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

时间定格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大陆，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新航路的开辟极大的扩展了西方人的视野，并逐步将整个世界联系为一体，就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而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世界史的开端。其次，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标志着西欧“黑暗的中世纪”真正的结束，“文明”一词在此时才真正的出现。文艺复兴带来的伟大的人文主义是以后整个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就真正的政治层面和实用性上而言，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反而是另外一场革命，一场与哥白尼天文革命并称的宗教改革。

公认的宗教改革的开端是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这是一篇矛头直指罗马教皇的基督教论文。《九十五条论纲》主要是针对教会提出的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进行赎罪的理论而进行辩驳的。路德针对性的提出了人对于本身的救赎应该通过对基督的信仰就能得到，而不必通过罗马教廷这个中介，将信仰从教廷剥离而归于信徒本身，这是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思想。随后在数次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中，路德表示拒绝放弃自己的理论。在德国诸侯的帮助下，路德的新教印象深远。但是，路德的教论并没有完全铲除天主教在德国的势力，德国依旧四分五裂，其结果仅仅是促成了1555年的《奥格斯堡合约》。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先驱，加尔文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两次活动最终建立了日内瓦归正宗教会，并最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日内瓦共和国。加尔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救赎预定论。救赎预定论可以分为“救赎”和“预定”两个方面来阐述。“救赎”一说就是传统的救赎理论即从罪之中解脱，并最终与上帝一同获得永生。而对于“预定”，加尔文能否得到救赎，人在这件事上毫无主权，而在乎神的决定。神定某些人将获得永生，某些人将获得死亡。因而神将恩赐会得到永生的人，至于灭亡之人则任其灭亡。而同时，加尔文又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即属于神的心意的所谓救赎名单是无法知晓也无从明白的。但是对于拒绝恩赐，人类依旧要负责任。

从中可以看出，加尔文的宗教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神已经有了救赎的名单，而这份名单却是不可为常人所知晓的，即所谓“预定”。而判断一个人是受神之宠幸，却可以从他的经历中进行判断。一个人如果事业有成本身就是将要得到神恩赐的表现。这种积极向上的信仰完全是当时资产阶级生活的写照。其次，拒绝神的恩典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是基督教扩张性的体现，同样的也是大航海时代资本主义心理的体现。

可以说，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完全就是当时西方新型的资本主义对于宗教的要求。在漫长的在中世纪，罗马教廷一直是游离于西欧各个封建政权之外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基督教所谓的神权更是凌驾于西欧各个世俗权力至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凌驾不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更多的，罗马教皇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利插手各国的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罗马教廷不仅插手各国王位继承问题，更直接在各国成年教徒征收什一税，就教廷本身而言则是西欧最大的封建集团，拥有大量的教会土地和大量的农奴。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能够自由交易的劳动力，而教会的这种土地垄断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要求各国世俗权利的加强，实行重商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外扩张的步伐以满足对外殖民掠夺的需求。

而这种对于世俗权利的需求也恰恰暗合了各个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政治诉求。这种满足主要体现在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共和国的建立上。

1534年，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禁止英国国会上诉到教皇、禁止教会不经英王允许擅自颁布规章。实际上宣布了英王亨利八世不仅仅是世俗上英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宗教上的最高统治者。从此以后，英国教会不再听从罗马教皇指挥。英国成立了“圣公会”，即新的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服从于英王的领导，在宗教

层面，它废除了繁琐的旧天主教仪式，代以新的宗教仪式，使宗教不再成为影响日常生活的繁琐活动，这很明显的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宗教仪式的要求。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国教的成立使得英王亨利八世真正的成为了英国之主，而英国政府也进一步推行重商主义，一个强力的政权完全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于稳定政策的需求。至于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那就是后话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在加尔文领导下，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加尔文改革的影响之巨更是举世罕见。作为宗教改革时期最完备的神学体系，加尔文教的影响辐射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后来有一批加尔文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有的历史学家称加尔文为“美国之父”。而对于解放思想而言，加尔文教更是大大鼓励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加尔文改革的理论来源十分广泛，有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宗教思想，还有马丁·路德宗教思想。但是就结果而言，加尔文教对于整个欧洲的意义远大于奥古斯丁和路德教。这是因为加尔文改革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首先，在政教关系上，加尔文一直坚持政教合一，但是教权高于政权，实际上，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看做是与日内瓦大公的政治斗争。因而在日内瓦国民大会邀请加尔文回来的时候，加尔文要求详细明确其回归日内瓦的条件，要求日内瓦人接受他在道德和教条训规上的计划之后，加尔文才返回日内瓦。并通过教务会议把国家和教会联合了起来。实际上，加尔文就是日内瓦德掌权者。然后，加尔文坚持了日内瓦信仰的坚定性和排他性。同样作为新教改革家的塞尔维特，因为反对三位一体理论，就被加尔文以异端的名义烧死。因此加尔文也获得了“日内瓦的教皇”的称呼。其次，加尔文不断对外发展归正宗的影响。使之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最最重要的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他关于天职、善功等的论述成为了后来资本主义精神的标杆。因而我们可以说，加尔文是在不自觉间充当了资本主义思想改革的先锋。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权，新生的资本主义当然是欢迎的。

而纵观整个近代历史，由于经济发展、宗教改革而引发的，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更深层的含义是，这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开端。因而一个强有力的代表本民族利益的世俗政权，必然是能够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广泛性，与西欧整个中世纪形成的广泛的市民社会不无关系。

宗教改革之后各国虽有类似于“血腥的玛丽”这样的试图恢复天主教势力的国王或者法国胡诺战争的宗教斗争，但从整体上而言，宗教改革的成果还是深入人心的。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廷处于一家独大的局面，它不仅控制着普通民众的思想，还凌驾于王权至上。宗教改革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教派，并与各个民族融合，形成了多股宗教势力。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向世俗权利低头（日内瓦由于其独特性，教会可以视为当地独立于罗马之外的世俗政权）。这就使各个王国的势力大大加强。君主专制的强化为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立了条件，也就间接为后来资本主义革命浪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由于各个宗教信仰而加强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为后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