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西医兴起的原因及背景

天津近代西医兴起的原因及背景

文/天津市肿瘤医院 吴敏

【摘要】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医学的发祥地之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建立了近代天津第一所规模完整的西医医院及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医学馆，这成为天津西医及医学教育起源的重要标志。研究清朝末期西医在天津兴起的特殊背景，主要有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经济发展、社会人文以及医学传教士的推动等多方面原因。

【关键词】近代西医；马根济；伦敦会施医院

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医学的发祥地之一，1861年，英法联军在津建立军医院，后移交给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改称基督教伦敦会施医院。1879年3月，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派遣传教医生马根济担任伦敦会施医院院长。他推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支持发展西医院。李鸿章带头并动员天津的官僚、绅商、买办捐资，1880年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基督教伦敦会施医院基础上，用国人捐款建成殿阁式歇山顶建筑、规模完整的西医院，《津门杂记》称其为“施医养病院”，英国人称为“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这是近代天津第一所规模完整的西医医院。1881年又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医学馆，由此天津近代西医逐步兴起，开始了天津近代西医学的一个高潮，成为天津西医、医学教育起源的重要标志。分析近代西医在天津较早兴起的原因及背景，笔者认为主要与清末天津特殊的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经济发展、社会人文以及医学传教士的推动等息息相关。

一、政治历史原因

19世纪30年代英、法、美等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了扩大海外殖民地，建立海外商品市场，这些资本主义强国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国力衰弱，官场中，结党营私，买官鬻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外交上，奉行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1840年，英国人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天津大沽口，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8月，英法联军1.7万余人到达天津附近海面，攻克大沽，占领天津，进而由天津攻占北京。10月24日，清政府议和大臣奕䜣与英国代表额尔金交换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北京条约》，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从此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英、法等国在津强行划定租界，设立兵营，驻扎军队。根据随军牧师麦吉的记载：在英军占领天津期间，“通过私人捐赠，我们在天津为当地人建立了一家医院。”，据《天津通志》记载，这所医院除给外国驻军和洋人

看病外，也接诊中国人，是天津最早的西医医院。

二、军事及地理原因

天津自古因漕运而兴起，从地理位置上看，是首都北京

的海上门户、陆上屏障，也是历史上强敌入侵的捷径。伴随着

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

世纪6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

运动，国外科学技术先后引入，应用于矿业、工厂、铁路、电

报业等；新的军事工业同时也逐步成立，以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天津临近海口，便于进口机械设备和工业原料，很快成为

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基地，先后建设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天津机器局，我国第一所培养电报人才的基地——电报

水雷学堂，我国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专为

北洋海军培养海军人才的海军军官学校——北洋水师学堂。

在洋务运动后期，李鸿章考察西方军事制度后，发现西

方各国军队都设有军医官，西医在外伤方面都有巨大优势，他

认为“北洋创办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

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因此他主张在天津开设

一家医学馆，培养西医人才，为北洋海军服务。而此时，英国

传教医生马根济也正急于寻找中国本地助手，以缓解医疗工作

压力，从而把更多的时间投身于传教事业，两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催生了西医在天津的不断传播和推广。李鸿章大力资助

西医与西医教育，为建立西医医院，李鸿章积极倡议捐款，亲

自捐银1000两，每月自己掏出数百两白银支持马根济的医院。

马根济病逝后，清政府接收医学馆，并创建了一所政府办的

新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李鸿章还在医院盖起

新校舍，委托法国军医梅尼在“医学馆”的基础上创建北洋

医学堂。

三、经济原因

天津开埠后，海轮航运迅速发展。1867年，航行于天津

第　５１　页

２０１９／１０ （上） 总第３２４期

经验交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与上海等地的英国轮船达到57艘、美国轮船29艘。从事中外经济活动的来华西方船家货主们认识到，医疗活动有利于搞好与中国人关系，能增添中国人对西方好感，这对其在华经济活动显而易见有好处，因此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同时，天津开埠通商后，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金融家、企业家，他们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虽然为殖民主义服务，获得大量财富，但他们独特的活动领域、开阔的眼界以及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也决定了他们是当时国内最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最容易接受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文化技术，并在西医院、西医学校的兴办，或西医知识的传播上，通过经济和其他方式对天津西医发展给予了积极影响。在施医养病院建立过程中，李鸿章捐银1000两，天津地方买办、绅商共捐银4000两，包括天津海关道周馥、长芦盐运使史余、天津道盛宣怀、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以及一些当地的盐商。这些近代天津的商人群体，成为天津慈善救济领域的主要参加者、有力支持者和推动者，大大促成了西医传入中国，成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重要经济助力。

四、社会及人文原因

1861年英军建立的军医院最先在天津人面前展示了西医技术，并引发人们对西医治疗的兴趣。但在马根济来津以前，西医并未得天津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尤其是天津中上层人士都相信中医，对西医充满疑忌。天津人从思想上逐渐接受西医，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大众的需求。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断再加上旱涝天灾人祸，穷人们无钱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因此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病死。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吐泻之症不得其救治之法，则多奄奄垂死者”，在天津的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重”，西医和西药在这种偶发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中国的眼病导致失明的发病率较高，沙眼、结膜炎、干眼病、天花导致的角膜浑浊、角膜炎及白内障很常见，而白内障手术使得很多人重见光明，西医手术产生神奇的效果，使当时的天津人在惊叹之余逐渐认同了西医。

（二）开明绅士的推动。典型代表人物为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西医早有接触，1879年马根济等人治好了李鸿章妻子的病，李鸿章亲身体验了西医的功效，他才真正地相信西医。此后，李鸿章与西方传教士、新式知识分子的交流日趋密切，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中西医学汇通的观点。随着对西方医学理解与认识的加深，一些开明士绅和民族资本家逐渐体会到西医不只是一门救人活人的技艺，而是强国保种之策，所以他们也积极开办西医诊疗与教育机构。中国人崇拜祖先、灵魂和鬼神，有男女大防的规矩和身体接触的禁忌，而西医完全不同，它贴身察看和触摸病人肌体，甚至通过解剖尸体去了解人体的构造和运行原理，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带来了全新的改变。通过马根济建立的西医院、医学馆，天津人接触到西方文明，了解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在学医过程中接触到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伦理道德观念，接触到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强烈震荡，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碰撞和交融中，使天津乃至中国人的思想逐步走出封闭，迈向世界。

五、医学传教士的作用

中国的西医最早来源于西方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后，列强和教会通过西医、西药扩张势力，教会医院在我国逐渐增多。当时西方传教士认为：“在一切有助于传教的事业中，最有价值的是医药知识……传教与行医……两者应并行不悖，开放中国的美好工作才有效果。”19世纪，成千上万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他们往往有着为信仰克服万难、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不少传教士客死他乡。对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医我们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一部分人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来进行侵略，一部分人是作为虔诚的教徒来传教。他们在行医施治与传授医术的过程中，将博爱思想、对人终极关怀的基督教理念、尊重妇女的意识、照顾弱势群众的思想带进了天津。他们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弱势群体。随着西医的传播与发展，人道的服务以及传教医生的医术也赢得了民众普遍的尊敬、信赖。马根济在华工作10余年，博施济众，勤奋敬业，身体力行。他去世后，在天津引起很大反响。当年提起马大夫，津门很少有人不知道，其在华北地区的知名度也颇高。不管怎样，传教士在中国布施传教的过程为传统的中国医学注入了新内容。虽然他们以布道传教为目的，客观上有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作用，但是的确把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引入天津，并形成广泛传播。

【天津市医院协会医院管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17zch06）】

【参考文献】

[1]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李丹,熊亚平.近代天津海轮航运业的发展(1860-1937) [J].兰台世界,2017(2):100-103.

[3]Mrs.Bryson.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M].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1891:173.

[4]白金艳.清末直隶西医教育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 2010.

[5]郭辉.马根济与近代天津西式医疗机构的建设[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7):109-116.

第　５２　页２０１９／１０ （上） 总第３２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