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9章教学辅导

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内容提要

人类历史进程，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之所以辉煌灿烂，气象恢弘，正是与多个民族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中华大地上大致分为三个文化类型:一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二是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三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原农业文化为中心，通过战争、聚合等形式，使游牧、游耕、农耕文化得以交流和融合。

（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中原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适宜农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比较稳定。而“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适宜放牧为生。但单调的放牧生活满足不了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农耕区的富庶吸引着他们，一方面，他们以畜牧产品交换农耕区的粮食、茶叶、布帛、铁器，这种形式被称为“茶马互市”；另一方面，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迫使他们躁动南下劫掠，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入主中原，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都是典型的实例。对此中原人也做过各种努力，汉武帝的“远征匈奴”，明成祖的“五征漠北”和对长城的修筑都是对游牧民族的抵御和反抗。产品交换、战争征伐、和亲等，使得胡汉互化，文化得到了交流。胡人南下，入主中原，把游牧文化带到了中原，如养马技术传到中原，使汉民族在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得以广泛使用，中原人学习骑射技术使军事力量得到了增强。胡物的传入，如胡桃、胡萝卜等，丰富了汉民族的饮食生活内容，胡歌、胡戏、胡乐、胡舞的传入，又丰富了汉民族的精神生活，同时，游牧民族对粮食、茶叶的需求也刺激了汉农业的发展。

（二）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南方山地游耕民族分布在南中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山地游耕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不同，耕作方式上为“刀耕火种”，生活方式上为迁徙不定；社会生活处于不成熟阶段，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种植作物单一，以渔业为主，婚俗原始。汉民族关注游耕民族，采取教化措施，一方面设官治理、羁縻柔远；另一方面也不乏强硬镇压。在治理、镇压的教化过程中，使汉文化在山地游牧民族中得到了传播。同时对镇压、征伐的过程中，又采取了移民政策，如南北朝时期，将蛮人移入京师，削弱其势力。在治理和移民的过程中使其得到汉化、融合，如居住在江苏、江西等地的山越族，南北朝时完全与汉民族融为一体，而居住在南方少数民族的汉人也被“夷化”，如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部分。

（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民族间碰撞融合，使农耕、游牧、游耕经济生活形式相互交流，特别给以种植五谷为主的中原农耕经济不断补充，使之繁荣。饮食上，西域传来了粮食加工方法和酿酒技术；北方传入了胡饼和多种蔬菜、瓜果。服饰上，黎族传来了棉花种植技术和棉布纺织技术；北方传来了便于劳作的“上衣下”胡服样式，并成为人们的习惯装束，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就是从满族流行而来的。日常起居上，北方传来了“胡坐”、“胡床”，改变了中原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同时，文学艺术也相应传入，大大丰富了汉民族的精神生活，如笛子从羌族传来，管子、手鼓、琵琶、唢呐等从新疆传来，笙从壮、苗族传来。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填补了汉族缺少英雄史诗的空白，新疆阿凡提的故事，汉族家喻户晓。蒙古族、藏族等的史学、医学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中华文化由农耕、游牧、游耕人的历数千年的交往、融合，不断互摄互补，才使其灿烂辉煌，丰富多彩。

二、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与各族文化相互融会、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也不断吸取外域文化来补充丰富其内容。

（一）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

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应追寻到汉代。汉代开始了对西域文化和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主体。思辨精微巧密的佛学对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都起到了启迪作用，如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入了佛教思想，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从佛教中吸取营养，使之与易、老、庄相糅合，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一文化史上创造性范例揭示了文化史上的普遍规律，即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国文化不但吸收而且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如当印度佛教衰落时，在中国长足发展的佛教输出给东南亚和东北亚。输出—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中国文化在吸收佛教哲学的同时，佛教艺术、医药、建筑等也相应地被吸收，如吴道子的宗教壁画，魏晋六朝隋唐时期的雕塑壁画等。中国文化在吸收的基础上又力图创新，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生气勃勃。如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载有印度药方；寺院、宝塔等建筑有印度建筑的影子；唐代的俗讲原于佛教，但内容已不是佛教的教义，而融入了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并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中国文化除吸收外来的宗教文化，对其他外来文化也不断吸收，如唐时波斯人李的《海药本草》、大秦（东罗马）医眼、医痢药术传入中国后，都被当时的医药界吸收。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兴隆昌盛。

（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

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明代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叩开封闭的“远东帝国大门”来华传教，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化，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学、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尤其是后者，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世界舆图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启迪了中国人思维。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到了18 世纪，由于封建生产方式趋于没落，统治集团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西学东渐”中止。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封闭的大门，欧洲近代文化强制性地与中国文化交汇，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勾勒出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首先是“火器历法”；其次是“制械练兵之术”；再次是“西政”。这一线索提出一个思想:即处处挨打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包括生产方式、技术手段、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的最深层次。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对外民族传递出自己的“智慧之光”（文化）。从秦朝至清朝的两千年间，中国是亚洲舞台的主角，日本、朝鲜等国都受容于中国文化。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由来已久。如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推行了“推古朝改革”；唐时，日本先后18次派使者来中国，645年，返日留唐学生，策动了著名的大化革新，而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为最高理想。718年，元正天皇制定的《养老律令》是唐制的翻版。日本各级学校还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日本的佛教还以中国为母国。除此，唐历、唐诗、唐乐、唐绘、唐服都传入日本，被采纳利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中朝文化交往溯源久远，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中国的儒学与汉字输入朝鲜，1世纪至7世纪中叶，新朝鲜三国都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开罗仿唐置国学，所学内容为《论语》《孝经》等，儒学思想对此有巨大的渗透，就连民俗也沾溉着中华民族的风采，如服饰、婚俗等。

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东南亚的文化格局，而且也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传入阿拉伯、埃及等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