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变迁研究中的史料特点与解读——兼与赵志强博士商榷

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变迁研究中的史料特点与解读
——兼与赵志强博士商榷
聂传平1，张
洁2
（1.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临汾
041004；2.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古代史料中关于亚洲象的记载内容真伪混杂、真实性与虚妄性并存，在解读此类史料
时，依据史料特点进行多角度的考辨是必要的，如果概因史料的虚妄性而否定其合理成分则难免矫枉过正。

结合涉及亚洲象之史料的时代背景与特点，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辨与解读，认为论者所提出的秦汉以来我国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区域大致在南岭以南，以及亚洲象在岭南与东南亚之间季节性往来迁徙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秦汉至唐末宋初，亚洲象在长江流域一直有分布，只是其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均呈减缩趋势，而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的亚洲象均为土产，并非由境外季节性迁来。

关键词：亚洲象；分布变迁；长江流域；史料解读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 （2020）03-0013-09一、引言
历史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变迁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学术问题，在历史（动物）地理学以
及环境史等领域均有较深入的探讨。

①其中文焕然先生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具开创性和代表性，文氏不但梳理了历史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的分布，而且对亚洲象由北向南渐次退缩的变迁过程也有较为细致的探析，②文氏的研究奠定了后继者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海外中国环境史专家伊懋可所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即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大象的退却”的路线图［1］；而张洁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亦是在文氏基础上分区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云贵高原）论述了亚洲象的分布及变迁过程［2］。

近有赵志强所著《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③
（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则异帜高标，
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赵文》在考辨史料的基础上，
指出除云南省外，“秦汉以来，我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岭以南的广东、广西两省和福建省的东南角”，进而大致将南岭定为亚洲象的分布北界，且认为我国的亚洲象与境外种群是季节性往来迁徙的，“其于夏季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到我国，而在冬季来临之前，又迁回原处，但也并不排除在温暖的冬季野象会留居我国”。

《赵文》的观点堪称颠覆性，其实质是否定历史时期岭南以北亚洲象的原生分布，我们可将其概称为“岭南以北无象说”。

若其观点成立，那么此前学界所讨论的“大象的退却”——亚洲象在中国境内自北向南的渐次退缩过程将成为一个伪命题。

在双方所依据史料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观点分歧呢？原因即在于双方对于相关史料的认识和解读不同。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史料特点各异，而涉及亚洲象的相关史料记载不
收稿日期：2020-03-23作者简介：聂传平（1984-），男，山东高密人，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宋代环境史；
张洁（1981-），女，陕西潼关人，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①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变迁的学术综述，杨文春：《“大象退却”的学术史》，《高校社科动态》2016年第3期，做了相当详尽的评述，可资参考，兹不赘述。

②参见文焕然、何叶恒等：《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思想战线》1979年第6期；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③参见赵志强：《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本
土知识与生态建设
能不受到该时期整体上史料特点的影响和制约，
如史料记载的丰富程度、准确度及时代观念等。

由于中国古代文献是以记载“人事”为中心，对于野生动物的记载往往只是“副产品”，故文献中关于亚洲象的记载大都散见于各类史料中，并且相关史料的记录者基本上都不具备动物学专业知识，大多也难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仔细观察大型野生动物，他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记载往往是东鳞西爪、真伪相杂。

所以我们在解读这类史料时，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探析史料记载背后隐含的信息，庶可增进对史料真伪性的认识。

然而，以往的研究者在利用史料复原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时，对于相关史料往往缺乏细致考辨，甚至对史料解读也不够审慎，故而得
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偏差。

①而《赵文》则是针对已有研究中的这类罅漏，对秦汉以来涉及亚洲象分布之史料多有考证，并提出新的见解，对推动相关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

然而，《赵文》在史料搜集与解读、逻辑推理等方面却有不可忽视的疏漏与偏颇之处，其结论亦非不易之论。

鉴于此，本文拟针对秦汉以降中国境内（笔者按：为便于集中与《赵文》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文涉及的时段主要是秦汉至唐宋时期，地域以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为主，而对云南省有亚洲象分布是共识，故不做专门论述）亚洲象分布变迁研究中的史料考辨与解读问题，略陈管见于下，以就教于博雅君子。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长江流域有亚洲象分布《赵文》在研究中对秦汉至唐宋时期南岭以北涉及亚洲象的史料记载，基本上都做了否定性的考证，从而论证其秦汉以来亚洲象的分布北界（大致）位于南岭一线的结论。

②尽管《赵文》在史料考辨方面有所发现，然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批于己不利的重要史料，且其在史料考辨时亦有径随己意之嫌。

我们通过对史料较全面地耙梳和考
辨，可证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以迄唐末宋初均有亚洲象分布于长江流域，间或游荡至淮河流域。

1.秦汉时期总体而言，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相对有限，而该时期的主要史料中甚少涉及岭南以北亚洲象的直接记载，有之也比较笼统。

不过两汉时期盛行的文体——“赋”中却有较多涉及亚洲象的记载，文焕然先生关于亚洲象分布变迁的研究中就多有称引，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扬雄《蜀都赋》和《荆州箴》、左思《蜀都赋》。

而《赵文》则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其辞藻极尽华丽，其描写极尽夸张，故其叙事难以尽信”。

《赵文》还以《子虚赋》为例，认为司马相如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云梦的物产，列举了许多十分罕见且难以确定为何物的动物，因而“列举的物种便不一定是写实的了，其是否产自楚国、是否产自云梦，更是值得怀疑的”，从而否定《子虚赋》对云梦产犀象等野生动物记载的可信性。

实际上，《子虚赋》固然有叙事夸张的一面，但其关于云梦产象的记载绝非向壁虚构，而是于史有证。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国语·楚语》下云：“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龟、珠、角、
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

”［3］
其中的“齿”即为象牙，据谭其骧先生考证，这个“云连徒洲”应即为“云梦”，“古代文献中对‘云梦’所作描述最详细的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司马相如虽为汉武帝时代的人，但他所掌握并予以铺陈
的云梦情况却是战国时代的”。

③换言之，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所描述的云梦情况，是依据《国语》等战国时期的文献，而非作者臆造出来的。

除此，《左传》《战国策》等其他春秋战国文献均有关于楚国产象（牙）的记载。

④秦汉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是前后衔接的两个时间段，时间相去不远，在自然环境无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亚洲象当不会在秦汉时期从楚国故地骤然消失。

另《赵文》对于扬雄《蜀都赋》中“于近则有瑕
①例如论者常用“淮南有野象数百”（《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页）、“淮南多象”（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一《畜兽八·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02-3603页）等记载论证历史时期淮河流域有亚洲象分布，但细审原文，其中的“淮南”所分别指南朝梁之淮南郡（治今安徽当涂）与唐代和州（治今安徽和县），辖境均在长江流域，故不能作为当时淮河流域产象的证据。

②赵文在表述秦汉至唐宋时期亚洲象分布北界时，用词略有差异：秦汉时“亚洲象的分布北界大致位于南岭一线，而南岭以北地区基本没有分布”；魏晋南北朝时亚洲象的分布北界“应该还是在南岭一线”；从北宋以迄南宋“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北界可定为南岭”。

③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S1期，按，据谭氏考证《子虚赋》所言“云梦”是江汉地区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池泽只占其中的一部分。

④《左传杜林合注》卷十一《僖公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记载晋公子重耳对楚成王言：“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同书卷四十四《定公一》载楚昭王时，面对吴国进攻，“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战国策》卷十六《楚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0页）记载，楚怀王对张仪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

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
英菌芝玉石江珠，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①
一语，认为这种距离的远近是参照四川盆地，“银铅锡碧、马犀象僰”中的“远”是指四川盆地的远方，并“暂定其为今云南”。

笔者对此亦难苟同，《蜀都赋》之“蜀都”指的是蜀地的行政中心——蜀郡（成都），文中的“远”“近”是相对于成都而言，而非参照四川盆地，且其范围基本上不会超出今天的四川盆地及其缘边地带，如“马犀象僰”中的“僰”即指四川盆地南缘的僰人。

而扬雄身为蜀人，其关于蜀地有野象分布的记载可信度是较高的。

至于桓宽《盐铁论》在记述各地物产时所言：“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
竹箭……”［4］卷一《本议第一》
虽然在地域划分上，“荆”“扬”与“江南”确如《赵文》所言有重叠之处，但实际上是作者对各地代表性物产概而述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可信性。

《盐铁论》是作者桓宽依据亲自参加的“盐铁会议”所作记录，而撰述成书，史料价值较高。

“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展开激烈辩论，双方以驳难为目的，理应不会信口虚构各地物产。

秦汉时期一些可以信据的史料记载亦可证明长江流域有亚洲象分布，如历来被视作秦汉时期重要史料的《史记》在记载各经济区重要物产时云：“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
瑁、珠玑、齿革。

”［5］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其中的“齿”即为象牙，此处“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

淮南王刘安网罗门客编著的《淮南子》亦曰：“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易稻，多兕
象。

”［6］卷四《地形训》
刘安主要生活在西汉文景之时，其封地在淮河以南，兼跨长江南北，《淮南子》中所谓“南方”大约概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当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尚未纳入西汉版图，故其视野理应未囊括岭南地区。

秦汉时期，诸多史料均对长江流域产象（牙）做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实际上反映了秦汉人对长江流域有亚洲象分布是一种通识。

但是由于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均在北方中原地区，南方开发程度不高，存世史料对亚洲象的记载几乎都是从中原官方视角出发的，只将其视作一种经济性物产进行笼统记述，而缺乏直接、微观的记录。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符瑞之说大行其道，统治者
好以各种自然现象、事物甚至编造的怪诞故事比
附为祥瑞之兆，从而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镀上一层神秘外衣。

符瑞之说在该时期的正史中即有明显体现，尤其是史官在《五行志》之外新辟《符瑞志》《祥瑞志》或《灵征志》，其中便有一些涉及亚洲象的记载。

《赵文》分别列举《魏书·灵征志下》所载“天平四年（537年）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兖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元”［7］卷一百十二下《灵征志下》；《宋书·符瑞志中》所载“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
復，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8］卷二十八《符瑞志中》
等关于亚洲象的符瑞记载。

《赵文》认为此类记载是“很罕见的事情”，故而出现在《灵征志》或《符瑞志》中，并不能作为亚洲象分布的依据。

此外，《南史》卷八《梁本纪下》记载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9］卷八《梁本纪下》。

《赵文》在比勘《梁书》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认为此条记载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梁书》的基础上增补的，属于‘妖异、兆祥、谣谶’的范畴，其史料价值是不高的。

”诚然符瑞现象载于正史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记录事物现象本身，而是为了制造神秘感，因而其中不免会有所夸大甚至异化。

但我们知道古代编修正史并非是凭空杜撰，而是在原始史料（如起居注、实录、国史以及各种私家著述等）的基础上删修增补而成。

其中有一些记载能够遵从于原始史料的原本面目，如实记录，这类记载的纪实性、可靠性就相对要高；而也有一些记载则出于某种目的，脱离了原始史料的本来面目，记载内容就难以尽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当中，还有另外一些更具写实价值的记载亚洲象的史料被《赵文》有意无意忽略了。

如：
元徽四年……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攸之自出格杀之［9］卷三十七《沈攸之传》。

宋顺帝昇明元年，象三头度蔡洲，暴稻谷及园野［8］卷三十《五行志二》。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为南兖州刺史，有獐入广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广陵［10］卷十九《五行志》。

永明十一年，白象九头见武昌［10］卷十八《祥瑞志》。

（天监）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杀草。

是月，有三象入建邺［9］卷六《梁本纪上》。

上述几则史料关于亚洲象的记载时间、地点
①参见扬雄：《扬子云集》卷5《赋·蜀都赋》，本
土知识与生态建设
乃至象只的数量都十分明晰，可信度较高。

这些记载之所以见于正史的《灵征志》或《符瑞志》，是因为亚洲象本身即被时人视为一种灵异或祥瑞的象征，而非这一事件是“很罕见的事情”。

如果一概因为此类记载出现在《灵征志》或《符瑞志》中，而否认史料记载的可信性，不免会陷入虚无主义的窠臼。

需要指出的是，在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亚洲象比较集中的出现于长江中下游沿线，其出没的几个地点均是当时北方人口迁入较多、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

而见于记载的亚洲象以小群为主，似可说明象群已经与当地的农业开发产生冲突，并遭到人类捕杀，规模呈下降趋势。

3.唐宋时期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亚洲象分布发生了剧烈变迁，而涉及岭南地区亚洲象的文献记载却颇为常见。

《赵文》为了论证亚洲象分布在岭南地区，引用了唐末刘恂所撰《领表录异》中的一段记载：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

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

……
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

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蓄牛马也［11］卷上。

唐末岭南的潮州、循州以及“云南”（今云南省及周边地区，时称“南诏国”，因其王皮逻阁被唐朝封为“云南王”，故亦称“云南”）有亚洲象分布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领表录异》中一条重要信息，却被《赵文》忽略了。

《领表录异》在记述潮、循州野象之后，下接一句“楚越之间象皆青黑”，文中“楚”代指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越”则是指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这表明在唐末长江中下游地区尚有野象分布。

而唐代后期曾在江南多地为官的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曰：“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
也。

”［12］前集卷十六《广动植之一·毛篇》
恰可与《领表录异》“楚越之间象皆青黑”一语相对应。

实际上，唐代至北宋初年尚有数量可观的史料可证明长江流域有亚洲象分布。

唐代传述奇闻异事的“传奇”十分盛行，在唐传奇中亚洲象时常作为一种报恩的灵异动物形象出现，其中长江流域和州、阆州、抚州临川、华容等地在唐传奇中均
有此类记载。

①唐传奇虽多是虚构的故事情节，但
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环境往往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尤其是考虑到在唐传奇中长江流域多个地方都有涉及到亚洲象的记录，应非凭空想“象”而来，其关于亚洲象的记述实则体现了当时民间对于亚洲象的一种认知。

当然，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关于亚洲象的记载中也不乏写实性很强的史料。

例如唐后期至北宋初，史料中屡次出现亚洲象在长江中游地区及其支流汉水流域游荡的记载。

唐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于唐州得象一头，以为瑞应”［13］卷一百四十五《李希烈传》，唐州即位于汉水支流流域内。

“建隆三年（962年），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14］卷六十六《五行志四》。

此象在汉水流域游荡长达一年有余，方被北宋官府捕杀。

又“乾德二年（964年）五月，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

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

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城北”［14］卷六十六《五行志四》。

是年亚洲象多次出现于长江南岸的澧阳、安乡、华容等地，甚至泅渡长江。

除史料外，有关考古发现亦可佐证北宋初亚洲象曾出没于长江中游地区，据媒体报道，2004年在武汉
市曾出土过1000年前的亚洲象化石，②时间与北宋初适可对应。

北宋初年，位于长江下游以南，今天苏南、浙江一带的吴越国曾多次向宋廷进献象牙等物。

开宝九年（976年），吴越王钱俶到开封朝见宋太祖时，“贡犀角象牙二百株”；宋太宗即位时（976年），钱俶“又贡犀角象牙三十株”；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朝见宋太宗，贡“犀角象牙各一百株”［14］卷四百八十《钱俶传》。

而吴越国进贡的象牙应是本地土产，据史书记载，宝正六年（931年），“有象入
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15］卷一《武肃王》
；广顺三年（953年），“东阳有大象自南方来”［15］卷四《大元帅吴越国王》。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境内尚有亚洲象活动于此。

此外，成书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长江上游地区的南州、溱州土产象牙［16］卷一百二十二《江南西道二十·南州》，南州、溱州均位于今天重庆市綦江区南桐镇境内。

另据史料记载在北宋初
①分别见于《太平广记》（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一《畜兽八·象》，第3602-3603页）、《广异记》（戴孚撰：《广异记》，《冥报记广异记》（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7页）、《颜鲁公集》（颜真卿撰：《颜鲁公集》卷九《碑·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朝野佥载》（张鷟撰：《朝野佥载》卷五，《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合订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②参见陈世昌等：《前年亚洲象化石现身武汉千年前是大象乐园》，《楚天都市报》2004年4月10日，http：///a/20040410/000143.htm。

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
端拱二年（989年）、咸平五年（1002年），位于今四川凉山一带的邛部川蛮曾向宋廷进贡犀角、象牙
等物［17］卷一百五十四《朝贡·献方物》。

可见，迟至北宋初，四川盆地的南缘尚有亚洲象分布。

综上，秦汉至唐末宋初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一直有亚洲象分布，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迁徙至淮
河流域。

①不过在这一时段内，亚洲象在长江流域的种群数量和活动区域一直呈减缩趋势，由秦汉时期尚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性物产（象牙），至魏晋南北朝时以小群出没为主，再到唐末宋初较多地出现个体游荡。

北宋初期以后，史书中再也未见关于长江流域野生亚洲象的记载，说明亚洲象已在该地区区域性灭绝。

三、岭南亚洲象的史料记载不能否定南岭以北有亚洲象分布
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有亚洲象分布是怠无疑义的，而《赵文》为论证南岭以北无亚洲象分布，在文中或明或暗地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如果史料中只有涉及岭南地区亚洲象的记载，或内地人使用来自岭南地区的驯象，可反证南岭以北地区无亚洲象。

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象”字作：“象，南
越大兽，长鼻牙”［18］卷九《象部》
，《赵文》就认为“许慎述其产地径作‘南越’，而不涉及其他地区，这说明在汉代人的认识中，大象系产自南越地区的动物”。

《赵文》在其文下注释中依据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献驯象”一语，推断“南越自在岭南地区，距长安甚远，而驯象的进贡之路又是漫长而艰辛的，如果汉内地有大象存在，恐怕不会舍近求远。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之内地无野生大象”。

②
另《赵文》引用《梁书》卷四二《儒林》所载中大通五年（533年），梁武帝在进行佛事活动时使用“岭南所献驯象”作为仪仗，而对《南史》中“淮南有野象数百”记载的可信性提出质疑，“试想如果淮南郡有数以百计的象群，那么梁政权何苦舍近求远，非要使用南越进贡的大象呢？”
关于史料中只记载岭南有亚洲象分布，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并不构成否定南岭以北地区有亚洲象分布的必然依据。

由于史料记载者视野的局限性，其不可能把涉及亚洲象分布的所有地域全部列出，而只能是就其所见、所知而记。

如汉代的西南夷地区，即今日云南一带有亚洲象分布是众
所周知的事情，但许慎的《说文解字》却并无一字
提及。

许慎是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家乡，或在东汉都城洛阳为官，所以他是基本上没有可能见到野生亚洲象的。

而许慎对亚洲象的认知应来自驯象，那么其所见驯象来自哪里呢？极有可能就是岭南地区。

文献中所见最早的边疆民族或政权向朝廷进献驯象，即上揭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
献驯象、能言鸟”［19］卷六《武帝纪》。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岭南地区入于版图。

由于地方官府需承担向朝廷进贡“土产”的义务，因而中央政权更容易从岭南地区获取驯象。

东汉初人王充撰《论
衡》曰：“长仭之象，为越僮所钩。

”［20］卷三《物势第十四》
意为体型庞大的象被“越僮”用长钩即可制服，其中“越僮”即为来自南越的专业驯象人。

由于驯象是一项专业技能要求很高的技艺，非经专门训练难以胜任，故南越献驯象通常将“越僮”一同进献，“长仭之象，为越僮所钩”应是王充在目睹了“越僮”用长钩驯服大象后的感叹。

而许慎之所以在《说文解字》中称象为“南越大兽”，亦是因为他所见到的（驯）象来自南越（岭南地区）。

但是我们上文分析过，自秦汉至唐末宋初，我国长江流域是有亚洲象分布的。

既然长江流域就有亚洲象，为什么历代中央朝廷还要依赖岭南甚至域外来贡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驯象与野象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岭南地区向朝廷所贡之象必须是经过驯化、服从人类指挥的驯象，而历史上，中国版图内具有长时期、稳定的驯象传统的地方主要是岭南地区及后来的滇南地区。

这一方面是因为岭南地区为南亚热带气候，湿润多雨、植被茂盛，适合亚洲象的生存，象群数量多；另一方面就是岭南地区开发较晚，人口密度小，人象之间并无特别明显的冲突。

而生活于山林中的少数民族在与亚洲象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驯象，并产生专业驯象人——“越僮”（象奴）。

然而唐宋以来，伴随着岭南地区大量汉族农业人口的迁入，大规模农业开发不可避免地侵占了亚洲象栖息地，人象矛盾逐渐凸显出现，由此也引起官府与民间百姓对野生亚洲象的大量捕杀，最终亚洲象在岭南各区域渐次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岭南亚洲象分布的剧烈变迁，唐宋以
①秦汉至唐宋时期关于亚洲象出现在淮河流域的确切记载比较有限，且多为个体游荡的形式，缺乏长期活动的记录，故言淮河流域为秦汉至唐宋时期亚洲象活动北界则可，言淮河流域有亚洲象稳定分布则或可商榷。

②参见赵志强：《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第本
土知识与生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