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十一五”时间，我国粮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处于一个稳定增产的高峰期，粮食供给总体上是安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600亿斤，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粮食的促销比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的警戒线。

第三，我国已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第四，粮食发展的政策和科技支撑体系逐步建立。

在谋划“十二五”粮食安全和发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未来将面对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粮食是否始终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口增长、资源供给、消费需求和气侯条件等各方面因素。

在这些因素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的粮食安全始终处于一种供求动态平衡的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个挑战，是种粮效益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粮食生产的核心问题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个是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很容易影响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由于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农业效益逐年下降，现在大部分农民更愿意种植瓜菜水果等效益高的经济作物。

国家农业收入最高的几个省，前七位都是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都排在后面。

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第二个挑战，粮食需求逐渐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总量上看，我们国家粮食供求近几年不会出大的问题，但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

一些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在增加，但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同样数量的农产品的保障能力下降。

第三个挑战，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几种资源日益紧缺，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明显加大。

原来认为粮食生产主要考虑耕地资源，现在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源，大量农村青少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如何解决粮食生产成为新问题。

从耕地问题上来看，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争人、争地、争水的现象日益显现。

从人力资源来看，好多农村现在中老人妇女和儿童占很大的比重，农业的生产一些技术环节缺乏农业科技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

第四个挑战，国际农业竞争日益加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业国际化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农业的谈判和竞争已经成为世贸谈判的焦点，现在农产品贸易的争端也非常多，贸易的壁垒不断强化，给我国的农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竞争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如何在对外开放中保护自己的农业和民族产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大豆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中国是大豆原产地，但是现在一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和企业在完成大豆生产加工的布局以后，又开始把手伸向花生和菜籽油，值得关注。

这次我在吉林调研了解到，美国先进的种子推广已经占到70%到80%，世界上ABCD四大公司控制了粮食贸易量的80%，那么先锋公司对种子的控制也是非常大，我们国家大概有60%到70%的种子需要进口，蔬菜的种子90%需要进口，那么我们怎么样加快科技进步，培育自己的特色种子呢？优良品种和种子资源是事关农业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各界领导的重视。

新阶段扶贫开发难度加大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以来，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态弱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村温饱问题做出了安排，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阶段扶贫开发有三个特征：过去主要针对绝对贫困人口，同时关注低收入人口，现在是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过去主要是开发式扶贫，现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不断完善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救助体系，实行开发扶贫和生活救助“两轮驱动”；过去专项扶贫工作范围比较宽泛，随着大扶贫格局的形成，现在专项扶贫要更加突出增加收入，提高能力。

当前，制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一是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返贫压力增大。

二是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相对贫困现象凸显。

三是发展严重不平衡，特殊地区贫困问题严重。

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和山区。

特殊类型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始终是扶贫工作任务最艰巨的地方。

四是自然灾害威胁严重，防灾抗灾能力不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决定编制未来十年的扶贫开发纲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

根据维持生存靠社会保障，脱贫致富靠扶贫开发的工作定位，今后十年及“十二五”期间要制定完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及其调整机制。

同时允许各省区市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扶贫标准。

农民工实现市民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30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过程。

到去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6亿人，30年内增加4亿人以上。

相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会超过10亿人。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内需之所在，中国现在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城镇化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促进投资增长，还可以优化就业结构，特别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与同等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速度。

我国的城镇化还是粗放的、不协调的城镇化。

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市民的存在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当做这个城镇的居民，因为基本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普遍和均衡覆盖这个庞大的阶层，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彻底的，中国的城镇化是夹生的。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

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以增加就业为前提，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镇人口，会导致过度的城镇化，造成进城当了市民的农民的贫困化。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到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农村劳动力的供求还是总量过剩，但是结构性短缺。

还没有出现全面的、普遍短缺的情况。

沿海地区用工紧张，要素成本提高背后有两个趋势，一是沿海制造业升级，另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配套条件基本改善，区域性的转移将创造更多的机会，制造业将在很长的时期里保持竞争力。

第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要改革现行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

目前，城市的福利政策与户口息息相关，包括城市的低保、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经适房和廉租房还有在公立学校就学等。

需要改革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最后，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土地不但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它还是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利。

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今后的政策是在农民进城定居落户，成为市民后仍然要不断强化这项权利，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这种权利，更不能要求农民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

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了，没有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农村，这是一种社会安定机制。

我们不要让农民拿着土地换城市的这个那个，从长远看不是保护农民的利益。

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还需要完善我们的城镇体系。

中国现在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量非常大，不可能都集中到沿海地区或者某几个圈，更不可能集中到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但是我们的中小城市对农民落户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来讲，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在产业分布，在公共资源配置上，要努力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加强中小城市的建设，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人口，需要合理引导城镇的空间布局，促进中小城市，小城市与各类城市的协调发展，推进都市圈、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要有新的政策来拉动农民增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增收问题是“十二五”时期保持三农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间，农民增收有四个特点，三增长、一下降，一个是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固较快增长，三是转移性收入高速增长。

一下降是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

“十二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新挑战。

第一，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比较低，技能素质还不能与职位要求相匹配。

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招工难已经成为一部分地区近几年困扰一些企业发展的一个难题，也是用工荒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第二，农民工还不能分享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业十分不稳定，而且享受到的社会保障非常低。

第三，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一方面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偏长，绝大部分的人劳动时间都超过了《劳动法》的规定。

另一方面，农民工劳动合同保障也是比较低的，农民工和雇主或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十二五”时期，农民持续增收难度明显加大，主要有四大困难。

首先，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

其次，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弱。

“十二五”期间，来自农业的收入主要受两方面条件制约，一是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空间有限。

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的难度逐步增加，即价格的不确定和农产品产量的不确定，给农业的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此外，政策效应对农民增收拉动效应逐步减弱。

前几年出台的政策趋于稳定，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因此农业政策应该有所创新，进一步通过农业政策的创新来拉动农民的增收。

最后，农民增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

最主要的是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灾害的不可预见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对农民增收产生制约作用。

针对以上的分析，对于“十二五”期间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是把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抓手。

二是深入发掘发挥小城镇吸纳农民工的潜力。

政府要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建设的投资带动释放出强大的社会需求。

三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力度，建立就业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四是把强化惠农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保障。

稳定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步伐，做大做强农业生产这块蛋糕。

我国还要走20到25年的快速城镇化道路
我认为，今后城镇化仍然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期。

从全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了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越是早期城镇化的国家它时间拖延得越长，越是后期速度越快，这跟整个的世界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工业化的新的时代是有关系的。

按照国际城镇化规律，城镇化率在30%后开始加速，达到70%后趋于平缓。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即便是现在到了将近46%的程度，到70%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的判断是今后还有20到25年的快速城镇化时期。

现代意义的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工业化。

而是越来越体现了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要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城镇化的比例，甚至城镇化的形态将更多受收入水平的影响。

下阶段城镇化的主角将是那些适宜农民进城的城市圈非中心区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定居追求的是最合理的公共服务的收益目标，而大城市门槛过多。

所以这两者有差别，就是即便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进城定居问题，那么这种定居也并不意味着能够消除流动这种现象，他依然会存在着两地分居，就业跟居住不同地的流动状态，当然这是属于城镇和城镇之间的流动。

从目前城镇化以及今后的都市圈城市群来看，城市网络将会形成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的格局，所谓的都市圈就城市与城市之间，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城市群是各种各样的城市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体系，还有一种城市网络，我认为像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域的中心城镇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城镇网络，这可能是今后的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格局。

发改委：保留城乡户籍制度控制农民工落户总量三农直通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昨天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对农民工实行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方式。

杨伟民解释说，应该保留目前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对落户农民工的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农民工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各个城市的承载能力以内。

农民工落户规模“因城而异”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

这份报告的主报告认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地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

杨伟民昨天解释说，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的承载能力，每年给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每个城市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条件，确定农民工落户的规模。

我国离“全城市化”还很远
杨伟民做主题报告时表示，我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距离“全城市化”有很大距离。

他解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增至6.07亿人，城市化率以年均0.9%的增速上升到46.6%，是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

“逐步推进”农民工落户
报告认为，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要维持现有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逐步解决。

杨伟民打比方说，这就是“阶梯放水，逐步开闸”，竖立在农民工和市民之间有道“大坝”，要让市民这边的水往农民工那边流，到实现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的水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水一致，两边的水就平了。

依照这份报告的设计，每年农民工的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城市财政能力、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允许的范围内，但同时也要放宽条件。

同时必须对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所谓“逐步推进”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可以第一年发给暂住证，第三年发给蓝印户口，第五年发给正式户口，这样既给进程农民工实现在城市定居的希望，又兼顾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使农民能够有序落户。

■数说
20年，4亿人进城落户
本报告的愿景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起步，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半城市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从2010到2030年基本解决已经在城市中的以及未来进城的4亿农民工及其他们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的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实现农民工从进城到落户，与城市原有居民享受
同等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2万亿元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报告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

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

■隐忧
“土地成为城市化发动机”
杨伟民昨天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是土地而不是人口主要扮演了中国城市化‘发动机’的角色”。

杨伟民虽然承认这对缓解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也认为，这样的“城市化”带来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问题，导致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速度还很快。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认为，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稳定渠道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市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

报告认为，“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土地财政”带来了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

“如果考虑到目前城市化率中还包括了1.45亿农民工等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

主报告的另外一位主笔、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则批评说，“现在确实出现了城市化目的不明，或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动机不明。

我们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说明我们不是以人为中心来推动城市化。

”
蔡昉说，城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人口密度和集中度，“我们的密度却在下降，中国这样的土地稀缺的国家，更应该集约使用土地。

”
据农业部网站消息，9月24-25日，农业部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工作座谈会。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的要求，交流各地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的做法和经验，研讨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为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做好准备。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强调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质量和水平。

陈晓华指出，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2.4万个，其中龙头企业近9万家，带动农户1.03亿户，农户年户均增收1900多元。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已进入创新提升阶段，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由松散型利益联结向紧密型利益联结转变，由单个龙头企业带动向龙头企业集群带动转变。

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正是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以优势产业为基础，以优势企业为主体，依托现有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有利于发挥龙头企业集群集聚效应，创新组织带动模式，是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增强辐
射带动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强化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基地，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应用，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是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推进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措施。

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园区带动型、大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优势产业带动型和批发市场带动型等不同模式，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晓华强调，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原则。

要紧紧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现代农业建设为主线，以龙头企业集群集聚为重点，按照创新、提升、优化、拓展的思路，统筹兼顾，着力推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着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着力推进产业链建设，实行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集成优化资源配置；着力推进标准化生产，促进产品质量提高，推进品牌建设，拓展市场空间和发展领域，增强示范区集聚辐射带动功能，推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健康发展。

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国粮棉油、肉蛋奶、园艺、水产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大县，建立一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区，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在推进示范区建设中，要坚持耕地保护、尊重农民意愿，坚持机制创新、增强带动能力，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坚持部省共建、以县为主。

陈晓华提出，要突出重点，明确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是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聚集，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二是强化上游产业链建设，发展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原料生产基地，推进高标准生产基地建设。

三是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推动龙头企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和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对接，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完善农产品市场功能。

四是推动龙头企业采取多种形式与合作社对接，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和完善为合作社服务的专门机构，提高辐射带动能力。

五是集成示范区内龙头企业技术人才、实验设备等资源，建立公共科研开发推广服务平台，提升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

六是发挥区域内龙头企业品牌优势，整合品牌资源，打造区域品牌，提升品牌价值。

陈晓华要求，各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要及早谋划，扎实做好示范区建设工作。

要深刻理解建立示范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要认真总结各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做法，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抓紧制定指导示范区建设的意见。

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特点，加强分类指导。

要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宣传示范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典型，营造示范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各省(区、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和农业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安徽省、湖北省、河北邯郸、山东潍坊、辽宁北镇和四川郫县等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与会代表参观了合肥市肥东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和2010中国安徽(合肥)农业产业化交易会。

（一）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二）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战略，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
（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四）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实施西部农业大开发战略，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奠定基础
（六）实施农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农业国际竞争
（七）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农业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