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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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
摘要:
对于项羽“都彭城”事,历来多有批评。
人们较多关注“衣绣夜行”、“沐猴而冠”的说法,而以西汉帝国定都长安的政治成功作为历史参照。
其实,如果排除“以成败立论“的偏见,从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认真考察项羽“都彭城”的诸种因素,应当是有意义的。
项羽“都彭城”的抉择,虽不免“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的历史局限,亦自有深沉的战略考虑。
彭城的古都历史,彭城作为楚地中心的地位,项梁及其继承者的用心经营,都可能影响项羽的决策。
就经济重心的控制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言,“都彭城”的决策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项羽;彭城;军事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秦王朝灭亡后,项羽以强大军事优势控制了关中。
随即分封十八诸侯,取得了暂时的政治平衡。
“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裴骃《集解》:“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县。
”对于项羽“都彭城”事,历来多有批评。
人们较多关注“衣绣夜行”、“沐猴而冠”的说法,而以西汉帝国定都长安的政治成功作为历史参照。
其实,如果排除以成败论事的偏见,从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认真考察项羽“都彭城”的诸种因素,对于说明当时的历史,应当是有意义的。
许多迹象表明,项羽“都彭城”的抉择,虽不免历史局限,亦自有深沉的战略考虑。
就经济重心的控制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言,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有某种积极意义。
这一决策的提出和确定,或许有范增的作用。
一、“衣绣夜行”说与“沐猴而冠”批判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
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项王闻之,烹说者。
”“衣绣夜行”,《汉书》卷三一《项籍传》作“衣锦夜行”。
《太平御览》卷八七引《史记》亦作“衣锦夜行”。
后来项羽“都彭城”事,人们多与“衣绣夜行”相联系,看作千古笑柄。
[1]司马迁不言“说者”姓名,扬雄《法言》以为“蔡生”,《汉书》卷三一《项籍传》以为“韩生”,宋人王观国倾向于“韩生”是。
[2]
“衣绣夜行”的说法,在秦汉历史记录中其实不只一见。
《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
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人,要与共定秦。
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
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
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
’徙封阆中慈乡侯。
”又《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
”[3]又如《后汉书》卷二二《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
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
刘秀对景丹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
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
”景丹顿首谢。
[4]
看来,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通行习用语。
而项羽虽然因此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讥,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些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
而且文献记载中,似乎也看不到丝毫的轻忽调侃之意。
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观念和地理意识。
[1]由此再转而讨论彭城的地位,也许可以对项羽“都彭城”的决策实现更深刻的理解。
二、彭城: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形胜
《荀子·彊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苏轼曾经论彭城“山川形胜”,黄震谓其中价值:“徐州《上皇帝书》及山川形胜久长大计,区区于簿书期会之间者可以观矣。
”[2]彭城之“形胜”,值得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研究者关注。
1、彭城的古都地位
彭城据说历史上也曾经作为古都。
彭祖立国与“徐偃王作乱”[3],都曾经以此为地理依托。
彭城的古都地位,在项羽生活的时代似乎受到特殊重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出巡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
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
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祠。
”汉代画象资料中多有反映“出周鼎泗水”的画面,应理解为对秦始皇“过彭城”时故事的追想。
关于秦始皇“过彭城”,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所理县也。
州东外城,古之彭国也。
《搜神记》云陆终弟三子曰籛铿,封于彭,为商伯。
《外传》云:殷末,灭彭祖氏。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二年”胡三省注:“《彭门记》:彭祖,颛顼之玄孙,至商末,寿及七百六十七岁。
今墓犹存。
故邑号彭城。
”
2、彭城:楚地的中心
彭城曾经被看作楚地的政治中心。
战国以来,楚地政治文化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转移的倾向。
李学勤在总结东周时期的区域文化时,曾经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划分为七个文化圈。
在总结了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和齐鲁文化圈的分布及其文化特色之后,李学勤写到,“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
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
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
”而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可划为吴越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虽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也各有其本身的特色”。
他又指出楚人北上与楚政治中心东移的事实,“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
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
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
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李学勤先生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许多学者所公认的:“楚文化对汉代文化
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
[4]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曾经区分“西楚”、“东楚”和“南楚”。
司马迁写道:“越、楚则有三俗。
”其中,“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而正是以“彭城”为中点,可以分划“西楚”和“东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
其俗类徐、僮。
朐、缯以北,俗则齐。
浙江南则越。
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其次则“南楚”,司马迁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多竹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
司马迁有关“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理学描述,语义比较明确。
他对于“西楚”和“东楚”的界定,显然划线偏向东方。
如果考虑到今天江苏连云港、阜宁、盐城、海安一线以东地方当时尚未成陆,则这种偏向更为显著。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秦末战争中最活跃的力量,多形成于淮河流域的西楚和东楚。
而以其东部地方涌现出更为集中的政治军事人物。
这一态势,正与战国以来楚文化发展向北取主要扩张方向的情形相一致。
[1]
3、项梁及其继承者的经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项梁渡淮,“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
”项梁击破景驹,控制了彭城附近地方。
定陶之战项梁战死后,“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
’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
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
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
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2]彭城显然是楚怀王为领袖的楚军事集团全力保守的政治重心所在。
关于“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史事,《史记》注家多强调当时彭城在楚地的领导地位。
张守节《正义》:“《货殖传》云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也。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
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彭城,徐州县。
”裴骃《集解》也写到:“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彭城在秦汉之际特殊历史阶段中作为楚地领导中心的地位,很可能曾经影响项羽的战略决策。
三、“都彭城”决策与项羽的理想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记述韩信对刘邦分析项羽作为领导人的性格才质。
韩信说道:“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
”所谓“不居关中而都彭城”,看来是对项羽决策失误的批评。
宋代学者黄震分析过项羽的政治思路:“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
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
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之时,不知汉之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
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白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
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
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3]他又写道:“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
既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东归,皆是羽按甲称伯之秋。
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归于一不止也。
”[4]黄震认为,刘项确定执政中心的差异,在于对于“天下”的地理意识、权力追求和责任观念的不同。
“高祖志不在小”,“汉之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而项羽不过“按甲称伯”,“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其政治理想,只是“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
所谓“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既灭咸阳而都彭城”。
苏轼《上皇帝书》对徐州形胜的评价,曾经得到黄震的肯定。
苏轼是这样表述他的意见的:“……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
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
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
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
宋。
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
地宜宿麦,一熟而饱数岁。
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
其髙十仞,广袤百步。
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未止为盗而已。
汉髙祖,沛人也。
项羽,宿迁人也。
刘裕,彭城人也。
朱全忠,砀山人也。
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
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
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1]苏轼说“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
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虽然不可以匹敌关中经秦人长期经营而积聚的优越条件,然而“彭城之险固形便”者,亦形成了“足以得志于诸侯”的强势地位。
宋代学者李石著《建康形势论》,曾经讨论过项羽“都彭城”事。
他写道:“世尝谓项羽既取关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讥。
愚谓项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后世得以成败立论耳。
方羽之既杀会稽假守也,使之略建立根本,而后遣心腹渡江,身据山东以观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则伯业已成矣。
项羽刚躁欲速,新得会稽,客主未定,乃驱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关中,自觉其客寄之难,乃复归重于山东,顾已无及矣。
”[2]他认为项羽以“山东”为重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所以说“项羽既取关中乃退都彭城”的政治行动本“不失策”,只是这种“复归重于山东”的选择应当更早决定。
以为项羽“退都彭城”“不失策,特悟之太晚”的意见特意推崇“建康形势”,似乎离开了秦末历史条件,可能并不符合项羽时代的具体背景。
明人王祎《兵论中》的分析,也许可以肯定其参考价值。
他说:“项籍之兵,足以百战百胜,非汉髙及也。
髙帝已入长安,而籍复据有之,既迁髙帝汉中,则宜定以为守矣。
不知出此,而乃东都彭城。
彭城者,山东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势之所系也。
故使髙帝卒以还定三秦,而天下之势已在汉而不在楚。
楚虽百战百胜,何益于事为哉?故其事之无成,非不幸也,宜也。
故吾谓项籍之力,足以夺天下;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
而皆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者也。
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3]以为项羽“惑”在“不善于审天下之势”的批评,大概是许多人赞同的。
然而说项羽“不善于审天下之势”可矣,所谓“不善于
审天下之势,而欲以有天下”,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现在看来,项羽当时似乎并没有所谓“欲以有天下”的“雄略”。
正如何兹全所说,“这时期,项羽的势力是最强的。
项羽出身贵族,他所代表的是旧的贵族阶级,他所怀抱的理想,是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
”[4]与项羽“都彭城”同时完成的“分剖天下”,“一共封了十八个国王”的举措,使得政治格局实现了重要的调整。
翦伯赞评价道,“这样一来,天下大局,又回复了战国时代的局面。
”
这一变化,被称作“历史的逆转”,“整个历史向前发展的运动中”的“一个回旋”。
[5]有学者以严厉激切的态度指责项羽的政治方向,以为是“反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
[6]其实,如果了解汉初数十年分封的历史尚不可避免,则应当理解这种所谓“逆转”或者“回旋”也是历史进程的自然。
钱穆曾论“民间六国重立之迷梦”,所谓“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1],这种“迷梦”,正是我们所说的项羽的政治理想。
当时义帝没有实力成为天下之主,至于项羽不作皇帝,也与其性格密切有关。
四、“都彭城”决策与项羽的性格
有学者说,“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分封并非‘不得不分’,割据的形势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各路诸侯虽各自拥兵据地,但毕竟皆尊义帝为共主,若项羽能拥义帝而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非不可能。
项羽之急于分封,实出于不甘居人下,又念念不忘‘富贵’而‘归故乡’,可见其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能成大业。
”[2]就此吕思勉已有论证:“《高祖本纪》曰:项羽使人还报怀王。
怀王曰:‘如约。
’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
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
’此实极公平之言。
且怀王特楚王,即谓项王、沛公当听其命,诸侯何缘听之?此理所不可,亦势所不行,其不得不出于相王势也。
汉高之为义帝发丧也,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
’此诬罔之辞。
南面而政诸侯,当有实力,义帝岂足以堪之?”[3]
所谓项羽“不能成大业”者,“大业”应即“大一统”帝业。
其实项羽本来就无“争天下之志”,“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
吕思勉“此实极公平之言”的评断,“公平”二字,符合项羽的性格。
对于分封十八诸侯事,吕思勉也以为“公平”:“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
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
”他说:“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
”[4]
有一种对于项羽的假想式评价,以为“较之同时代的其他英雄豪杰,他确实更有条件成为再一统一中国的封建帝王”[5],然而,由于项羽的失误,“历史给他提供的良好机遇,却从他手里轻易丟掉了。
”[6]这些“同时代的”“英雄豪杰”,李开元称之为“后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
他写道:“刘邦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一道,恢复战国,复兴王政,承前启后,复旧革新,一同开创了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局面。
”[7]“恢复战国”,似乎是一场社会运动。
其实,分析当时的历史表现就可以看到,项羽是这些“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之中最具典型性格的一位。
项羽的性格特征所谓“为人不忍”[8],所谓“妇人之仁”[9],所谓“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等,都是和吕思勉对其政策“实颇公平”,“实极公平”的评定相一致的。
五、“都彭城”战略设计的积极因素
《日知录》卷二七《史记注》:“背关怀楚,谓舍关中形胜之地而都彭城。
如师古之解,乃‘背约’非‘背关’也。
”就项羽“都彭城”行为的本质而言,应是“背关”而非“背约”。
正如所谓“弃关险而都彭城”[10],“不据关险都彭城”[11]。
“背关”、“弃关险”、“不据关险”,或许体现出与后世政论家以为得关中即应“定以为守”的“自守”意识完全不同的战略理念。
明代学者陆深评价《苏轼徐州上书》所言彭城地理,以为论者“自守之策居多”,不能全面总结“彭城之利害”。
[12]就此进行发掘和总结,可能还需要认真的工作。
比如项羽此举是否与对军事优势的充分自信有关,也有必要作深入的讨论。
“都彭城”又有就近控制经济优越地方的意义。
史念海曾经在讨论西汉建都问题时指出,“当项羽破秦入关之后,宰割天下,为所欲为。
这时他对于首都的选择,是舍弃了关中,而东居于汳、获诸渠附近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这里面的原因,既不是韩生所谓的‘楚人沐猴而冠’,也不是项羽自己向人所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1]这纯粹是一个经济上的看法。
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固然在嬴
秦末年,已达到极为繁荣的阶段,但这种人为的繁荣,在来自东南富庶之区的项羽的眼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何况在项羽自己一把火烧了之后,这人为的繁荣已经变成瓦砾的场所。
至于韩生所说的‘关中肥饶,可都以伯’,实在是打不动项羽的心的。
”史念海认为,从“经济”角度考虑,“都彭城”本来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仅从经济上来观察,项羽的东都彭城,并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
”史念海以刘项争夺中原时的战争形势为例,有这样的分析:“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然而,“高帝的粮饷,不仅取之于关中,更取之于巴蜀。
这经过千山万岭的运输,是何等的困难。
”所以汉并天下后,刘邦以萧何“给粮饷,不绝粮道”,“算作第一功”。
可是,“如果是项羽胜了,论功行赏,像萧何这样的功劳,简直不必提起。
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况且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都是极为便利的。
”就建都的思考而言,史念海说,项羽“对于选择首都,只着眼在经济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建国的大计原是多方面的,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行的”。
[2]
项羽“都彭城”还有另一积极意义,即与“背关”相应的“向海”的趋求。
秦昭襄王时代,秦王和齐王称“西帝”和“东帝”[3]。
政治实力的强势的凸起,亦暗示依托西北高原和东海之滨已经各自形成了两个相互对应的文化重心。
秦始皇实现统一后,频繁东巡至于海上,特意“东抚东土”,“周览东极”,“逮于海隅”,“临照于海”,对于东方神祠传统亦予以尊重。
[4]秦始皇的恋海情结,因海上三仙山不死之药的迷信而达到极致。
项羽正是在秦始皇东巡途中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壮言的。
[5]项梁、项羽军北上,也是遵行秦始皇东巡道路。
[6]而项羽“都彭城”,政治中心的选择正临近秦始皇在东海朐所确定的“秦东门”。
[7]史念海指出的当时“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的意见[8],也值得我们重视。
秦汉时期,是社会以及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有所觉醒的历史阶段。
[9]讨论项羽“都彭城”决策的意义,不应当忽略这一观念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