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自开商埠百年回眸

“自开商埠”百年回眸
作者：王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者的话：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904年自开口岸，开创了近代中国陆大城市对外开放的先河。

今年5月是“自开商埠”100周年，百年开埠也由此成为今年以来人的热门话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最初几年，自强新政走在了中国各省的前列，作为一个曾经以保守著称的陆古城，以领时代之先的“自开商埠”之举，吸纳域外经济文明，发展自我，使初步走出了以农耕经济消费为特征的圈子，而开始向现代城市转变，所以尤为世人瞩目。

回望历史，自开商埠既有挽回利权、自强爱国的强烈民族色彩，又有追求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色彩，百年前的也因此一时走在了当时国城市发展的前列。

在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回眸百年开埠的历史，自然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更为社会各界和媒体广泛关注。

与已发表的一些此类文章相比，本文所述更为准确与严谨，其观点及所叙史实也颇客观与翔实，对于今天的人们正确了解百年开埠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因而特在此刊出，以供读者参考。

20世纪初的开埠，是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它不但使从传统的政治中心“一跃而成了陆第一大商贸中心”，而且标志着整个陆市场经济的发端，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

百年后的今日，与开埠之初相比早已是霄壤之别，但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仍是当代人的一个重要话题。

回顾和审视100年前的开埠，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自开”和“陆路”是开埠的特点；开埠的“出发点”在于争自主之权；“三地同开”中国近代绝无仅有；“商埠”位于老城的西关外，分为福、禄、寿、喜四区，不划租界，取消土地永租制，外商与华商照章租地，既保持了城市特色，又拓展了经济空间；新旧城互补，一身二任，“遂不独为政治中心，更为工商业之要埠”
开埠发轫于甲午战争后人们对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索中。

1903年9月，清廷外务部批转商约大臣吕海寰“倡议广开商埠”的奏请。

当时，“外争利权，促富强”思想正逐渐为朝廷外广泛接受，以至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

1904年，德国据《胶澳租界条约》修筑的胶济铁路即将竣工，中国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德国势力必将藉铁路的便捷，由胶澳一隅向腹地扩，一场激烈的利权之争已不可避免。

当时的主政者主理智地处理与列强，特别是与以为势力围的德国的关系，力谋有理有据，既阻止德国势力借助铁路向地扩，同时又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利用新建铁路交通的新优势，振兴民族实业。

这样，“自开商埠”就成为较为理想的选择。

经过一年多的秘密筹划，1904年5月1日，也即胶济铁路通车前一个月，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巡抚周馥联名上奏：“……于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分关。

”
清廷接受了这个奏议，批准三处自开商埠。

与、等城市“约开商埠”的性质不同，属于“自开商埠”，且系陆城市，经济发展本土化特色较为明显。

可见，“自开”和“陆路”为开埠主要特点。

同时，三地同时开埠与新老相辅的城市规划格局也是开埠的突出特色。

自开商埠的要义在争自主之权
作为开埠主持者，地方官员特别强调开埠的自主权：商埠的“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还特别指出，电报、均是中国主权，“严厉限制，不得由外人设立”。

显示出自开商埠中我国行政、司法管理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与限制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开埠者自主自强开放政策下的民族主权意识。

后来制定的《商埠租建章程》进一步强调：商埠中，不准划分租界，并取消了土地永租制，土地租契以30年为限，期满后换契，仍定30年为期满。

60年期满之后政府可以购回。

这就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主权。

由上看出，自开商埠可视为当时国家“新的经济开发区”。

这个特许的“模式”，既避免了中国利权的丧失，又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自开商埠中这种权操自我的特点，使地方当局在经济政策调控方面能够有较大自主权。

开埠后，政府迅速制定了大量的“通商惠工”政策，对国投资一视地给予大力支持。

如免除土货出口税、裁减厘金、投入官款扶持实业开发，以扶持本国贸易，并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

这种政策支持给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选择铁路枢纽开设商埠，在国始肇其端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所辟通商口岸，多在江海之滨，有水运之利。

而主开埠通商的有识之士，也多着眼于“江海要区”。

开埠之前，首倡者就已敏锐认识到铁路作为新式交通工具，其开通将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扼两大铁路之要，必成未来南北商业枢纽。

从而做出了长远、周密的筹谋和规划。

继胶济铁路通车后，1912年津浦铁路泺口段也正式通行。

至此，成为北上京、津，南下沪、宁，东联胶、莱的交通枢纽，铁路以其价费之低廉、运输之便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地同时开埠”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将位于铁路枢纽的省会和原来商品流通较集中的周村、潍县同时辟为陆商埠，三处联成一体，其政治影响和经济辐射能力不言而喻。

三地开埠以后，以铁路枢纽的优势，的对外开放从沿海扩展到地，将各地联结成紧密的一个整体，成为带动发展的主动力，使得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已经走在前列的，进一步奠定了其优势地位，同时又为此后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变革创造了条件。

自开商埠，不仅使由原来政治中心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华北主要经济中心之一，更带动了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

开埠采取的新老相辅的城市规划格局，成为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例为将新开之埠建成精心规划、文明有序的新城区，当局和商埠总局参照岳州、等地开埠章程，制定了具体的方案。

尤其是在建设规划方面，极具远见地依据铁路走势开辟商埠新区，将分为旧城区和新商埠两部分，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改观。

商埠区位于老城西关外，东起十王殿(今纬一路北端原津浦路宾馆)，西至南大槐树(今纬十二路以东)，南沿长清大道(今经七路附近)，北至胶济铁路以南的4000余亩土地都划为商埠区(其中的三里庄、五里沟庄以及家庄等村庄保留)，分为福、禄、寿、喜四个区。

区有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宅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等，各国商人和华商在界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

民国以后，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原有的商埠区围已不敷使用。

于是在1918年和1926年，政府先后两次扩大商埠区的地域围。

开埠以后，旧城区继续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商埠区则更好地凸显其经济商业功能，从而推动整个工商业的发展。

如是，既保持了城市原有特色，又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

有了新旧城区的互补，“遂不独为政治中心，更为工商业之要埠”，一身二任，发挥了城市的双重功能。

开埠前，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大约比沿海城市的发展滞后40-50年”；开埠后，“通商惠工”政策吸引中外客商，的原始积累开埠后急剧加速，地区经济与世界相联；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南北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与近代工人阶级的出现，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
开埠，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变革同样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以近代工业与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也获得了新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变化。

开埠推动了传统经济结构的调整
开埠前，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典型陆城市，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近代的保持着传统商业消费城市的特点。

经济结构上，地方近代企业发展十分缓慢，近代工业仅有机器局一家，其他多为手工业，且资金少、人员少、发展慢；传统商业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受现代市场经济影响较小，主要集中在绸布、药材、鞋帽、首饰、山果等市区消费服务行业，表现出畸形的繁荣。

富商大贾的资产虽有增长，但少有投资近代企业的愿望，外国资本也未直接渗透进来。

这些现实，使的经济地位不仅居于周村、潍县之下，更远远落后于、。

“大约比沿海城市的发展滞后40-50年”，“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商业城市”。

开埠后，为吸引中外客商，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国各地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过程开埠后急剧加速，地区经济形态迅速改观。

与此同时，外国商业资本纷纷涌入。

1904年，德国禅臣洋行首先在落户。

到1919年，在设立总行、分行或代理处的欧美洋行已达15家。

日商也在设立了日华公司、东南公司、华和公司、三好堂等多家公司和商号。

大量外国商业资本的涌入，促使的商业资本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同时表明经济开始与世界市场直接沟通。

中外资本的源源涌入，不仅带来了新商品、新技术，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新观念的冲击也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加之地方
政府的政策扶持、社会心理的接纳以及价值取向的转移，“方今朝野有识之士，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思想得以成为现实。

1905年，由庄钰、福航等人创办的电灯公司，成为开埠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此后，近代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

仅1904至1909年，就相继出现了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金启泰铁工厂、小清河轮船公司、宏济阿胶厂、火柴厂、鲁丰纱厂等一大批近代化新式企业，涉及交通、纺织、机械、五金、建材、农林等众多行业。

各企业以吸收国外技术，购进机器配合近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组织生产。

从此，渐渐脱离了单纯商业、手工业的经济模式，初步奠定了近代工业经济基础。

到20世纪20年代末，市已有各类商店3554家，工业企业172家，家庭手工业1745家，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完善、结构合理的近代新式工商业发展格局，成为清末“自开商埠”经济发展的典。

开埠促进了陆市场经济转型
中外客商云集，为自开商埠带来了从事商贸经营所急需的资本，也拓宽了国既有商业活动的经营围，逐渐成为全省的中心市场，“举凡周围各县，莫不依此为市场”。

物资集散围北至，南抵，东达黄河和小清河入，西接、，并成为东部沿海地区进口商品的最大销售区和出口商品的最大供应地。

交通改善，开埠通商，大量洋纱、洋布开始涌入，并通过商埠销往地。

外商大规模收购中国农产品，加快了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

部分传统的棉纺业、手工业衰落，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业、副业却得到发展。

外资的大量收购，刺激了大宗农产品的产销，最突出的是棉花，“商埠为棉花买卖最大市场，各县及省吴桥威县所产之棉悉集于此口。

”外商在济大量收购棉花，使成为华北各地最大棉花市场。

开埠后，花生、棉花、草编、牛皮等农产品自陆地区流向国际市场。

近代陆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格局也由此渐现雏形。

开埠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功能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的市政建设和公共事业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方便交通，1906年修建了商埠区主要街道经二路，开辟了普利门，使旧城与商埠连为一体。

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由传统的西关移至商埠。

商埠区形成了各国领事馆、洋行、公司聚集，学校、车站、医院、公园集中的新型城区。

胶济、津浦铁路相继通车后，又在至小清河码头修建了小铁轨以利货物转运，修建了9条连通各县的公路，设巡警总局主管全城警务，成立了清道队、消防队，开办了电灯房，其他如电报、、邮政、卫生院等也一一齐备。

公共事业和市政建设的长足发展，使城市的现代化功能大大提升。

大量新式工商业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紧迫，带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末共创办中等以上学校14所，其中11所为开埠以后创建，而且遍及工、农、医、师、商等行业，摆脱了传统的以科举取士为导向的封建教育体制。

由新式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现代化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开埠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的经济因素的形成，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时逐步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力量，早期资产阶级开始崭露头角，一些近代化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其中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资产阶级团体尤为世人所瞩目。

1905年，正式成立“商务总会”，推举王懋琨为商会总理，孟洛川为协理。

从此，早期资产阶级开始以社会团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商会成立以后，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上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使商会在地方事务中享有很高威望和权利，成为新式民间社团事实上的领袖团体，而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正是以商会为纽带和基地进一步团聚起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并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开埠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深远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开埠后，随着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地位愈益突出，大量人口拥入市区，改变了传统的人口比例与职业构成。

新式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农业闲置劳动力，同时也壮大了早期工人阶级的力量。

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南北方文化的结合，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和近代工人阶级的出现，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所以，当中共一大建党时，国六省市代表中列居其中也就绝非偶然。

新型报业媒体的出现，促进了“民智大开”，社会各阶层趋新思变；“农商皆本”新观念取代了重农抑商思想；“自开商埠”体现了民族自强精神，这是促成“开埠”的深层动因；自开商埠表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官民共举，开埠方事有厥成
开埠是清廷为应时局之变以挽救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应变之策，但却成为当时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契机。

在当今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回眸一个世纪前的开埠，仍然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现代思想变革是顺利开埠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马克思·韦伯提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一种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追求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摆脱了治乱相替、周期震荡的缠绕，展示了全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回应和加入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而首当其冲就是观念的转变。

近代以来，随着工商实业的振兴，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各种民间团体的创办，新型报业媒体的出现，对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产生了趋新思变的精神推动力，史称“民智大开”。

“农商皆本”的新观念取代了重农抑商传统思想。

地方官绅纷纷上奏朝廷，要求自开商埠，以使“利权不至外溢，而于富强之道亦得焉矣”。

朝野开明官绅的鼓动，是促成自开商埠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对外开埠，既是应对时局之变的需要，又是朝野上下日益弥漫的“商战”、“求富”认识的需求。

而此需求的背后，体现的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民族自强精神，这才是构成实施开埠的深层动因。

商埠区的设立，表明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开埠初期，由于朝廷所拨经费不足，商务局议办“铺户注册捐输”以解燃眉之急。

“商贾知此举系为保商起见，取之于商者仍用之于商。

于是众情踊跃，近闻陆续注册者已多至千余家。

”正是有了广大商户的“众情踊跃”，官民共举，开埠才事有厥成。

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是民族经济振兴的启动力量历史证明，各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阶层。

西方先行现近代化的国家，其早期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启动近代化的角色。

在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工商阶层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体基
础，无力在困境中为自己开辟宽坦的发展前途，知识阶层虽忧国忧民，为变革而呼，但由于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撑，因而难以实现其强国理想。

因此，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启动力量和导向力量，在近代中国便有着特殊的意义。

的开埠，除了它所处的交通枢纽地位外，另一方面也得利于它省会城市的优越地位。

“县为省会，有开必先”。

在开埠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历任巡抚的大力支持。

作为国史无前例的同时自开三个商埠，需要巨额经费，时逢连年灾荒，工商疲蔽，而朝廷财政赤字空前。

庚子以后每年又要支付巨额赔款，向中央政府申请调拨专款，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即便如此艰难，直至清末，商埠都未设关收税。

除3000余两的房租外，共从中央政府请领经费60余万两(含胶海关洋税39余万两、归还商股本息20余万两)。

可以说，正是当局不惜筹措巨额资金所进行的投入，才使得中外客商云集，才使得的商业中心地位愈益突出。

没有开埠主政者发展经济的长远策略与创办的决心与毅力，商埠极有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形同虚设。

开埠后为吸引中外客商，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免、减、缓了多种税费，地方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措施以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

同时对的公共交通和通讯设施，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进与建设，修整街道和马路、设立邮政局、装设、疏浚小清河等，为客商提供了方便，为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力的政策扶持、良好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运输、广大的区域市场使各地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开埠后急剧加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陆第一大流通商贸中心，传统商业结构与资本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亦成为近代城市经济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

其成功经验，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民族独立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变革的首要前提走出中世纪，追求现代化，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主旋律。

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对外开放要建立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之上。

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并激起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掠夺原料、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目的。

作为现代化途径之一的自开商埠实践，缺少的正是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一政治保障。

开埠已经走过百年风云，20世纪前半叶的战乱与动荡，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当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回眸这段历史，不仅为其间多次丧失的历史机遇而感到分外沉痛，更深深感到中国只有获得完整的主权和独立，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1949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时代发展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开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给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再一次为世人所瞩目，百年商埠必将重新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