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茶叶贸易的深刻影响

鸦片战争对茶叶贸易的深刻影响
作者：陶德臣
来源：《茶业通报》 2020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20-04-13
〔作者简介〕陶德臣 (1965-) ，男，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研究。

Email：tdctea@
陶德臣
（陆军工程大学，江苏南京 210007）
摘要：鸦片战争不但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对茶叶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

主要表现为：茶叶交易机构发生重大变化，茶叶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英国垄断了中国茶叶出口事宜。

关键词：茶叶；交易机构；茶叶生产与出口；英国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68（2020）04-174-003
1840年，英国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控制中国茶叶，不惜以武力为手段，发动了鸦片
战争。

这场战争不但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对茶叶生产与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

主
要表现为：茶叶交易机构发生重大变化，茶叶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英国垄断了中国茶叶出口
事宜。

1茶叶流通环节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前，外销茶叶流通环节为茶叶生产茶叶，售予茶商，茶商将茶运至广州，经“十
三行”卖给外商，由外商运回国内销售。

从某种意义，茶叶贸易是一种垄断贸易，贸易主动权
掌握在华商手中。

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十三行”不复存在，“行商的垄断已被中英
条约所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所谓“贸易自由”[1]P543。

这时的“十三行”被茶栈代替。

茶栈与“十三行”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构与制度。

“十三行”也称为官商，这种洋行不纯粹是
商业机构，实际上是半官半商性质的机构。

在中西交往中，它一方面包揽进出口交易：一切外
洋进口货物，由洋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洋行代办：另一方面，它又要充当外国商人与中
国政府之间的中介：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饷，要由洋行承保缴纳，外人在广州居留与活动，要由洋商负责照管监督；遇有中外交涉，也要由他们经办。

在中西关系中，他们实际上担
负着商业的和政治的双重任务。

作为限制中外贸易的公行制度，不同时间的其洋商数量并不一定。

鸦片战争的茶栈是一定货房为财产，为出口茶商代理茶叶至通商口岸存放，联系洋行出售，借以收取茶叶存放得管费、出售佣金的中介机构。

茶栈之设，为出口茶商解决了后顾之忧，茶
栈也借以获取到利益。

这是茶栈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

茶栈的收益以存放、出售茶叶的数量成
正比，因此总是千方百计拉笼茶商多投栈，茶商也从茶栈那里获取茶叶出售前资金来源，包括
货款，待茶叶出售后从茶款中一并扣除。

由此可见，茶栈的职能比“十三行”制度下的洋商职
能大为简化，仅成为通商口岸外销茶中茶叶交易取佣的中介组织。

2刺激了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国外对茶叶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印度茶业正处发展时期，产量有限，
在茶叶价格高昂的刺激下，中国茶区普遍掀起一般植茶狂潮，老茶区扩大生产，新茶区不断涌现，特别是咸丰、同治年间，更是植茶狂潮
的高潮时期。

相关的史料比比皆是。

例如：福建民国《建阳县志》卷七载建阳，“清季自
五口通商，民竞业茶”[3]P480。

同治《平江县志》卷二十载，湖南平江“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3]P482。

湖南“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1]P1472。

台湾淡水，本植靛青树，“参天黛色，一望如染”。

“兹者该境人心慕业茶之利，又审厥风土宜于茶，乃改植茶树，凡高陇平壤多艺此
焉”[1]P1470。

江西“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
大量茶叶，以供外销。

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
和载种起来的”[1]P1473。

安徽“在芜湖背后的丘陵上，茶园和桑林正在不断扩张”[1]P1475。

茶树扩张的动力来自消费的强力推动，因为“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
的发展”[1]P1474。

鸦片战争后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适应外销需要发展起来的。

在洋商风行抢购风“洋
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收买红茶，行销各国，议价颇昂”的情况下，“茶之出海者不可用
计”[4]第6册P11。

从1843—1860年，茶叶出口数量增长5.85倍，接近6倍，由此可见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

3引起茶叶贸易中心和路线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中西贸易的地点局暂于广州，茶叶出口中心位于广州。

鸦片战争后，开放了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茶叶出口基地从广州拓展到上海、汉口。

嗣后，厦门、宁波也相继出口茶叶。

这样，这些通商口岸，交通均极为方便，“均一水可通，脚价减省，商
贩争趋”[4]第6册P11。

“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等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11
处通商口岸，其中有汉口、九江），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
买”[4]第3册P142。

近代中国茶埠群开始形成，广州的地位日益减弱，上海、福州、汉口成
为中国最主要茶埠[5]。

与此同时，由内河南下广州的茶路衰落，以茶埠为中心的茶叶运输网络路线形成[6]。

鸦片战争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茶叶市场上的购茶国主要是英国、美国、俄国、英国垄断
了近代中国茶的出口。

在英国、美国、俄国三国中国茶主要市场中，英国以销红茶为主，俄国以销砖茶为主，美
国主销绿茶，其他市场不甚重要[8]。

19世纪70年代前，英国市场占中国茶叶外销量的60%以上，最多年份销量超过百万担。

1871—1880年，英国市场占中国茶叶外销数量大体保持100万
担左右，但销售数量进入滞长阶段。

嗣后，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茶叶销英量及占中
国茶出口比重迅速下降。

主要原因是英印殖民地茶产业已呈繁荣，锡兰茶业已发展起来，英国
扶植殖民地茶叶进入本国市场，对中国茶叶进口量大幅减少，英国垄断中国茶叶市场约200年
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总之，掠夺茶叶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标之一。

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又深刻影响到中
国茶叶的方方面面，同样有利于英国对中国茶叶的掠夺。

所以说，茶叶与鸦片战争关系密切，
难以分割。

参考文献
[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146.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2014.
[5] 陶德臣,杨志玲.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J].安徽史学,2016(06):57-65.
[6] 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J].中国农史,1994(02):83-87.
[7]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312.
[8] 陶德臣.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分析[J].安徽史学,2009(06):33-41.
（责任编辑：徐千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