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梭罗

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我衷心接受这句名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

”我也十分希望看到这句话被迅速、系统地实施。

如果该思想被彻底实施，最终将会得到大约这样一个结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这也是我坚信的。

当人们准备好接受它时，这便会成为人们将拥有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

政府至多算某种权宜，可带来方便，但大部分政府通常、所有的政府有时都不带来方便。

我们一直以来谴责常备军。

常备军人数众多，机构繁冗，好采用暴力，所以反对声此起彼伏本为理所应当。

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谴责会指向常设政府，常备军只是政府的一条手臂而已。

政府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人民选举出来执行自己意志的形式，但当人民需要它执行民意时，它却像常备军一样可能被人利用，甚至滥用。

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就不同意这种做法。

现在的美国政府是过去留下来的，但是历史不长。

它始终在努力要把自己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实际上每一刻它都在丢失一些东西，不能让自己完好无损。

它本身不像一个活人那样充满生机和力量，因为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

对人民来说，政府倒更像是一杆木枪。

虽然如此，它却并非完全不必要，人民总是需要这样一种复杂的大机器，听一听它的噪音，以此满足他们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想法。

这样一来，政府们的优势便显露出来，展示出它们是多么有能力去指挥国民，欺骗自己，只为了一己私利。

这样当然很好，我们也必须接受。

但是，这个政府却从未想过促进任何事业的发展，而是身手敏捷地走偏了。

它不去促进国家的自由，也不去稳定西部的骚乱，更不好好以身作则教化国民。

美国人天生自带的性格，创造了美国人现在所有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政府干扰，他们还会做得更多。

政府作为表达人民意愿的一种工具，是一种可提供便利的权宜工具，人们非常乐意通过它保持彼此独立。

但正如我从前所说，当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宜时，它就最大限度地独立了。

贸易和商业若不是像印度橡胶一样有足够的弹性，就无法跳过立法者们不断设下的一道道障碍。

如果我们根据立法者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那他们真应当同那些把障碍物放到铁轨上的调皮捣蛋者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如实地讲，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比起无政府，我更赞同有一个好政府。

让每个人都说明什么样的政府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将是政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毕竟存在现实原因。

为什么人民一旦掌握权力，便会立刻同意由多数人来进行统治，并持续统治很长时间？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权力，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群体来说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

但是，在诸多政府形式中，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

那么，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多数只决定那些可以根据权宜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

遵守法律就是对正义的尊敬，这种思想并不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是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都有义务去做。

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

法律并不让人正义，一丝一毫都不会，法律只是让人服从自己，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也可能因为严格遵守法律而成为不公的代言人。

那么，对法律的绝对遵守一般会得到何种自然结果呢？你也许看见过一队士兵，上校、上尉、班长、士兵、军火搬运工……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行军，跨过高山，穿过溪流，奔向战场。

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内心的意愿，甚至有悖常识和道德，所以，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军，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惊肉跳。

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行动只是一纸军令，是该死的公事，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是渴
望和平的。

那么，他们算什么，还是人吗？或许他们只是移动的堡垒、弹盒，在为某些不择手段的掌权者效劳？参观一下海军造船厂，盯着某个水兵，你就知道，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美国政府可以施这妖术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我们在这个海军身上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影子或记忆。

他只是被安排在外面站岗的人，活着。

而有人说得好：他其实早就带着陪葬物，埋在武器堆里了，不过也可能是：
没有一声送别的锣鼓，没有讣告，
当他的尸体被草草埋进“堡垒”，
没有一个士兵为他鸣枪送别，
在我们的英雄埋葬的坟前。

大批的人不是作为“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而是作为肉体机器。

这就是常备军、民兵、狱卒、警察、临时兵团等。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他们把自己降格成为木头、泥土或石头。

也许可以大批量制造木头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此，这些人就像卑微的稻草或是一块肮脏的烂泥，还需要什么尊严呢？他们的价值充其量就是一匹马或是一条狗。

然而，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被普遍认为是良民。

其他的那些议员、政客、律师、外交官、高官，用他们的头脑服务国家，却毫无道德观念，可能为魔鬼服务却浑然不知，就好像魔鬼才是他们的上帝。

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人——英雄、爱国者、烈士、广义上的改革家和其他用良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往往都在抵制这些行径，所以统统被它视为敌人。

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不应被降低成一块“泥巴”，只为“挡住墙上的风洞”。

当他脱离世俗、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说：
我生来高贵，故受不得奴役，
我不比任何人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
我不是有用的仆人和工具，
不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服务。

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同胞，却仿佛被人们认为无用、自私；有的人只奉献了一点点，却被高歌为恩人、慈善家。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正直之人呢？我回答：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

如果它同时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能承认这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权的存在，即当暴政或无能甚巨，超出人们的忍耐极限时，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抵制政府。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至少现在的情形还不至如此，而1775年的那场革命才适用。

有人可能会告诉我说：政府对运进本国港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征税所以它是个坏政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因为不用进口商品我也照样活得挺好。

所有的机器运转起来都会有摩擦，有的摩擦甚至可以弄拙成巧，其益处抵消了其弊端。

不管怎样，要是有人揪住摩擦不放大做文章，则罪不可赦。

但当摩擦的力量大到控制机器，出现系统性的压迫和掠夺，那么我说，这样的机器我们不要也罢；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打着自由国度的幌子，而其六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奴隶，而一个国家全境都被一支侵略军霸占，被不公地蹂躏，被军法统治，以我个人所见，就算是老实人，现在就反叛和起义都绝对不算早。

使该义务更加急迫的是这个事实：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但侵略军却是我们自己的。

佩利，公共权威，在道德问题上著述颇丰，在他的文章《论公民的服从义务》中，他将所有公民责任都解释为“权宜”，并接着解释说：“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它，也就是说，只要抵制或改变所建立的政府会引起公众不便，那么上帝的意志便是：遵从既定政府。

”一旦认同这个原则，判断每个具体的抵制案例是否正义，便简单多了，也就是一方面计算现存的危险和伤痛的数量，另一方面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和矫正这些危险和伤痛的代价。

他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

但佩利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适用权宜规则的情况：当一个民族或个人必须伸张正义时，无论代价是什么。

如果我昧着良心从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手里夺下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么，即使我会死去，也必须把木板还给他。

根据佩利的观点，这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自救的人才应当毙命。

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必须停止征伐墨西哥，即使那样会让这个民族消亡。

各国在行动上支持佩利的观点，但人们真的认为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马萨诸塞州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一个装腔作势的娼妓，穿着银灰色外衣的荡妇，
无论如何挺直身体的线条，她的灵魂都在肮脏的泥里拖行。

说实话，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并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方政治家们，而是千千万万的奴隶贩子和农场主们，他们对商业和农业的兴趣远大于对人性的关注，准备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死守阵地，继续非正义地对待奴隶和墨西哥。

我的论战对象不是遥远的敌人，而是那些在家里穿戴整齐、和远处的敌人合作或指挥他们的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我远处的那些敌人本是无害的。

我们习惯地认为，改革发展得这么慢，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统治阶层那一小部分人，并不比被统治的民众有实质上的智慧优势或别的优势。

很多人是不是像你一样优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的善，这种善会让整个面团发酵成功。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自居，却稳稳地坐着，双手插兜，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不做；他们甚至先谈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把自由本身推后；在茶余饭后，他们一边阅读行市价格表，一边看着从墨西哥传来的最新建议，然后，可能就进入了梦乡，枕着价格表和那些建议。

那么今天，正直之人和爱国者的市价又是多少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迟疑了，后悔了，有时也请愿，但他们总不愿积极地做些什么，做了也没啥效果。

他们会等待，端庄地坐着等待，等待有一天别人消除邪恶，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后悔了。

而现在，他们顶多会上交一张廉价的选票以示微乎其微的抗议，或对正义表示微弱的支持与良好的祝愿，他们也就这样了。

当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出现，就会出现999个人拥护美德。

但是，和一件东西的真正主人打交道，比起和它的暂时保管者打交道来说，要容易得多。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虽然牵涉道德问题，但其实就像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

投票者的品行不会掺杂在赌局中，人们又不用道德下注。

我投了选票给我认为可能正确的那方，但我并不十分关心我的这个正确选择是否会获胜，我更愿意把它留给多数派去决定。

因此，投票的责任，从来都没有超过权宜的范围。

即使人们是为正义投票的，也没有为正义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人们，你希望这一方获胜。

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

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

将来有一天，强势多数最终还是会投票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漠不关心，或是因为奴隶制已经自然衰落到所剩不多，那就索性投票完全废除吧。

最后，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奴隶。

只有扔掉选票以保自由的人，其选票才能真正加速奴隶制的废除。

我听说在巴尔的摩港还是哪里，举行了一场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参会人员主要是编辑或职业政客。

但是我想，他们决定推举谁，对那些独立、明智、受人尊敬的人来说又能算什么呢？难道，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诚实？我们不能指望有独立的选票吗？这个州里有很多人都没去参加大会啊！但是，不，我发现，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们——暂时这么叫吧——刚一起身投票，就会对自己的国家绝望，同时国家有更多的理由不对他们寄予什么希望。

这样的大会选出了候选人，值得尊敬的人则迅速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可选。

这就证明了值得尊敬的人们，只能是被煽动的对象和达成某些人特定目的的工具。

他的投票不具有任何价值，充其量还不如一个没什么原则的外国人，或者被买通了的本国人的选票。

我的邻居说：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怎会受别人的左右！我们的统计数字出了错误：选票数量大大超过了实际人口数。

在美国，平均一千平方米有多少人？几乎不到一人。

难道美国就不愿给人一个愿意在此定居的借口吗？美国人已经堕落成一个怪物救济会了——以交际器官发达著称，却明显缺乏智慧和乐观自主精神。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救济院管理有序，发展良好，于是一身正义的打扮，为救济那些孤儿寡妇四处筹钱；总之，活着就是冒险，只能靠互助保险公司帮忙才能存活，因为保险公司答应他们不会死得很不体面。

自然，为了消除任何恶——甚至大恶——奉献自己，不是个人的职责，或许他还有其他正经事忙着去做。

但是，他至少应当完全和它划清界限，这便是他的职责，根本不去思考它，因为思考它就是给了它实际上的支持。

如果让我投身于某种追求或某种思想，我首先要确定自己不是在跟随别人的意志，坐在别人的肩膀上进行思考。

我必须离开这个人，这样他也能自己追求自己的思考。

让我们看看多大的不协调同时共存吧。

我曾听一位同乡说：“我倒想让人们命令我去镇压一场奴隶暴乱，或是加入到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去，等着看，看我会不会去！”这些人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但正是这些人，直接用他们的效忠、间接用他们的税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

有一种士兵是我们大加赞赏的，他们拒绝参战任何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鼓掌的正是那些从不拒绝供养挑起不正义战争的政府的人们，正是那些行为上和权威上都被这个士兵漠视甚至蔑视的人们。

好像这个国家会悔过当初，所以雇了一个人，当它一做错就鞭打它，但它却从未有一刻让悔恨阻止自己犯罪。

这样，在秩序和国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最终等于被迫尊敬并支持了自己的卑贱。

羞愧之色一闪而过，无动于衷立刻取而代之；从对道德的漠视，变成了不道德，道德对我们已经过成这样的生活来说，本就不那么必需。

最盛行的错误影响也最广泛，只有最无私的美德才能支持它的传播。

爱国主义美德常引起轻声的责备，越高尚的人们越容易这样做。

有些人不赞成政府的品德和策略，却依旧效忠并支持它，所以无疑是它最忠实的支持者，所以是改革最大的障碍。

一些人向州政府请愿，请求解散联邦政府，请求不遵从总统的意志。

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解散，解散自己和州的关系，拒绝向州库交纳钱财？他们和州政府的关系，不正像州与联邦的关系吗？州不能抵制联邦的理由，不正是他们不能抵制州的理由吗？
懂了这些就满足了吗，还蛮开心的？他明知自己受到了侵害，那还有任何开心可言？如果你被邻居骗了一美元，知道你被骗了就够了，不用行动了？或是到处去说你被骗了，或反复请求他把钱还给你，这就算完了？你会尽全力讨回你的一切，并保证永远不会再次上当。

正确地认识和行使正义，并按原则行动，会大大改变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

行动本身，从本质上讲就是革命性的，把任何旧事物抛诸脑后。

行动，不仅将各州分开，将教会分开，也分离家庭；它也分离个人，把恶魔从他的身体中驱逐，只留下真善美。

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那么，我们应当去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去完善它们，等它们成功完善后才遵守？或者干脆现在就对它们置之不理？一般人在这个政府体制下，通常认为应该先等一等，等到说服大多数人投票修改法律。

他们还认为，如果抵抗，那药方就比恶疾本身更
邪恶了。

但导致药方比恶疾更邪恶的，正是这个政府本身的错，是它把一切搞得更糟了。

为什么它不能有点预见性，并为改革提供帮助呢？它为什么不能珍惜智慧的少数人呢？它为什么还没受到伤害就开始大叫并反抗？它为什么不鼓励它的臣民纠正它的缺点，既然自己没有纠正好？它为什么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伽利略驱逐出教会，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徒？
人们可能会想到，故意挑衅权威的行为，是政府唯一没有明确定罪的罪行。

但是，为什么没有明确而适当的相应处罚呢？如果一个人分文未有，并拒绝向本州交纳9先令的税款，据我所知的法律，他就要被关进大牢，时间多久就不好说了，这要由把他送进大牢的那伙人决定。

但是如果他在州里交高于9先令90倍的钱，他很快就会被释放，不管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如果不正义是政府机器必定要产生的摩擦，无法避免，那么，随它去吧，不管了；可能有一天它会磨合好的——当然，也可能有一天它终会磨坏。

如果不公正不是机器的摩擦，而是专门配有弹簧、滑轮、绳子或曲柄，这时，你就要考虑是否药方并不比恶疾更糟了。

但是，如果性质变成这样，就需要你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可如何是好？我说：不遵守那法律就好了。

让你的生命成为反摩擦力，停止机器的运转。

不管怎样，我要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把力气用在助长自己所唾弃的不公正上。

至于州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方法，我还真不看好。

那些方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以至于超过了人们一生的时间。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适宜生活的好地方，而是要先活着，不管好与坏。

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能做的只有某些事情。

正因为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所以也没有必要向州长或立法者请愿，就像州长和议员们不必向我请愿一样。

而且，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请愿，我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没有提供解决方式。

所以，出问题的其实正是宪法体制，它是罪恶本身。

这听起来好像太激进、太固执、太严厉了，但对待这样的宪法体制，这是最斟酌、最温和也是唯一可用的精神了，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感激与接收。

凡是改变，方向都是向上的，如同出生与死亡时身体的颤抖。

我毫不犹豫地说，那些宣称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们，对马萨诸塞州给予个人形式和物质上的所有支持，应该马上统统停止并撤回，而不要等废奴势力成为大势后投票解决。

那种权利是痛苦的。

我想，只要上帝与他们并肩，这就足够了，不用等什么多数投票之类的了吧！而且，一个比邻居们正义得多的人，本身一个人就是大多数了。

我每年都会和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代表州政府，有一次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是和收税官打交道。

他是像我这样的地位的人，唯一必须和政府打交道的形式。

政府有它明确的态度：“承认我。

”在这种情形下处理这种事情，要表达你的不满和讨厌的情感，最有效、最简单的必经之途，就是否定它的存在。

我的一个公仆邻居，也就是那个收税官，正是我要用这种方式对待的人。

毕竟我要反对的不是一张没有思想的羊皮纸，而是人。

这个自愿当了政府代表的人，为政府效力。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会认为我是个疯子，一个扰乱治安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把我当成他所尊敬的邻居，和一个好人。

如果他不能在两者之间权衡，就不能有所领悟，就无法克服障碍成为亲切有爱的人，言语和善，不出现过激的想法并言行一致。

我很明白：如果我认识的人中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十个人——即使只有十个诚实的人，或只有一个诚实的人在马萨诸塞州解散奴隶，并因为实际上停止了和政府在奴隶方面的合谋被关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已经开始废除奴隶制了。

因为不管开始多么微小，只要做了，就永远有效果。

但我们更喜欢谈论，谈论说废奴是我们的使命。

有很多报纸在为改革服务，但没有一个人。

就拿我令人尊敬的邻居来说，他是本州的大使，宁愿黑天白昼地致力于在议会大厅解决人权问题，也不愿冒可能被关进卡罗莱纳州监狱的风险。

马萨诸塞州迫切地想把奴隶制的罪名嫁祸在这个邻州上，虽然它发现只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可以作为争吵
的理由。

我想，只要这个大人物愿意坐在马萨诸塞州监狱里，立法院第二个冬天就不会再继续回避讨论奴隶制的问题了。

如果一个政府出现非法关押，那么，正义的人的正确归宿便是监狱。

马萨诸塞州为崇尚自由和不那么沮丧的人们，准备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监狱了，它亲自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或者关起来，而他们实际上早就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自我放逐了。

这里有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徒，要为自己的部落洗刷冤屈的印第安人有幸会在牢房中遇到他们。

那是一片虽被隔绝却开满了自由与尊严之花的乐园。

在这里，马萨诸塞州政府放置不同意见者，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狱，而就是这里，却成了这个盛行奴隶制的州里唯一一个后花园，崇尚自由的人们可以有尊严地继续。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影响消失在那里了，他们的声音不会搅得当权者的耳朵不得安宁了，他们在围墙内就不再是敌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不知道和错误比起来，真理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也不知道，经历过些许不公的人，当不公再次出现时会变得多么有力量和有效果。

扔掉你的投票权吧，不只是那张纸，而是扔掉你的全部影响。

面对多数，少数无力反抗，只能服从，这样就连少数也算不上了。

但当少数使出全力去反抗时却能战无不胜。

如果在这两个选项——把全部的正义之人都送入监狱，或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如果有一千人今年都拒绝交税，这就不是血腥和暴力的措施了。

而我们交了税，州政府就有能力实施暴力，出现无辜的鲜血。

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

如果税收官，或其他任何公共官员问我，正如一个人已经这样问过：“我该做点什么？”我回答说：“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什么的话，就辞职吧。

”当国民拒绝效忠，官员已经辞职，和平革命就完成了。

良心受伤了也会流血吧。

这种创伤，会剥夺一个人真正的气概，生命随着鲜血流淌，直至精神上的死亡。

我现在就看到这种鲜血在不停地流淌。

我曾经目睹一位犯人的关押，而不是没收他的财产（虽然关押和没收财产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坚持最纯真正义的人们，也就是通常对腐败州政府最危险的人，往往没有聚集起过多少财富。

使人们富裕起来，政府到从来没用过什么心思，所以一项它觉得非常小的税项，在人们看来都像抢劫，尤其是人们交不起就必须得用双手去进行特殊劳动时。

即使一个人完全靠自给自足，从来没用过钱这种东西，州府也从不犹豫地叫他必须交税。

但是富人——这不是在做恶毒的比较——常把自己出卖给那些能使他致富的机构。

肯定地说，金钱越多，美德越少；因为金钱连接人与欲望，使人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获得金钱也不需要什么美德。

钱拿出来，征税官就不会问东问西，没钱的话，无数问题就蜂拥而至了。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多余且难以回答，就是怎么花的。

这样，有钱人的道德根基就从他的脚下被挖了出来。

当所谓赚钱的手段增多时，生活的机会便随之减小。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他能为自己的心灵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他做穷人时的美好的愿望。

希律王的一个爪牙对耶稣说：“给我贡钱。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接着说：如果你使用这个带有恺撒头像的钱，那就说明你属于这个国家，并享受恺撒的政府带来的好处，那么当恺撒要求时，你就该还给恺撒本属于他的东西，因为正是恺撒使得这些硬币可以流通并有价值。

根据当时的情景，基督回答：“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但希律王的收税官们的智慧并未开光，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我和邻居中最向往自由的人们交谈时，我意识到，尽管他们或许谈论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对社会公共稳定表示关注，但关键是他们不能没有当局政府的保护，他们害怕违背政府的后果可能会危及到他的财产和家庭。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不认为我需要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保护。

但是，当政府要我交税而我拒交时，我的钱财才会迅速被政府夺走或浪费掉，我和我的家人才将永无安宁之日。

生活真艰难，诚实的人要在物质上过上舒服的生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积攒财富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又会失去它。

所以，你只能受雇于人或蹲在某个地方种一点儿庄稼，赶紧吃完。

你必须生活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