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政治思想

不折腾的政治智慧：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的憎恨。

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

”（《道德经》）老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收的苛捐杂税太多。

老子更进一步尖锐地批判腐败的统治者，痛斥他们的强盗行径：“大道甚夷，而人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道德经》）大道平平坦坦，但是君王偏偏喜欢走邪路。

朝政腐败极了，农田已经非常荒芜，百姓的粮仓已经十分空虚，但统治者还照样地穿着绫罗绸缎，佩着锋利的宝剑威吓百姓，精美的饮食都吃厌了，国家的财富都刮净了。

这就叫强盗头子呀，他们是多么的无道啊！老子由此感慨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道德经》）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人间的规律却是剥夺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

损不足以奉有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起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的典故出自《圣经》。

《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主人远行前，把仆人叫来，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都来向我汇报。

”主人回来时，第一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更多的事务交给他管理，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

第二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听了也很高兴，于是也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

第三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藏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

现在你回来了，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吧！”主人听了很生气，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

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后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个故事拿过来打比方，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社会经济现象称为马太效应。

在中国，老子最早揭示了这个马太效应。

“损不足以奉有余”，七个字精练地概括了所谓马太效应。

老子如果活到今天，恐怕还要产生关于马太效应的知识产权纠纷。

他会不会和西方人打打官司，说应该将马太效应改成老子效应呢？当然不会,老子奉行的是不争哲学，他是不会为任何问题去打官司的。

有人批评老子不讲感情，专谈权术，十分冷酷，但从老子的政治批判来看，他其实非常关注民间疾苦，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和贪婪，抨击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很有正义感，是个热心肠的老头儿。

政治如此黑暗，出路何在？老子不仅是批判家，他还热心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谈到老子的政治理想，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的政策要顺其自然，不要骚扰老百姓。

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道德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符合正义的执政者绝不自作聪明，异想天开，更不会心存私欲，他们把老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把老百姓的心当做自己的心，这就是无为而治，很像今天我们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政治家真难找，将希望寄托于圣人的政治道德，来实现“以百姓心为心”，恐怕很不可靠，必须得有个制度，真正让百姓的心决定官员的命运，他得不到百姓的心就保不住乌纱帽，这样他才会不得不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关于治国还有一句千载传诵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道德经》）这句话最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小鲜就是小鱼的意思，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

会煎鱼的都知道，煎鱼不能总去翻腾它，翻来翻去就翻碎了。

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不能总去折腾老百姓，这就是无为而治。

这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政府职能转换，多服务少命令，行政权力的干预越少越好，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越少越好。

（老子的政治观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老子认为，道存在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秉性之中。

百姓构成了政治人的最主要部分，所以理想的统治者即“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将百姓之所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即与善人同在。

）
古代政治思想：（1）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
（2）法家强调“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来驾驭人民；
（3）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
（4）墨子的政治学说以“兼爱”、“非攻”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统治。

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方向
近2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一定成就。

中国政治治理的方法日趋科学，正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

在具体事件上，社会问题泛政治化有所改变，政治问题的法律化处理有所加强。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造成了国家政治的有效性和民众的政治信任及政治认同的流失，影响到了社会稳定。

这些问题主要有：其一，国家权力的地方利益化情况显现，压力性体制及增压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压力体制”是荣敬本先生及其研究队伍曾经用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解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领导状况。

政治增压机制是指政治各层级之间会出现增压现象。

就中国政治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运作中自下而上的增压机制;二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压力以非暴力的方式直接由民众向压力的起点即中央反弹。

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在增大。

分税制的实施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一方面让各级政府成为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导致中央的政治权威被消解。

其二，随着各级政府成为地方利益化的主体，相应的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自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政治领袖的魅力权威大大流失。

其三，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非制度性影响加强，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低迷。

其四，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

其五，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严重降低，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如何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增强政治的有效性是当前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应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

就县政改革而言，其目标就是在地方自治的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县级政权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的转变。

这是县域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是构建和谐城乡社会关系的需要，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地方自治原则建立的县域政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

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

其二，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

具体到制度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

超利益政治与利益集团政治
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国内国外各种观点、认识差异较大。

除了从局部观察“中国模式”的特征外，它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体现于这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还是未来将坚持下去的必然？“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在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新故事，还是一个老故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从局部特征寻找“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对此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

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过是政治形态的结果。

由于西方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从政治形态上探索“中国模式”的特征，往往因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而被忽视，或者因不符合西方政治形态而只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选择。

国内国外不少人都认为，临时性地发挥“中国模式”的作用后，最后还将走入西方政治形态，以完成“中国模式”的历史使命。

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比较普遍，恰似“条条大路通罗马”，走不同的路，最终都要到达西方的罗马。

而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条条大路通中国”。

“中国模式”并不是通往西方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政治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选择。

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中国模式”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政权是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西方现代政治做一个简单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两者的不同。

西方政治形态是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政治权利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等方式，构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均衡。

西方利益集团政治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关键在于各个
利益集团当前的经济实力，因而在经济利益上容易造成“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要求政权超越各种利益集团之上。

政权不是由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组成，而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

政权不是各个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而是在一个高度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协调指挥部。

这一“中国模式”的源头来自中国的传统，因而，它是一个“老故事”。

党派政治、竞选政治就是各个利益集团推选自己的代言人进入政权。

中国古代政治要求官员通过科举形成，它使得掌握政权的队伍在来源上具有广泛性。

这一点似乎与选举政治一样，但是，科举出身的广泛性不带有任何财团和金钱资助的色彩，同时，科举出身的评价标准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道德素质为首要标准，因而首先从政权的构成上，排除了与利益集团的关联。

政府成员构成上的超利益性，使得政权执政的基本主张是“天下为公”，在今天它表现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换句话说，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

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它将独立性扩展到立法与行政，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下，使得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利，从而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协调更加高效、公平、公正，避免了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内耗。

而且，超利益政治在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协调的时候，也不像利益集团平衡政治那样，更多只依据利益集团当前的实力状况，更容易关注当前各个利益集团未来长期的发展，从而避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西方政治对于政府的权力有着天生的恐惧，关键在于西方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政权超利益性的理论和现实存在，因而，西方政治只是用利益集团的互相平衡、制约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而“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从理念、制度、执政者来源和个人道德素质等诸多方面都要求实现“天下为公”，从而能够避免西方政治理论对于政府权力滥用的担忧，使得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执法等多方面都以整体利益和公平、公正为出发点，以追求社会的公正。

这也是中国模式全方位的“政府独立”比西方模式单项性的“司法独立”更为有效、彻底的表现。

西方政治的“司法独立”容易造成“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的现象，而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权追求的是“实质民主”，而非选举政治的“程序民主”。

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项政治权利，说到底，民主是一种经济权利。

西方政治形态一人一票平均化、分散化的政治权利，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有效保证弱势集团的经济权利。

即便当今西方社会工会之类的组织有点影响，其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则能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民主”，而不只以完成政治上的“程序民主”为满足。

但是，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不应该像西方政治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计划经济。

超利益政治在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它有两个特征。

对于私有经济，超利益政治要求充分的自由竞争，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垄断为第一要务。

因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会严重地伤害实质性的经济民主，而这正是当今西方政治形态下的现实。

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来说，垄断经济就是割据势力，就是兼并，这是超利益政治竭力要求避免的现象。

对于国有经济，超利益政治必须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因此，国有经济的作用一是国家安全和稳定，二是对私人垄断发挥抑制作用。

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在经济上，应该属于有限的计划经济与充分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本目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我们说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是一个“老故事”，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它同样是一个“新故事”。

它的“新”就在于对外关系。

超利益政治要求政权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这在国内环境中，由于本着“天下为公”的理念，政府掌握相当大的权利，因而，政权并没有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强烈动机。

而在对外关系上则有很大不同。

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对手，因而，朝贡贸易等方式可以使得超利益政权同时延伸到对外关系。

然而，当今世界，中国之外有很多强劲的竞争对手。

中国之外的国家，在西方利益政治的理念下，几乎都是以利益竞争的姿态同中国打交道。

因而，“中国模式”在国内的超利益政治如何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新问题。

对外关系的终极手段是军事，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在和平条件下，对内的超利益性与对外的谋求自身利益如何结合，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长远来说，人们希望国际社会或者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具有最广泛的公正性，可以看成是把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作为世界政府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

奈斯比特曾经说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垂直民主。

某种程度上，他触及到了中国模式超利益政治与西方模式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本质差别。

垂直民主就是每一个基层民众的经济民主意愿都能在最高权力获得尊重，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常常有着重重门槛的民主资格要求。

政治性的程序民主常常阻挡了经济上的实质民主。

然而，当今中国的“中国模式”表现得并不十分充分。

它的表现更多是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强延续，而非当今中国政治明确的方向。

当今中国政治受西方政治理念、政治形态的影响，利益集团政治色彩也同样存在，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而且，由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也影响到政权对于国内的行为方式，使得政权也显示出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倾向。

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

对于政权的监督，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权同样需要监督。

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政权的监督以政权内部监督和法制管理为主，社会监督为辅，造成这个现象有历史的原因。

当今中国政治要做到“超利益性”，政权内部自我监督、法制管理同样需要，还应该加强社会的监督。

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高度重视。

媒体常常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但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媒体常常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在西方社会，从政治到媒体都处于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状态，两者在形态上有一致性。

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受西方政治的影响，媒体所肩负的监督职能，常常也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声音，并没有立足于客观、公正。

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教育。

当媒体从业人员都在接受西方政治理念、西方政治形态的教育环境中形成，他们站在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对政府实施监督，在他们自身看来，恰恰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更广泛、深入的认同与推进。

政治学原理复习
1、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1）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
（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3）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4）政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是科学，也是艺术。

2、什么是政治？如何理解政治的含义？
（1）政治指的是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

（2）对于政治的这一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a）它强调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指明这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定经济基础形成的利益关系；（b）它强调一切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维护、实现和协调的社会利益要求和社会关系，才具有政治性，这就区分了政治现象与非政治现象；（c）它从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关系这一社会联系的本质出发，揭示政治的含义，这就在人们的基本需求的意义上保证了政治定义的深刻性。

论述题试评述历史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1、（1）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

这种政治观被称为道德政治观或伦理政治观。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和古希腊学者们的认识。

中国儒家学说对政治的阐释，直接寄托了他们对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

而在古希腊，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正”，一个“理想国”就是一个“公正”国，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

而亚里士多德则把国家等同于“最高的善”，认为它是人相互间的一种道德性结合，这些都是道德政治观或者伦理政治观的体现。

这种政治观体现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期望和价值要求，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生活和活动的衡量标准，体现了人们对“政治”应然状态的追求。

但是，这种观念仅仅从社会价值的层次上把握政治，重哲学思辨和抽象的伦理价值而轻社会现实，无法现实地反映社会政治生活，也不能深刻揭示社会政治的本质；
（2）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和外化。

这样的政治观往往与宗教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是中国的“天”还是西方的“上帝”，人们都凭借对它的崇拜来赋予“政治”以合法性，从而定义政治。

这种政治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政治观，因而是不科学的；
（3）认为政治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活动，包括对于权力的追求、运用和维护，对于政治含义的这种理解被称之为权力政治观。

在中国历史上，权力政治观的代表当属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

他们主张，政治之道在于法、术、势，即政治权力的获取、保持和运用。

在西方，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认为政治本质上就是获取并保持权力，政治的手段则是玩弄权术。

现代西方诸多思想家，诸如马克斯·韦伯、哈罗得·拉斯韦尔等人就是从权力角度定义政治的。

这种政治观主张从政治的现实状况出发把握政治，触及了政治的现实内容。

但是，它忽视了政治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特定的价值和道德，也没有指明权力背后的实际动因，因此，对于政治本质的把握是不深刻和不全面的；
（4）、认为政治是公共管理活动，这是一种管理政治观。

在中国，孙中山曾从这一角度来简明地界定政治，他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在西方，也有许多政治学家从管理公共事务来探讨和阐述政治涵义。

这一政治观把握了政治公共性和管理
性特点，具有容易同政治实践相吻合的特点，容易从社会实践中得到验证，但是，它忽视了政治还有统治性的一面；
（5）认为政治是对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

这一定义由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提出，并且在当今西方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和引用。

对于政治含义的这一确定，指出了政治活动的基本对象是社会价值物，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政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是分配社会价值物的决策活动；这种分配是权威性即合法强制性的分配。

这一政治观指出了政治生活的内容、方式以及标志，但是，它没有揭示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及其方式形成的深层动因，同时，把政治活动仅仅限定于分配性决策，亦具有片面性。

论述题试述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特点
（1）从研究方法与研究体系的角度看，中国人注重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即把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视为一体，政治研究实际上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综合研究；
（2）就研究内容而言，从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特点似可概括为“伦理政治学”。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目”，这大体上说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最好概括。

中国政治学强调正确认识世界，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远大政治理想，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家庭/单位治理，大到地区和国家发展，治国之道包含天人合一、圣贤政治、等级秩序、家庭伦理、忠孝观念、重民爱民等广泛内容。

三纲五常，被视为维持一个等级尊卑关系的稳定和睦的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

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就是一个有关华夏文明建设的宏大理论。

在这个宏大理论中，“家”的特征明显，且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统治者被设定为一个“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统治；
（3）从具体的研究角度和成果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研究在以下方面形成了理论要素和理论观点：君权神授说；圣贤政治观；伦理政治与尊君思想；重民养民教民思想；德刑兼重；法、术、势统治术；重农抑商思想；天朝大国理想；忠孝观念，三纲五常；等级制度；守旧传统，祖宗法制不可更改；“汤武革命，应天顺人”。

简答题
1、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什么是权力？如何理解这一含义
（1）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是一套执行政策和决定的能动的工具；
（2）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含义：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对人的制约关系，是权力施动者对受动者的制动关系，同时受动者也对施动者和权力过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次，权力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人或者机构对另一个人或者机构的驾驭能力和制约能力；再次，权力是一种工具，权力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是行使权力、执行政策的载体和依托。

论述题
1、试述划分“公权”与“私权”的意义是什么？
答：“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是对“权威”与“自由”关系的界定和确认，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1）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共权力有效行使的保证。

如果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对“公权”和“私权”做一个划分，从理论上提供理论依据，从法律上提供法律保障，这就为公共权力机构有效行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律准绳。

使权力得到有效行使和利用；（2）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保障。

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机构工作人员的私利目的却往往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侵害。

如果对“公权”和“私权”进行明确划分，就能从法律上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防止公共权力机构对公民权利的损害；
（3）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从理论上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并从法律上赋予公共权力效力范围，规定公民权利保护范围，为二者各自的活动界定范围，能够有效防止“公权”超越其界限而产生的对“私权”的侵害；
（4）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够对公共权力有效行使提供保障，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

权力的范围有所限制，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并受到约束和监督，权利得到合法保护，这是对社会秩序的基本确认。

经验事实表明，权力的滥用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使权力得到有效限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2、试述政治权力具有哪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