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困境

思想的困境石勇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推动力，特别是人类一步步获得自由、解放的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思想，没有被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为改变现实处境而进行的斗争，人类的尊严可能还被践踏在奴隶社会的深沟烂泥里。

思想天然地承载了理性、正义的价值内涵，它的闪现和生机勃勃正是人这一精灵的自由、超越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一种折射。

在所有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在所有的人类精神的演变历程里，它代表了人类对自己生存困境的洞悉和为改变这种生存困境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一般所谈论的思想当然主要指那些以阐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应有生存状态、深入剖析人性和社会结构、揭露统治的构成及运行秘密、以捍卫人的权利为已任的各种人文理论体系。

它与统治及统治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

它也不止流于肤浅的抨击，而是从人性需求、社会分析、伦理要求、哲学思辨等方面指出人类应该选择的通往尊严的道路。

作为革命、改良的前奏，它更多的发源于许多哲人的哲学思辨之中，而一旦被无数敏感的心灵所捕捉，便迅速汇集成人类争取自由权利的洪流，以不可遏止的雷霆之音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回荡。

值得一提的思想有苏格拉底的正义论，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有洛克、密尔等的自由主义，有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而现当代的各种思想不过是以往这些思想的发展、变异、综合或延伸。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思想部分地成功了，因为人类直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自由无论如何都有这些思想的功劳。

但从根本上讲，它们都失败了。

民众的自由权利的逐步获得、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统治者统治方式的温柔化，似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

但思想怎么作用也改变不了统治的非人性。

一旦思想被统治者利用上升为意识形态，马上便会对自己原先的内涵构成瓦解。

在运用中因现实的需要思想往往会抽掉“类”这一所指，而成为某个集团或群体借以作恶的遮羞布。

在成为“武器”的过程中思想高估了人的高尚面和低估了社会现实，使得它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沦为反对人的东西。

总之，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尽管思想的呐喊并非那么嘶哑无力，然而直到现在为止人类仍未真正见到自由和解放的曙光。

思想的“无效性”深深地说明了思想本身的困境。

作为一种具有形而上情结和乌托邦特征的理论体系，思想总想要超越现实，实际上，它的存在理由也正在现实的非人性。

然而，现实的非人性恰恰在于现实本身有着各种很难改变的非人力量、观念和实体。

思想描述的状态是逻辑自洽的、简单的、线性的，在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整合下各种力量和观念能够被统一成一个合谐联系的整体；而现实是复杂的、无逻辑的、无序的、非线性的，各种观念与力量处于相互对立与冲突之中。

因此，思想和现实既不同质也不同构，思想作用于现实将不可避免地进行异化，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而现实也无法在经过最大努力后达到思想指定的状态。

如果说从事物的实存状态通过价值上的判断可以推出“应该”来的话，那也只是思想方面的事情——它还需要现实本身所提供的超越条件。

思想总是指向未来，而现实则首先关注现在。

思想所指定的状态总是根据各种抽象的价值和法则推导出来的，而现实却总是在具体的事物的关系中获得它行动的自足理由。

因而，思想想改变现实如同现实要突变为思想一样，如果说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思想与现实的分裂从理论上讲无法解决它们的矛盾，而思想与现实联系的中介——人——更是一种不可靠的、异化的实体。

不能否认人在有意识地创造出思想后会真心诚意地去尽力让思想作用于现实，然而纵使一个最真诚的思想者也不得不考虑各种社会和人际的因素，将思想作灵活处理从而逐步抽掉它的内在涵义。

实际上，在操起思想武器时人不可避免地怀有私心，非常容易将公众的事业与私人的利益混为一谈。

在社会中联系的具有各种莫名其妙关系的人们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观念上的、利益上的冲突，他们能够团结到一起说到底更多的是利益因素而非信仰的原因，思想在他们眼中也并非那么崇高神圣，而不过是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捞取利益罢了。

在原创者手中思想肯定是富于正义性的，并具有类的指涉性，但任何一个靠这种思想来谋求改变现实的人都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思想进行重新解释。

思想要改变现实重要的是至少要得到一定的人的支持，为了笼络他们，思想就必须不断修正立场以符合他们的吻口。

而这无疑是思想的质变。

它恰如一把锋利的刀，但一经无数肮脏的手抚摸，便发黑生锈。

思想载体的丧失让思想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悖论。

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人，特别是在统治社会里，则更是直接以捍卫被统治者为目标。

为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是思想确立自身存在价值的关健步骤，尽管它的终极目标远远不止这些。

但正是以民众作为捍卫的对象，思想也将自身推入了尴尬。

一方面，民众确实需要思想，因为思想所允诺的好处远远多于他们可能从社会中得到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又仇视思想，因为后者真正所关心的恰恰是他们所反对的。

这并不难理解。

民众确实也像思想者一样憎恨不人道的现实，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受尽了伤害，但他们所憎恨的仅仅是统治者，而非统治制度本身；他们仇恨并想推翻统治者，不过是想取而代之让自己有一天也当上统治者过一把压迫奴役的瘾而已。

尽管只可能有少数人实现这个愿望，但由于机会的神秘性与未知性，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

他们虽和统治者处于压迫——被压迫的两个极端，但也仅仅是处在同质同构的两个极端罢了。

如果统治者能够给他们一点好处或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有机会顺着统治制度这根木杆从下端爬到上端，那么他们绝对不希望去改变这个现实。

但思想者真正所反对的不是统治者，而是统治制度本身，他希望的是实现没有压迫奴役的理念，而非换了另一批统治者。

而这无疑粉碎了民众通过改朝换代当上统治者的美梦。

因此，他们有时候比统治者更仇视思想者，必要时甚至和统治者联手对思想者进行绞杀。

民众是统治者的同路人这一严酷现实无疑使人心寒齿冷。

其实民众对思想者也纯粹是为了利用，而思想者至死都悟不到这一点。

有许多问题，确实有必要重新审视。

哲学思维的一个优点是，它能透过具体事物的表象而看穿隐藏在这事物背后的法则。

仅仅因为民众的贫穷和受压迫，就认为他们代表了真理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吗？显然并非如此。

确定一个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看的不是它的外在表象，而是它内在的精神结构。

民众当然应该捍卫，但一旦他们有了权力，他们不会捍卫谁的。

但是，不捍卫民众，思想又能捍卫谁呢？不以民众作为批判的载体，思想岂非空无一物，自言自语？它若和具体的人的苦难、耻辱无关，对发生的压迫奴役视而不见，岂非毫无存在的必要？或许思想最好只能当成一种理想状态摆设在彼岸以观照现实，促其趋近。

但不参与现实，它对现实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其实，如果追根究底，思想的困境更深刻地体现于人的悲剧性之中。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联合，必须组成社会。

然而，人的本能的泛滥始终存在着使社会瓦解的可能。

社会总体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每个人必须为社会的存在作出牺牲。

这就是“文明”的开始。

当社会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并具有了暴力的特征时，国家开始出现雏形。

国家一经产生，压迫奴役便正式开始。

趋向成熟的国家的功能已不仅仅是保存社会，而是保存统治者本身。

它利用社会分工和建立一个超生产的统治机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统治者的利益。

在它的内在指令下分工与其说是社会实际生产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剥削的借口，它的不平等性、基于生存的强制性使得统治者高踞于统治、管理职位上对被统治者的劳动的榨吸成为可能。

为了保证剥削的顺利，统治者必须同时对被统治者双管齐下：利用暴力机器的镇压恫吓与宣传机器的奴役同化迫使被统治者对自己俯首称臣。

统治状态是没有任何人的真正尊严可言的，因为不管社会怎样的发达和人的消积的自由畅通无阻，作为少数人的统治者及其盟友并没有把作为多数人的被统治者当人看待。

——如果说不是当牛当马看待，那也是当成符号、机器进行看待。

在统治的暴虐中人类陷入了两难选择之中。

忍受统治的存在，意味着要在非人状态中捱过漫漫长夜；不需要任何统治的存在以还人以自由，但接下去的将是比失去自由更可怕的社会的瓦解与人类的灭亡。

看来，必须允许国家的存在，就作为在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中为人类未来的也许仅仅是一种梦想的自由和解放奠定一点点可怜的基础。

黑格尔的精神运动的异化规律如果推广到人类历史，无疑更使人绝望和伤心。

人类要想从蒙昧状态进入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间确实必须经过一个巨大的异化的断裂带，这就是以统治的权力压迫思想奴役为特征的阶级社会。

这是人类社会全面的异化。

没有异化，在人与世界的天然合谐中根本谈不上发展。

而在异化状态下，作为消除异化的手段的物质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便被创造出来。

人类社会的异化将是极其漫长的，只要还未发展到社会生产力极大发达、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极大提高的那一天，就还未具备消除异化，扬弃统治而成为“真正的人”的前提条件。

当然，这也仅仅是前提条件，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人”还得看人类的意愿和创造。

事实上，在这世上没有什么非发生不可和一定发生不了的事情。

而在此之前，每一次制度的变革，每一次统治的替换，都只不过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不过是一部分人利用统治力量压迫奴役大多数人的翻版。

尽管在无数次革命和改良中统治的血腥味已淡了许多，但它的本质永难改变。

而思想对此更只能徒呼奈何。

这才是思想最为致命的伤疤。

当然这绝不是说在根本性的“无效”中思想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那样只能把事情变得更坏。

从结果的判断也否定不了思想的意义。

有时它的存在本身即意义。

思想毕竟可以让我们洞悉统治的真相，毕竟可以拯救出一个人的灵魂。

有了它人类才谈得上真正的基于良知保持理智和清醒，并在对正义、自由的追求中保持足够的勇气。

否则，社会只会朝疯狂运转下去。

承认思想的困境令人黯然神伤。

但我们别无选择地需要这根救命的稻草，尽管它带来的希望永远只意味着更多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