瓮棺均属此类，其多为夹砂灰陶，束颈，深腹外鼓，小平底，饰绳纹、篮纹或方格纹。

棺式的组合在一些类型的主要遗址中略可看出主流。

如属三里桥类型的山西垣曲丰村遗址所出⑾，大多为合口式甚或三至四罐相扣；属王湾类型的河南临汝煤山一期遗存所出，⑿则均为合盖式(在罐口部覆一钵或盆)。

偏东的后冈类型则“装入葬”与非装入葬”并存⒀。

鼓腹圜底罐(瓮)：是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大宗葬具。

泥质或夹砂灰黑陶，多为素面，形体相对较粗矮。

以合盖式最多，用盆、钵、碗、豆等覆盖。

一般竖立放置。

位于江汉地区的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三期遗存所出⒁，多为夹砂黑陶圜底罐；而地处洞庭湖畔的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中二期遗存所出作为葬具的陶罐，多在圜底下加一矮圈足；属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划城岗中一期遗存中的葬具，则多用圜底圈足瓮⒂。

第二类：蛋形三足瓮此类瓮棺多系夹砂灰陶，篮纹，器形高大，胎壁较厚，敛口平唇，最大径在器中部，圜底下附三袋形足。

棺式组合上多为合盖式，与作为覆盖物的陶器器口相对，平放入坑中；也有合口式发现。

这类葬具极富地方特色，仅见于晋北、陕北和内蒙南部的龙山时代文化遗存中，在山西汾阳峪道河⒃、陕西神木石峁⒄、内蒙准格尔旗大口⒅等遗址都有发现。

第三类：鼎数量不多，以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出土最集中，见于临汝煤山⒆、上蔡十里铺、⒇伊川白元21等遗址。

在安乡划城岗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中也有发现22。

第四类：其他形制瓷棺如垣曲丰村的釜灶棺23、安阳后冈24和准格匀旗大口的□棺、大口遗址的大口尊棺25等。

这些瓮棺的数量极少。

从对各文化类型遗址所出瓮棺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瓮棺葬这一葬俗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在我国史前时代各文化类型中大体是一致的(详后)，但对于这种意识的具体体现者——瓮棺的使用，是没有严格和一致的规定的。

被当作葬具使用的，大部分与遗址中所出同类器物相同，都是那些在该文化类型中较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具。

利用残器和陶片也是屡见不鲜的。

在准格尔旗大口26、汾阳峪道河27、垣曲丰村28和甘肃永昌鸳鸯池29等遗址中，发现有的瓮棺表面上还留有一层烟炱，前两个遗址用作葬具的三足瓮的腹部和底部还涂有白色草拌泥和石灰。

垣曲丰村有的器壁上涂有一层泥浆。

用作葬具的陶器一般形体较大，体高最大者达78 厘米，口径与腹径尺寸也相对较大。

在一些遗址中，还见有特制的葬具。

如位于河南中部偏西的伊洛——郑州地区出土的属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伊川缸、30河南省博物馆曾陈列过的高大的瓶状陶器31。

这两种形制的瓮棺，其口沿外壁一般都有一圈倒钩状的泥突，河南鲁山邱公城遗址发现的“伊川缸”上的半球形器盖上也安有一圈倒钩状的泥突32。

上下对称，可能是将死者骨骼装入后，上面扣上盖子，外面再用绳索勾住泥突，捆缚在一起<图四，1、2>。

前面述及的属屈家岭文化的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的瓮棺多为夹砂(或夹炭化稻壳的)黑陶罐。

陶胎很薄，质地疏松，由于烧制的原因，外表灰黑不匀，应是专作葬具用的。

瓮棺葬绝大多数用来埋葬婴儿和儿童，只有极少数用来埋葬少年或成人。

骨骼大多保存不好，瓮棺内往往仅残留一些头骨、肢骨残片。

这种情况我们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大部分死者年龄太小，骨骼尚未长成，骨质不坚；其二是因尸体放在空隙较大的陶器中。

这二者致使骨骼容易腐烂。

少数可资观察的例证，使我们对瓮棺葬的葬式得以初步了解。

在“装入葬”中，幼儿一般全躯放入，大多仰身直肢，也有仰身屈肢者；成年人和少年一般则行二次葬，只装敛主要骨骼。

“非装入葬”，则无论幼童或成人，一律为仰身直肢或仰身下肢微屈的一次葬。

在一些瓮棺的底部或作为棺盖的陶器底部，往往有一小孔，孔径一般在0.8—2厘米左右。

这种情况，发现于包括四种文化类型的十多个遗址中。

其中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所见最为普遍，此外，还有河南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33。

大墩子遗址多数瓮棺的肩部、腹部或底部有一至三个圆形小孔。

安乡划城岗屈家岭文化瓮棺盖上有的有四孔34。

以上这些出现于日用器皿上的小孔，显系有意凿成。

特制瓮棺的底部有的也有这种小孔，如河南临汝阎村所出“伊川缸”，其缸底都有钻孔35。

这些亦显系人为制成。

有趣的一例是汾阳峪道河遗址的三号瓮棺葬(W3)，系以五件残器相接而成瓮棺，其一端以残甑收束36，甑孔恰合瓮棺葬穿孔这种习俗，可谓妙然天成!瓮棺的放置大致可分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情况。

一个遗址中多兼有二种以上。

在同一文化类型各遗址中瓮棺的放置情况有的略可看出主流，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多竖直埋葬。

但大多没有规律性的现象可寻。

一般地，合口式或多器相扣者多平放，合盖式多竖立。

西安半坡遗址37所出瓮棺葬多向西倾，与该遗址成人土坑葬头多向西的埋葬习俗是相吻合的。

墓圹形制可分为长方形、椭圆形、圆形三种，底部和周壁多不甚整齐，形制不很规则，有的范围不甚清楚，甚至没有明显的墓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