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作业原稿

多余人形象与中外多余人问题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

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

他们出身贵族，属于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但他们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被称为“聪明的傻瓜”。

“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享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

在俄国有多余人形象, 无独有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

一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作家们作品中的“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

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的。

不少作家们声称，他们的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

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上、阶级上、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

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

当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时代特征和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共同促成了“多余人”作为客观人物的出现，而“作家只不过反映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罢了”。

所以，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进行的一种反应方式，是他们在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理解与把握。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五大多余人形象：普希金笔下《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谁之罪》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笔下《当代英雄》中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

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

待他象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

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

别里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

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

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

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

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形象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

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除了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中国也不例外,尽管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中国的这一形象又有其独特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

鲁迅是我国白话小说的第一人,在他的小说中也出现了许多“多余人”的形象。

比如《伤逝》的主人公涓生，他与子君为了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

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

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

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

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

他彷徨，探索。

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

小说把批判寄托在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

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
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形象。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

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

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

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其实就是”多余人”。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则是一群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最后被遗弃的人物形象。

他们身上有着人性中善美的一面，他们坦诚，如在《沉沦》中“他”发自心底对真爱的呼唤。

他们偾世嫉俗，如《杨梅烧酒》中不满当时中国社会而几乎失态的痛骂。

《微雪的早晨》中痛骂军阀们“这些狗东西，我总得杀你们这些狗东西”。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对女主人公凄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

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善美一面的人物最后遭到了遗弃，从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中也许我们会有所反思。

一、精神上的“瘾君子”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大多都是情感的缺失者。

《沉沦》中的“他”身为一个弱国子民，独自漂泊在陌生的国度，本来心境就是很孤独的，而弱国子民的身份有给自身无形带来了自卑的阴影。

《沉沦》中的“他”最终走向死亡除了外在一些客观因素之外，他们自身存在的性格弱点也是不可忽视的，敏感多疑，遭受压迫之后心理的扭曲。

可以出零余者的悲剧也是一出性格悲剧，而他们自身性格弱点不也是在那样扭曲黑暗的环境中所“培养”出来的吗？正如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中所述：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难道零余者们的悲剧不更是社会所酿成的悲剧吗？
二、时代病儿
零余者们生活着的那个时代他们都在“性苦闷”“社会的苦闷”“生的苦闷”中苦苦的挣扎着。

这群患着时代病的零余者们就象是被命运操纵的木偶一样……“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悲剧，而这悲剧的酿成，实在也只可以说是时代造出来的恶戏。

自己终究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儿，再加上以这恶劣环境的腐蚀，那些更加不可收抬了。

《沉沦》中“他”视自己身本能的情欲为犯罪。

《空虚》中年轻的“他”面对日本少女时极力压制对少女的爱慕和身体上的欲望，在妓院中时时担心自己被人视为酒色之徒。

零余者就在这样的新旧冲突中挣扎痛苦。

而对于他们自身对自己的反省也是他们人性之中善美的一面。

“一踏上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
运命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

由于他们无法改变自身弱点而又处于变迁的时代，无法改变对于自身生存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最后只能成为任何没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自身的无能最后化为自身的无用，那么“零余”的下场也是必然的。

三、矛盾的结合体
零余者自身就是个矛盾的集合体。

既慷慨激昂又软弱无能；他们既爱生活又逃避生活，既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既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既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

主要表现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自我的消亡。

无奈、无助、空虚、死亡……“啊啊！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合唱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如何反抗的起呢？郁达夫笔下就是这样一群有心自省无力自拔的人物。

他们虽然对现实充满了不满与愤恨，可是脆弱的他们只能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屈服，或是寻找情感的寄托进而做为一种逃避，或者以死解脱。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

一面是残酷的现实世界，无法寄托。

另一面是孤寂无助绝望，无法适应所在环境的自己。

结果必然是被淘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零余者没有能力掌控支配利用从而摆脱自身境遇。

郁达夫作品中所塑造的的零余者形象负载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不仅仅是个人的，它反映了当时在冷酷社会中挣扎绝望反抗的无助者，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痛苦，可是能真正了解郁达夫以及其作品中人物命运的人却少之又少。

《家》中的觉新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

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

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

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

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多余者”形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也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反对人性禁锢的反叛的贵族青年的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出生于封建大家庭。

生活的年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虽然他生活条件优裕，衣食无忧，但他由于受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使他认识到封建社会扼杀民主人性，摧残自由爱情的社会现实，因此他感到不满，但他对生他养他的封建阶级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所以他的民主思想只能停留在朦胧的认识层面。

还不能上升到行动高度，生活中表现为他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就无法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痛苦的徘徊中发现自身地位的尴尬，以至最后出家做了和尚。

贾宝玉作为多余人形象我们可以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一、补天弃材，生来“多余”他的一生有着浓厚的宿命色彩，在《红楼梦》的开卷中我们看到了
作者对贾宝玉的前身描述：原来那女蜗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蜗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

弃在青埂峰下。

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

灵性己通。

自去自来。

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红楼梦》第一回) 这段文字介绍贾宝玉出身实际上预示了贾宝玉是一个“灵性已通”，却又“补天未用”的多余之才。

他被带入尘世投胎贾府以后。

时时显示了他的“多余”。

如在贾宝玉满周岁“抓周”时，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

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

虽说“抓周”只是一种习俗不可当真。

但小说这样写却包含着作者的用意——在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看来，贾宝玉是一个从小就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因此贾宝玉不可能按照贾政他们的意愿行事是早就注定了的。

更不要指望他能够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去求取功名，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爱情破灭，情感“多余” 贾宝玉打动很多人的根本之处在于他对林黛玉的爱情。

曹雪芹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爱的挽歌。

贾宝玉所处的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婚姻是受封建婚姻制度制约的。

男女的结合，一是要遵守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二是要考虑家世利益。

必须门当户对。

贾宝玉追求的是“木石前盟”，而封建家长却为他安排了“金玉良缘”。

“木石”和“金玉”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就是“爱情至上。

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矛盾。

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恋爱观的冲突。

林黛玉进贾府初次与宝玉见面时是这样描写的：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

……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红楼梦》第三回)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

我曾见过的。

”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红楼梦》第三回。

这样的见面虽不能说惊心动魄。

但对于爱情至上的贾宝玉、林黛玉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正所谓心有灵犀、天赐姻缘，这也是为他们的爱情发展所做的铺垫。

三、朦胧反叛，政治“多余”
贾宝玉作为“多余人”形象还表现在他对于封建礼教及科举制度的反叛，但由于其反叛力量太微弱。

最终又以失败告终，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政治上的“多余”。

首先。

贾宝玉非常尊重个性，他对封建等级观念不以为然，他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人的尊重自然不用说，就连他对袭人、晴雯等丫环们也很民主，甚至可以说纵容。

贾宝玉这种不讲主仆关系、无视尊卑观念的民主思想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相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

当然也就不会被封建大家庭所接受。

封建统治阶级对他违反封建秩序的处罚就是让他身边亲近的小姐、丫环们一个个或走或死，没一个有好下场。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此外，贾宝玉政治上的“多余”性格还表现在他最后屈服于封建压力，参加了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

贾宝玉作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生活道路从生下来就决定了，这就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

但是，贾宝玉却鄙弃功名利禄，厌倦读书，放纵自己的情感，走上一条与家庭传统相背离的道路。

贾政要他好好读书，学写八股文，他却说除了四书。

其他都是杜撰的。

其实，不是宝玉不愿读书，他不愿读的是封建伦理常纲，而对于《西厢记》、《牡丹亭》等具有民主思想的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还想方设法找来，如饥似渴地偷着阅读。

但当他的爱情破灭之后。

支撑他追求自由政治生活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因此他就又成了一个彻底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多余人”——既不被封建统治阶级认可，又无
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可以说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文学甚至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

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

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

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本文采用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参考文献:
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23
郁达夫《沉沦》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
卡普斯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1958，113
周耀荣.两个叛逆的“多余人”—关于贾宝玉和奥涅金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3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