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每日一练之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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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概述
朝代名。
商部落始祖名契,居于商(今河南商丘南),其后势力不断扩展,十四传至汤,灭夏后建立商朝。
建都毫(b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徙,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故商亦被称为“殷”。
商朝是当时世界上奴隶制文明大国,其实际统治区域较夏朝扩大,而其影响所及则远达辽西、湘赣;农业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青铜器和烧制白陶、原始瓷器,商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铜贝,产生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文化科学方面有许多重大的成就,如通用甲骨文、历法开始设置闰月、观测记录新星(甲骨文中的一次新星记录约在公元前14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等。
第二十三王高宗武丁在位59年,用兵四方,国力极盛。
传至纣,被周武王攻灭。
共传17代、31王。
约当公元前16——前11世纪。
一、名词解释
【盘庚迁殷】***16民大、苏大等
商王朝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它是前后商的分水岭。
盘庚继位以前,商朝多次发生王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局动荡混乱,商朝逐渐衰弱。
盘庚继位后,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决心把都邑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安阳)。
殷地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是商王朝都邑的理想之地,但这一计划遭到那些拥有大量奴隶、土地和房屋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对,盘庚下令召集贵族、民众训话,反复说服动员,冲破阻力,终于将都城迁到殷。
此后商都一直在殷,因此历史上又称商为殷商。
盘庚迁殷扭转了当时商王朝的混乱局面,加强了商王室的统治,对商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是商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关于盘庚迁殷的原因,前人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去奢行俭说,最早在《墨子》一书中曾有记载。
一是水患说,最早为西汉学者孔安国所主张。
一是游牧说与游耕农业说,此最早
为当代学者柳诒征和傅筑夫提出。
前者认为商人的社会经济在盘庚迁殷以前是以游牧业为主,后者认为是以游耕农业为主,但都需要经常迁徒。
盘庚迁殷以后,商人的社会经济进入精耕农业阶段,是以不再迁都。
一是政治斗争说,为当今较多学者所主张。
【伊尹】09统考
商朝前期仅次于汤的重要政治人物为伊尹。
传说伊尹原是有莘之君的奴仆,随其君之女陪嫁至商,因政治才能卓越而得到汤的识拔,被委以国政,辅佐汤灭夏称王。
汤去世后,伊尹继续辅佐嗣君。
第四任商王太甲(汤之孙)即位,“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将他放逐禁闭,自行摄政。
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乃重新归政于他。
一说伊尹的摄政实系篡位,后被太甲用武力夺回。
【殷墟】05北师、06中山06武汉大学
盘庚所迁之殷,后世称为“殷墟”,已为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商朝的存在也因此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由于商后期以殷为都,故后人又将商朝称为殷、殷商或商殷。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都城。
1899年在此发现甲骨文。
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
遗址分布广泛,总面积有二十多平方公里。
殷墟的发现对研究商朝后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内外服制度】2018年社科院简答
商朝的疆土分为内服和外服。
内外服的名称首见于《尚书·酒诰》,“服”即“服王事”之义,故亦释为“事”。
内服指王畿、商王直接统辖之地,由商王任命尹、多尹、臣等官员进行管理。
外服指王畿以外的臣属地区,散布着许多臣服于商的部落、部族,其中较大者被称为“方”,今天亦称方国。
这些部族、方国首领要为商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被赐予侯、伯等称号。
总的来看,外服之地只是间接地受商统治,隶属关系并不稳固,往往视商之国力盛衰而定。
外服以至外服以外的方国,其经济多较商落后,故而也不时进入王畿抢掠。
【班爵制】
一般认为,商代可能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侯、伯、子、男等爵位均可见于甲骨卜辞。
其中,侯国最多,伯国次之,于是邦国也多统称为“诸侯”或“多伯”,子、男之属则为王畿内的“多子族”。
班爵制度的推行,规定了贵族等级,明确了方国地位,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武丁中兴】16辽大
殷商繁荣昌盛时期。
武丁是商王小乙的儿子,也就是盘庚的侄子。
武丁做世子时,曾经久居民间从事稼穑(s),与下层人民有过广泛接触,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非常了解。
武丁即位后,面对商朝国势不振的局面,首先提拔出身卑微的傅说做相。
傅说本是一名刑徒,武丁发现他是在筑城的工地上。
祖己也是辅佐武丁的朝中重臣。
在傅说与祖已的协助下,武丁修政行德,使商朝的国力迅速强大,从而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武丁在位59年中,不仅巩固了国内统治,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和影响,成为当时世界一大强国。
这一历史时期史称“武丁中兴”。
【《汤刑》】
商朝刑法。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汤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知。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在街上倒灰土要受到断手的刑罚。
《吕氏春秋》说商朝有“刑三百”,可见商朝刑法是相当繁多的,有“断手”、“炮烙”、“醢”、“脯”等等,是极其残酷的。
【司母戊鼎】
1939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因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形制雄伟美观,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
表作品之一,就目前所知在古代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炼矿、制范、熔铸几个阶段。
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工序复杂,需要采取分部合铸的办法,用七八十个坩埚一起熔解铜液,200名左右的熟练工匠共同操作,才能最后完成。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朝铸造青铜器的手工工场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又称“契文”、“卜辞”、“殷墟文字”。
1899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
商人非常迷信,对上帝和祖先(主要是商王的祖先——所谓“先公先王”)极度崇拜,祭祀盛大而频繁。
与此相联系,商朝盛行占卜,大小事几乎无不求神问卜,甲骨就是他们的主要占卜用具。
综合现已发现的卜辞资料来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十分发达和成熟的文字。
首先是字数相当多,目前见到的甲骨文单字已达5000以上,当时实有文字肯定又大大超出其数。
其次,字形结构也相当复杂,后人所总结构成汉字的六种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亦称“六书”),在甲骨文中皆可找到实例。
再次,语法也很完备,词类上已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区分,其句式结构也与后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
甲骨文内容丰富,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极大地推动了商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金文】**16兰大18社科院
很多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含酒器、食器),其上都铸刻有文字。
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
商朝金文的篇幅通常比较短,大都只有几字,一般是器主族氏、名字、先人之名等等,多用象形性较强的文字表示,具有族徽性质。
商末始有稍长的金文,然亦不过40余字。
到西周,才出现上百字的金文。
尽管如此,商朝金文如与甲骨文相参照,对研究商的历史和文字,特别是探讨商人家族组织制度,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或者
金文即铸造在或刻凿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人们往往以青铜礼器中的钟鼎来概括整个青铜器,所以它也被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有铭文始于商代中期,商代青铜器铭文一般文字较少,铭文多为铸成,自春秋时期起有刻成的,字体亦随时代变迁而有变化。
对于认识商周,特别是西周的历史与文字,金文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四堂】
指近代我国研究甲骨文的四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是自1899年中国发现甲骨文以来,在甲骨文研究中贡献最大的四个学者。
罗振玉(1866—1940年)首先考定了殷墟所在地,是第一个对安阳小屯殷墟作出实地考察的学者。
王国维(1877—1927年)在考定殷代先王先公、研究殷商史及殷商文化制度方面,成绩显著,考释甲骨文字亦多精辟之论。
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以及甲骨断代研究,是其主要贡献。
郭沫若(1892—1978年)利用甲骨文字材料探讨中国历史的真相,探讨古代社会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文字学家唐兰赞曰:“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
[古公亶父]*
周族的杰出人物,受到国人的爱戴,后世尊之为“太王”。
由于受到戎族的逼迫,在他的带领下翻过梁山,渡过漆水,来到岐山之下。
周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垦农田,建立家室,修筑城郭,完全摆脱了戎狄习俗的影响,经济生活进步很快。
同时还设立五官有司,治理人民,周族开始向建立国家过渡。
[牧野之战]*******
周灭商之战役。
周文王死后,武王做灭商准备,曾率师东观兵于孟津,诸侯不约而至孟津相会助周王者八百。
武王以时机尚未成熟,率师还周。
两年后,纣王残暴更甚,内部矛盾更加剧烈。
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孟津伐纣,诸侯会集,庸、蜀、
羌、微、卢、彭、濮等方国亦出兵助周。
凌年初,到达商郊牧野。
商纣发大兵拒武王,但商士卒皆无战心,大军阵前倒戈。
商军溃败,纣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武王率兵入商都,商朝灭亡。
二、简答论述
简述盘庚迁殷的原因
关于盘庚迁殷的原因,前人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去奢行俭说,最早在《墨子》一书中曾有记载。
一是水患说,最早为西汉学者孔安国所主张。
一是游牧说与游耕农业说,此最早为当代学者柳诒征和傅筑夫提出。
前者认为商人的社会经济在盘庚迁殷以前是以游牧业为主,后者认为是以游耕农业为主,但都需要经常迁徒。
盘庚迁殷以后,商人的社会经济进入精耕农业阶段,是以不再迁都。
一是政治斗争说,为当今较多学者所主张。
论述商代灭亡的原因
一、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社会矛盾恶化。
商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包括两方面:一是奴隶、平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二、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对外连年征战,商纣王在位期间,西北地区有鬼方、周、吉方、土方和羌方,在东南有夷方等比较强大的部落和方国。
这些部落的首领与商为敌,不断骚扰边境,纣王对其展开了讨伐战争。
三、商朝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饮酒之风,商纣王时,商人饮酒之风盛行。
商朝上下普遍沉迷于饮酒,统治阶级腐朽没落,军队失去战斗力,的确是商朝灭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四、周的崛起加速了商的灭亡,周武王时,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增强本国实力;一方面极力笼络想摆脱商朝控制的诸多方国,为自己储备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同盟,周武王还抓住了商纣王征伐东夷,国内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主力军远征未归这一有利时机攻打商都;
五、生态环境恶化是商朝灭亡的另一个诱因。
人为因素造成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日渐匮乏,经济活动的过度聚集造成生态平衡失调,这些都与商朝的灭亡有很大关系。
商王朝建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都城建设不断加强。
以考古资料为据,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动用大量人力修筑城垣,都城规模不断扩大。
二是大兴土木,营建宫室。
三是大力发展各种手工业简述商朝国家组织的发展
在夏朝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商朝的国家机构有所加强并趋于完备。
商朝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王位继承基本上是“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康丁以后嫡长子继承制才逐渐确立。
商王以下,尹是商王的辅佐,地位最高,权力最大。
次于尹而常置的高级政务官,总称为“多尹”或“百僚”。
“多尹”下还有分掌各项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武官则有亚、服,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称祝、宗、史、卜等,有崇高的地位,而祭祀和占卜活动成为国家大事。
这些官职都由各奴隶主贵族世袭担任,他们是商王朝的支柱。
商朝建立了一支由左、中、右三师组成的强大军队,普遍使用青铜武器,兵种有步兵和车兵,战车成为作战主力。
各诸侯国也拥有自己的军队。
商朝设立了监狱,并作“汤刑”,以肉刑为主,非常残酷。
商把它的统治区域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
畿内由商王直接统治,称为“王畿”,畿外是众多方国、部族分布的地区。
商王把王畿以外的“四土”分封给诸侯,并有侯、伯、子、男等爵位,建立了班爵制度。
这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这些诸侯在封邑建国,成为各地的统治者。
同时,他们也向商王定期纳贡,奉命征调劳役和出师征
伐。
诸侯以外的地区为臣服于商的方国,还有周边的一些部族在商的国家组织形式下,统治阶级由商王及其臣僚、诸子、侯伯、巫史等众多贵族组成。
平民阶级主要是“众”或“众人”,他们是商族的部众,主要承担农业生产和各种兵役、徭役,有人身自由,基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商朝奴隶的数量较大,名目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如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家庭等,甚至被用于人殉和人祭,命运非常悲惨他们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统治阶级。
论述殷墟甲骨文
确切证实商代存在的考古资料首先就是殷墟甲骨文,它是在19世纪末被发现的。
当时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农民将偶尔拾得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出售,有学者辨认出上面有古文字,遂开始大力寻访。
不久古文字学家确定其上为商朝文字,继而断定小屯村即是古书中提到的殷商都城遗址——殷墟。
自1928年起,考古学家大规模有计划地对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迄今已发现了大片的墓葬、祭祀坑、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约15万片,以及大量的殷商器物。
甲骨文和殷墟重现于世,极大地推动了商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商人非常迷信,对上帝和祖先(主要是商王的祖先——所谓“先公先王”)极度崇拜,祭祀盛大而频繁。
与此相联系,商朝盛行占卜,大小事几乎无不求神问卜,甲骨就是他们的主要占卜用具。
综合现已发现的卜辞资料来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十分发达和成熟的文字。
首先是字数相当多,目前见到的甲骨文单字已达5000以上,当时实有文字肯定又大大超出其数。
其次,字形结构也相当复杂,后人所总结构成汉字的六种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亦称“六书”),在甲骨文中皆可找到实例。
再次,语法也很完备,其句式结构也与后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
根据上述情况判断,甲骨文不会是最早的汉字,在它以前应当有更早期的文字。
但在早于殷墟的考古学文化中尚未发现系统的文字材料,只有少量类似文字的陶器刻划符号可供研究,难下定论。
甲骨卜辞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包括商朝后期祭祀、征伐、田猎、农耕、畜牧、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甲骨文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商朝的农业、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了解更加深入、具体,因此,是研究商史最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