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语曲牟1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

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2勇之士”。

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3誉4之士”。

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

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

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

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

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

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

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

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

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

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
1.牟：古通“蟊”。

《汉书·景帝纪》：“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

”《玉篇·牛部》：“牟，取也，夺也。

”这里引申为贪取、侵夺之意。

2.磏：（lián砚）《说文》：“磏，厉石也。

一曰赤色。

”原意指有棱角的石块，这里引申为有方正之意。

3.任：《管子·大匡》：“吾权任子以死生。

”《史记·季布栾布传》：“为气任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甚任之。

”《说
文》：“任，保也。

”这里用为信任、保护之意。

4.誉：《诗·周颂·振鹭》：“以永终誉。

”《礼记·射义》：“则燕则誉。

”这里用为荣誉、美名之意。

【译文】
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在战场上投降败北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珍视生命的读书人”。

学习人生道路立定奋斗方向，是背离法度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文化的读书人”。

到处游说寄居篱下得到丰厚供养，是侵夺别人的寄生虫，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读书人”。

讲起歪理来很聪明，是虚伪诡诈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有智慧的读书人”。

玩弄利剑行凶杀人，是凶残冒险的暴徒，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刚正勇敢的斗士”。

救活乱臣贼子藏匿奸邪之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保护美名的读书人”。

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

为国家赴险尽忠，是为节操而牺牲的烈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计算的傻瓜”。

不关心社会新闻只顺从命令的，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简朴粗陋的笨蛋”。

努力耕作得以食用，是生产财富的能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草包”。

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君子，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蠢幼稚的白痴”。

重视生命敬畏事业，是尊重上级的贤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窝囊废”。

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上级君主明白的俊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的马屁精”。

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

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像这样来诋毁他们；这就称之为“六种反常”。

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假的名声就礼貌地敬重他们，礼貌地敬重他们，利益必然也就加到他们头上了。

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这种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蒙蔽而鄙视，灾难必然就会加到他们头上。

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该受惩罚的人身上，而诋毁刑罚
却落到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受奖赏的人身上，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说明】
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前面六种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而后面六种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

难怪至今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

普通老百姓从私利、私害的角度出发，任意毁誉各种人物，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

世俗舆论不仅能蒙蔽统治者、领导人，就是对于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很多人就是因为承受不了世俗舆论的压力而走上斜路走上绝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既不要受世俗舆论的影响，也不要完全不参考世俗舆论。

现代各国政府很重视世俗舆论，称之为“民意调查”，有许多事情都要参考“民意调查”，搞“听证会”，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普通老百姓考虑问题往往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害出发的，很少有全局观念。

而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那绝对是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这两者截然不同。

再说，大部分民众都没有自己的主见，往往是人云亦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说的就是大部分民众都有从众心理，会被环境所影响，会被环境所移动。

所以，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才是正确的。

【原文】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

”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

夫弹1痤2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3矣。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

圣人之治
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

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

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

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

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

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

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
1.弹：（tán潭）《韩非子·说林下》：“秦医虽善除，不能知弹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弹之。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元年》：“弹疽不严，必半复聚。

”这里用为针刺之意。

2.痤：《山海经·中山经》：“金星之山多天婴，可以已痤。

”《荀子·君道》：“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

”《韩非子·解老》：“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

”《说文》：“痤，小肿也。

”《素问·生桉通天论》：“郁乃痤。

”这里用为人皮肤上的肿疮之意。

3.郄：（xì怯）同“郤”。

也作“隙”。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虽锢南山犹有郄。

”《史记·留侯世家》：“九江王鲸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

”《黄帝内经·素问》：“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

”《正字通·邑部》：“郄，同隙。

”这里用为空隙、裂缝之意。

【译文】
古代有谚语说：“为政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必然还是要洗的。

”舍不得掉几根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

用针刺痈疮是疼痛的，吃药是苦的，但如果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愿意打针吃药，那么命就活不了，病就治不好了。

如今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交往，没有父子之间那种恩泽，而想用行为于最佳行为方式去禁控下级，那么交往必然就会有裂痕。

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

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
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

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以盘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观念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泽的上下级关系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一种不善于讨论恩爱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明白的君主是不接受的。

圣人对于国家的治理，是明确地制定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办事；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不偏，那么民众就能使用。

官僚机构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强，国家富裕了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天下的事业就能成就。

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

君主怀着这个称王称霸的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有相当的才能，进行赏罚时也没有偏私。

使读书人民众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功劳就可以建立而爵位俸禄也就可以得到，爵位俸禄得到了而富贵荣华的事业也就成就了。

荣华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

臣子怀着这种荣华富贵的大目标来做事，所以行为于危难之事直到死亡，他们力量即使用尽了也不会有怨恨。

这叫做君主不仁爱，臣下不忠诚，那么就不可以称王称霸了。

【说明】
韩非在本节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因为再讲什么仁爱都是虚假的，再有什么仁爱也比不上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

因此，上下级之间讲仁爱，就是反常现象。

君主，统治者所应该讲的，一是依法治理，二是赏罚分明，只要有这两条，做臣子的就会拼命卖力，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当官的。

韩非的这节评议偏激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善良关系，相互爱护的关系。

并不是指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恩爱关系。

人们虽然也是为了爵位俸禄去当官去卖命，但也是为了人民百姓的幸福安宁而当官而卖命。

再说，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应该看成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

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事，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爱护，是相对等的，赏罚也是相对等的。

依照孔子
的对等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对等，那么任何关系都不可能维持下去。

君主、统治者如果不爱护臣下，而只要求臣下爱护自己，要求臣下忠诚，要求臣下卖命，卖了命而又不奖赏，这种不对等关系能维持吗？臣下对君主统治者亦是如此。

所以，统治者不仁爱，臣下不忠诚，称王称霸是不可能的。

【原文】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

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

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

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

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

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

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

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

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
那奸邪的，必然被知就会有戒备，必然被诛就会停止作恶；不会被知就会放肆，不会被诛就会为所欲为。

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虽然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值得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

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就值得怀疑；必然被知道，那么惯偷大盗也不会去拿悬挂在市场上的黄金。

所以明白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为严格的法令受到约束而不因为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

母亲对子女的爱比父亲还要加倍，但父亲之命令子女却是十个母亲都比不上的；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爱，其命令对于民众却是父亲的万倍。

母亲积聚母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只要一威严而民众就要听从，威严和仁爱的策略到此就可以决断了。

况且父母亲对子女所企求的，在行动工作方面希望他们安全有利，在立身处世方面
希望他们远离罪过。

君主上级对于民众，有灾难就用他们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竭尽全力。

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有利而子女不听从，君主凭着没有仁爱有利的办法求取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贯彻执行。

明白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

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会道德败坏，这是因为推行了爱；父亲用很少的爱管教鞭笞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利用了威严。

【说明】
韩非在本节又一次否定了“爱”，他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

接着他论证说，就是在家庭里也是这样，母爱是最美好的最伟大的，但子女们基本上都不会听母亲的话，而且母爱会使子女道德败坏，父爱因为比母爱要少许多，且父亲多持威严之势，所以子女们多会听从父亲的话。

也就是说，父亲是家庭里的执法者，人们服从法制就会变得善良，人们沉溺于母爱就会道德败坏。

其言下之意就是，爱，不值得提倡，只有法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

韩非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错误的，人类正因为有了爱，才建立起人类社会，人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如果都是互相敌对，互相仇视，那么人类也就发展不到今天。

而人类的发展，并不是靠有了法制才发展的，而是依靠共同的生活经验，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也就是“礼”，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无不受着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的约束，没有谁在任何一个行为前先考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人们考虑的仅是亲人、朋友、同事、上下级对这个行为的看法。

而周围人们的看法其实就是“风俗习惯”。

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也就是说，法律，是对违反、违抗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惩处。

因为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社会行为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同的，违背了大部分人认同的东西，必然就不
受欢迎，所以人们要依照法律来惩处。

而国家、国家机器，是为了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所以必然要惩处少部分人的不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

确实，恩爱、宠爱、溺爱会使一些人放肆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执法者的这些爱会使许多人忘乎所以；而正是因为执法者凭借自己执法的权力才使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恩爱、宠爱、溺爱，而是执法者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不执行法制，让爱处于首位，法律处在第二位，才使得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

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与爱，是人类的天性，其中男人的本性是去宠爱，女人的本性却是希望被宠爱。

女人一般不会去宠爱一个男人，她只会去体贴、关怀一个男人；男人也不希望被一个女人所宠爱，他只会去怜悯、爱护、心疼一个女人。

因此，爱，是存在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让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原文】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

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

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

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

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1；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

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

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

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

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

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

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

明主之法，揆2也。

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3也。

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

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

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

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
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

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

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

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

民慕其利而傲4其罪，故奸不止也。

故先圣有谚曰：“不踬5于山，而踬于垤6。

”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

今轻刑罚，民必易之。

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

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

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
1.疾：《易·豫·六五》：“贞，疾恒，不死。

”《诗·大雅·思齐》：“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诗·大雅·荡》：“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诗·大雅·抑》：“庶人之愚，亦职维疾。

”《楚辞·九章·惜诵》：“疾亲君而无地兮，有招祸之道也。

”朱熹注：“疾，犹力也。

”《荀子·荣辱》：“孝弟原悫，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

”《荀子·臣道》：“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

”《吕氏春秋·尊师》：“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

”高诱注：“疾，力也。

”这里用为力求之意。

2.揆：（kuí葵）《诗·鄘风·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易·系辞》：“初率其辞而揆其方。

”《国语·周语》：“南北之揆七同也。

”《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

”《楚辞·离骚》：“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知贵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

”《说文》：“揆，度也。

”这里用为大致估量之意。

3.胥靡：通“须”。

《管子·君臣》：“胥令而动者也。

”《荀子·君道》：“狂生者，不胥时而落。

”《史记·扁仓传》：“胥与公往见之。

”《韩非子·解老》：“胥靡有免，死罪时活。

”《史记·赵世家》：“太后盛怒而胥之。

”这里用为等待之意。

4.傲：《南史·萧子显传》：“恃才傲物。

”这里用为轻视之意。

5.踬：（zhì志）《左传·宣公十五年》：“杜回踬而颠。

”《说文》：“踬，蛤也。

”《论衡·命禄》：“举之过一钧，则踬仆矣。

”这里用为被绊倒之意。

6.垤：（die迭）《诗·豳风·东山》：“鹳鸣于垤。

”《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

”《荀子·宥坐》：“如垤而进，吾与之。

”《韩非子·奸劫弑臣》：“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

”《方言》十一：“蚍蜉其场谓之坻，或谓之垤。

”宋黄庭坚《次韵子瞻赠王定国》：“百年炊未熟，一垤蚁追奔。

”这里用为小土堆之意。

【译文】
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如果家长用忍饥挨饿来抑制欲望，用吃苦耐劳来勉励劳动，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荒年的灾患，还能够穿暖吃饱，必然就是这种家庭了。

如果家长用丰衣美食来怜爱家庭成员，用安逸享乐来疼爱家庭成员，如果碰上自然灾害造成的荒年，嫁掉妻子卖掉孩子的，必然就是这种家庭了。

所以以法治作为道路，开始吃苦而有长远利益；用仁爱为道路，得到暂时的欢乐而后来会困苦。

圣人权衡这其中的轻重，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而废除仁爱的人对民众的怜爱。

学者们的意见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

凡赏罚都必须要必然，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

奖赏丰厚，那么想要得到就会力求；惩罚严重，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禁止。

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受害，受害，就是利益的反面。

违反自己的欲望，怎么能得不到所厌恶的？想要治理的人必然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

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他的奖赏必然很丰厚；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然很严厉。

如今采取减轻刑罚的人，他对混乱的厌恶肯定是不深的，他对治理国家的愿望也不是很强烈的。

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想行为于治理。

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不肖、愚蠢、智慧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

况且加重刑罚惩处的人，并不是为了要惩处人。

明白的君主的法制，在于估量人们的行为。

治理乱臣贼子，并不
是治理所估量的人们；如果治理所估量的人们，那就是在惩治死人了。

刑罚施于盗贼，并不只是为了惩治所惩治的盗贼；如果只是治理所惩治的盗贼，那就是治理可以等待的了。

所以说：加重对一个奸邪行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国境内所有的奸邪行为，这才叫治理国家。

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善良的民众。

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怎么能怀疑重刑的作用呢？至于那丰厚的奖赏，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而也是为了勉励全国的人。

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家业，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了全国所有的民众，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于丰厚的奖赏还有什么怀疑的呢？如今不知道治理国家的人都说：“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轻刑就可以用来禁止奸邪了，何必非要加重刑罚呢？”这是不懂得治理之道的人。

用重刑能制止的，并不一定用轻刑能加以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就一定可以用重刑来制止。

因此君主设置重刑而奸邪全部被禁止，奸邪全都禁止了，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的重刑，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很大。

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加上很大的罪名，所以奸邪就一定会被禁止。

所谓的轻刑，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大，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很小。

民众羡慕这种大利而轻视那很小的罪名，所以奸邪就禁止不了。

所以先前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

”山高大，所以人们顺从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忽视它。

如今刑罚很轻，民众必然忽视它。

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是在治国的同时抛弃国家；违反了法律而惩处，是在给民众设置陷阱。

因此轻微的处罚，是民众的小土堆。

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道路，不是搅乱了国家，就是给民众设置了陷阱，这可以说是伤害了民众。

【说明】
本节仍是韩非对“爱”的评议的延续，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仁爱的思想，就不会减轻刑罚，就象家长一样，如果一昧溺爱子女，尽量满足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到了荒年，或遇到天灾人祸，就会家破人亡。

所以治理家庭要用严格的家法，更何况是治理国家呢？韩非在这里还是把“爱”理解成单纯的宠爱、溺爱，而忽视了“爱”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