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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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十分腐朽的清政府没有能力领导国内变革、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前进、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的结果。
首先,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政治原因。
《辛丑条约》订立后,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利用清政府作为其统治中国工具。
因为利益关系,列强在华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1904—19 05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
这是两个列强争夺我国东北领土的侵略战争,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自守局外中立。
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我国旅顺、大连租借地及相关权利转让日本,沙俄势力退到东三省北部。
我国东北被日本和俄国瓜分了。
这期间,英国于1903—1904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定《拉萨条约》,阴谋分裂中国领土,而沙俄也想出兵控制西藏,我国边疆危机又一次显现。
20世纪初,列强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经济上主要是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投资,加强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
1895-1913年18年间,各国在中国开设的资本在1 0万元以上的厂矿136家,投资总额达10315.3万元,为甲午战争前50多年间外国投资总额的13倍多。
列强在华争夺铁路、
矿山等利权,开设银行,榨取巨额利润,干预地方行政,基本上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军事和政治。
列强还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报刊和吸引留学生等办法,推行文化侵略,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
其次,清政府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另一政治原因。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
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1906年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但由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所以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
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再次,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是辛亥革命得以发生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1894年11月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成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形成,随后革命派发动的多次起义,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后,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
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不满中国现状,仇恨列强侵略,愤恨清王朝腐败,痛感民族危亡,积极寻求救国真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值得一提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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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革命报刊的纷纷建立,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杰出革命宣传家的涌现,各种革命读物的广泛流传,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进一步促使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一批革命小团体纷纷成立,他们的目标是排满复汉,建立新的共和国,这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党奠定了基础。
第四,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纲的提出,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进一步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5年8月,各革命团体300多位代表在日本东京开会,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和《军政府宣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支部下各省区设立分会,国外设南洋、檀香山、美洲、欧洲4个支部,以《民报》为机关报。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克服了原来分散的缺点,从此有了全国统一的机构和完整明确的斗争纲领,它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规模,壮大了革命派的力量,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
民生三大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建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为武装起义和思想论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使民主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
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
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
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
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
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
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
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
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
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
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
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
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
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
提倡普及教育,
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
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
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
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
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阀镇压。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
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
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
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
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
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是与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密切相关的。
1.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民族危机加深。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结果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权益“转让”日本。
与此同时,英国侵入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2.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从1902年至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
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这些运动中,中国资产阶级开始成了主要角色。
全国性的民变和爱国运动,反映出广大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社会急剧动荡,一场大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表明《辛丑条约》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控制和争夺中国,一方面是清政府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致使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
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清政府又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速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并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
1911年5月,责任内阁成立,国务大臣13人,其中满族9人,而满族中皇族又达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引起立宪派不满,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汉族官僚同满族官僚的矛盾。
清政府陷入了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动和领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阶级基础,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与排挤,一直步履艰难。
但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甲午战争后,迫于民族危亡的形势,全国曾出现设厂自救的运动。
同时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
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有利可图;第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尤其是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前后的激烈争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给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空隙;第三,清政府“新政”采取的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四,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权利、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知识分子群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而逐渐形成的。
他们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深感到民族危难的加深,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在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限制与阻碍,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且《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国社会的两
大主要矛盾合流和进一步发展,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
清政府“新政”和“立宪”骗局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这些矛盾,使之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1】孙中山全卷(第二卷)[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2】王晓秋,刘伟.中国近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三章p57-p6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吴爱萍著,《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03期
【5】谢本书著,近代中国社会与辛亥革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