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档]需求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来源（马晓河）：

需求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来源（马晓河）：
宣讲家网站报告发布时间：2010-12-17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核心就是三个“主”：科学发展是主题，发展方式是主线，经济结构调整是主攻方向。

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结构转变，即需求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要素结构转变。

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通过努力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而阿根廷、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三大结构转变出了问题。

日本是二战后迅速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典范。

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7美元，1955年是209美元，1965年是890美元，1970年是1940美元，1980年是1万美元以上，1988年是23000美元，超过美国。

为什么日本能从47美元较快上升到目前的3万美元？它有如下几条经验。

一是产业结构转换顺利。

日本二战战败以后，利用人力资本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了十几年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积累了资金，第二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像我们现在一样炼钢铁、搞水泥、修路、建桥，由于钢铁过剩，日本的很多桥都是钢铁建的。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搞高加工度化产业。

20世纪末期，他们的产业结构又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方面转化。

现在日本在机器人领域是很厉害的，日本的高档数控机床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二是需求结构能紧密配合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穷，储蓄率低，所以它的投资率非常低，20世纪50年代初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
有20%多。

现在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4%—45%。

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它的投资率就提高了，达到将近40%，基本适应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变换。

最后日本要建立消费型社会，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投资率开始下降。

与投资率变化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变化。

消费率就是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消费率从70%多一直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59%，1970年以后开始上升，目前是75%。

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这是比较低的。

三是社会结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日本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基尼系数只有0.3。

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快到0.5了。

由于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小，中产阶级成长非常快，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

此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也达到了70%。

中产阶级比较理性，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

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强权社会，要么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民主社会。

四是政治结构。

日本的政治结构也就是民主政体转换成本最小，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美国引进西方民主到日本以后，日本的权力结构开始变化。

皇权被高高挂起，真正的决策权在议会和首相府，而议会和首相府由选民来选，议会和首相府互相制约。

韩国比日本后发展二十年，但韩国也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

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美元，1970年是270美元，1977年是1000美元，1980年是2330美元，1990年是5770美元。

大家记住，1990年是韩国的转折点。

1990年的5770美元
相当于2010年的1万美元。

2002年韩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9900美元，2007年是15000美元。

韩国的经验跟日本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等结构的转变。

巴西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是军人政府掌权，军人政府上台以后强制推进经济发展。

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

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国民收入是2790美元，这时候韩国的收入比巴西高1倍。

2006年巴西的收入是4730美元，只是韩国的四分之一。

巴西跟韩国比，是典型的“醒的早、起的晚”，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巴西的产业结构转换不成功。

军人政府上台以后盲目搞进口替代战略，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推进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业。

当时巴西的劳动力特别多，巴西的土地是大地主所有制，好多佃农在农村没有地就进入城市，而政府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搞什么进口低碳、重型工业，像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那样重工业优先，但国家又没有钱，劳动力又不能变成钱，最后只能引进外资，结果导致外债过多，核心产业竞争力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

二是巴西的需求结构转型也不成功。

巴西社会的投资率非常低，贫富差距非常大。

巴西一直是富人特富、穷人特穷，两极分化很严重，中产阶级占的比重非常低，所以社会不理性。

军人政府倒台以后，巴西的民主政体特别混乱，巴西的贫民窟警察都不敢进去。

巴西的基尼系数非常高，1960年时就达到了0.5，1995年达到0.6，就是说，它的这种需求结构不支持它的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三是巴西等国家社会结构不稳定。

泰国的社会结构跟巴西的差不多，现在泰国是精英领着两个群体在搞选举：一群精英领着农民搞选举，另一群精英领着城市居民搞选举。

后来民主不行了，就出现暴力，你打我抢。

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中产阶级，穷人一般不太理性，哪怕给他一个面包、一件衬衫就跟人走了。

泰国是这样，
阿根廷也是这样，甚至菲律宾都是这样。

菲律宾一直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它的中产阶级没有壮大到足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程度。

此外，巴西还长期通货膨胀。

由于政府没钱，到处借外债，老百姓又没有储蓄，只能发货币，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我记得有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0%，那一年巴西人民是用塑料袋装钱去买东西。

四是过度城市化。

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它跟印度差不多，城市化优先于工业化发展，叫城市化优先。

在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的时候，它的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是56%；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500多美元的时候，城市人口占67%；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75%；人均国民收入到4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83.6%。

首先，这种过度城市化过早地占用了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没有运用到产业发展方面，使社会发展没有产业支撑。

其次，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以后，由于政府没钱、没能力为这些居民修路、建房子、提供公共服务，导致一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

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国家要培养中产阶级、橄榄型的社会，二是不要搞通货膨胀，三是工业化要跟城市化相适应。

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目前，中国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要求非常迫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给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的供求关系是一种三角关系：第一种类型是美欧等消费型国家，他们的消费大于供给。

第二种类型是中国、印度等生产型国家，生产大于消费，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向外出口。

第三种类型是中
东、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有铁矿石、黄金、稀有金属、木材、天然气，他们采掘这些资源，粗加工或精加工后卖给世界各国。

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正常的供求关系被打乱。

首先改变了美欧国家。

美欧国家现在出现一个区域杠杆化趋向，就是美欧发达国家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减少借贷。

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储蓄率是负0.41%，目前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6.8%，这样一来就会减少进口。

中国最近这几个月的出口增幅在下跌，国内的生产机器没有停止运转，国内产能在不断增加，但欧洲国家在减少消费需求，那这么多产能谁来消费？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明确说，美国下一步要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同时今后美国的出口在五年内要翻一番。

美国今后出口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将对我国形成一种高端市场的挤压。

在低端市场上，我国也受到挤压。

金融危机之后，在美欧市场上大量出现了洪都拉斯、孟加拉、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商品。

这些国家在生产与中国一样的产品，他们的劳动成本、土地价格、污染成本等比中国还低，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正在替代中国产品，就像10年前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

这就是中国目前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原因。

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夹缝中，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产业分工在国际上有一个微笑型曲线，左上端是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右上端是品牌服务市场、零部件供应，下边是加工组装。

左上端和右上端利润率高，能达到20%—25%，下边加工组装利润率最低。

中国的产业大部分都处在加工组装环节，所以中国过去只能靠做大规模赚一点小钱。

大家看一下美国苹果手机的利润是怎么分割的？一部手机600美元的利润，美国苹果公司占60%，韩国人开的公司占13%，日本人和东亚其他国家占26%，中国只加工组装，分到6.54美元，也就是1%。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两难：第一，做大规模，产品卖不出去，国内也消费不了。

第二，不做大规模，又没有高端产业做支撑。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去年中国生产了200亿件服装，我们只有13亿人，全世界60多亿人，平均每人多少？去年中国造了60亿双鞋（皮鞋、塑料鞋、布鞋），加上一次性鞋将近90
亿双，还有7亿吨钢铁， 16.5亿吨水泥， 6.2亿部手机，1.8亿台计算机，1亿台彩电，到今年年底汽车的产能会达到1800万辆。

大家想一想，如果外国减少需求，我们的产品能卖到哪儿去？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选择难题
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加快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其次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但目前在这两个途径上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

第一，收入结构和体制安排不利于增加消费。

从需求结构调整看，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消费是对的，但缺乏培养和形成中等收入者的政策和机制安排，广大老百姓收入上不去就增加不了消费、扩大不了内需，这是我们当前遇到的矛盾。

我们的收入政策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不利于增加消费，而是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

在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比如1992年到2008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就是把卖地收入也算上，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了将近4%，企业占的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8%，老百姓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2%。

政府、企业拿的钱越多，就越倾向于投资，而消费主体是老百姓。

最近有一个新问题，中国储蓄增加的最大贡献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企业和政府。

在微观上，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向高收入倾斜。

城镇居民里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占城镇总人口的40%，这40%人口的收入占城镇总收入的比重在2000年是26.5%，
到2009年下降到19.5%。

城镇最低收入者占城镇人口的20%，其收入占城镇总收入的比重是7.3%。

20%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在2009年已经上升到了40%，而且是不算房子、汽车。

穷人增收后会增加消费，每增收100块钱，会把大部分钱用于消费，但富人增收后是增加储蓄。

2009年有一个分析数据指出，富人每增加100块钱收入，45%用于储蓄；城市低收入者每增收100块钱，80%用于消费；农村人每增收100块钱，198%用于消费，是赤字消费。

如果收入政策继续向高收入倾斜，那么是鼓励消费还是鼓励储蓄？
要想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2008年全国七大垄断行业的职工是28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拿的工资总额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其它92%的职工只拿45%的工资。

所以现在人们找工作都想去电力、电信、石油、银行等行业，这是垄断造成的不平等。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区域性特点特别明显，北京保北京、上海保上海、青海保青海。

这样一来，越是经济水平高的地区，越是正规的单位，越是有正规职业的人，保障程度越高；越是落后地区，越是边缘群体，保障程度越低，越是需要保障的人越是没有保障。

尽管我们有目标，要到2015年“十二五”期末实行全覆盖，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全覆盖，城镇养老保险平均覆盖率是36%，边缘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在没有保障或者保障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得要攒钱，以备养老看病等必需。

中国的城镇化还要加快发展。

目前城镇化率只有46.8%，离韩国、日本的70%还远着呢。

这意味着要投资，所以投资还是降不下来，要想非常明显地改变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还非常难。

前几年，改革在一些政策的安排设计上对消费不够重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消费，所以网上有一个顺口溜：住房改革把你口袋掏空，医疗改革给你提前送终，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疯，国企改革让你下岗停工。

这些顺口溜虽然不那
么正确，但形象地说明了老百姓的一种恐惧心理，他们要为未来增加储蓄，为下一代储蓄。

比如，九年义务教育非常好，但此后的教育怎么办呢？我去华北地区调查，听到那里的农民说，高中是黎明前的海岸线，高中收费还不算高，一咬牙、一跺脚，三年之后太阳出来了；大学是看不见的地平线，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得两万。

农民和工人如果供着一个大学生的话，还会想消费吗？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今年9月底，全国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机关团体的储蓄，到9月底达到6.2万亿，增长了1.1倍；财政存款到9月底达到3.4万亿，增长51%；企业存款达到23万亿，增长6.5%；居民存款增加14.8%，接近30万亿。

全国都在增加储蓄，按照经济学原理，一般是居民存款、企业贷款，现在中国出现一个特殊情况，企业也开始存款，这是很危险的。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企业增加存款减少贷款、提前还债的现象，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连续10年的经济负增长。

创造财富主要靠企业，企业不贷款，而是增加存款、提前还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我觉得我们真应该好好想想了。

有人说，我们的消费已经很高了，你怎么还说消费低呢？我认为消费高低不是跟自身比，关键是跟投资、储蓄比。

近10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平均在10%以上，但近10年来，中国的储蓄平均增长在15%以上。

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比上年增加消费3450亿，可当年的储蓄存款是1.5万亿。

2004年，全国人民消费比上年增加6980亿，可是当年的储蓄存款增加到3.3万亿。

2009年，全国人民咬牙跺脚增加消费1.68万亿，但储蓄存款增加了131000亿。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储蓄国，在“十二五”中期我国就会向百万亿存款大国迈进。

第二，中国当前调整产业结构也面临问题和矛盾。

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一种适应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过大，第三产业比重低。

按道理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
应该在30%，但目前第二产业达到46%；第三产业应该是60%以上，但目前服务业只有4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以下三大难题。

一是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现代化。

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支撑中国13亿人搞现代化，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搞现代化，农业支撑力不强。

这里有两条原因，一是农业资源向外流出太快，二是农业现代化缺乏主体。

谁来向农业现代化投入？农民没有钱投入，地方政府不愿意投入农业，因为投资农业见效慢，中央的农业投入又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二是工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虚高度化。

中国的工业发展跟第三产业脱离，我国工业发展是初步导向型的，工业发展在低端，靠做大规模，中国工业增长拉动的是国外的新型服务业，这导致中国国内服务业发展不足。

中国工业领域里垄断行业高度集中，竞争性行业的集中度过低，加工制造行业过度竞争，但高科技行业过度对外依赖。

比如现在我国中低端的数控机床卖不了、用不完，但高端的数控机床要大量进口。

复合型精准度比较高的重型或超重型数控机床是非常难造出来的，我国花1300万—1400万才能从美国、日本、德国进口一台机床，我国的制造业和装备业真应该上台阶了。

卫星上天的发动动力是一次性的，但我国在连续运行几万个小时的发动机的技术上还需要努力。

中高端的汽车发动机我国都是跟外资合作，飞机发动机需要引进复制再创新，自主创新不够。

当前我国工业结构里自主创新不强，科技贡献率比较低，目前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服装不到10%。

中国的产业目前在工业里缺乏两个体系：其一，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自己生产资源的技术体系，像奔驰、通用、丰田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企业比较少，我国企业大都是内向型的企业。

其二，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只能给家乐福、沃尔玛，让他们卖去。

由于缺乏这两大体系，我国制造业经济效率非常低，低于美国1倍，低于日本1倍，低
于德国三分之一，但能耗高。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缺乏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导航靠美国的GPS。

目前世界上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有三家，一是美国的GPS，二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三是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要想在亚洲全部定位需要12颗卫星，我国现在才发射了6颗，要想在全球搞一个大的定位系统，像美国GPS那样需要35颗卫星，要完成这35颗卫星的布局得到2020年。

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打起仗来，卫星定位系统是别人的，结果将会怎样？所以我国的科技进步还要抓紧，我们固然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但这些弥补不了我们的缺陷。

我们可以举办一届奥运会、世博会，但科技创新在产业领域上不去将是我们致命的软肋。

现在中国在低端发展工业产业，导致在产业分工中把利润给了别人，把环境污染留给了自己。

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自然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前自主深化，走向了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排放、低效率的道路。

最终结果是，我们把洁净的美好的产品给了发达国家去消费，发达国家反过来说我们向地球排放二氧化碳太多，也就是产业产生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财富积累和环境污染里面选一个均衡点。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也有结构矛盾。

城乡二元制把农民挡在了城外，可以进来打工，但不可以落户。

孩子上学也是另外一个政策，经济适用房也买不了，就业范围也比较受局限，社会保障也跟城市人不一样。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身心分离，人口不能在城市集聚，服务需求减少。

再加上工业把服务业延伸到国外，也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金融、会计、科技、研发、信息等服务业发展不足。

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为生产型社会配套的产业结构，这种结构在
中低收入阶段受现有财税体制刺激，以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利用较低的资源成本和劳动成本，利用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

要想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不对其体制改革不行，不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不行，而核心问题是如果不构建一个消费型社会，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就很难转型。

“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与优化发展思路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十二五”期间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提出了一些思路，收入分配要合理调整，居民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要提高，还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型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等。

明确了目标之后，关键还要看怎么做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有三条途径。

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加快城镇化的核心是让农民无条件的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安排在农村，把市民安排在城市，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城市，恶劣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在农村。

以前这种城乡社会福利对立是远距离的，产生矛盾的几率小，但到2020年将有3—4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其中大部分是新农民工，跟其父辈不一样，他们维权意识强，知识结构新，分享改革成果的要求强烈，他们容易流动，容易集中，容易形成对立，容易激化矛盾。

所以要主动加快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让农民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公共服务。

二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进行再城镇化。

未来中国还会有5亿农民在农村，要通过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农民如果能过上跟城里一样消费水平的生活，他们的消费能力会提高三倍。

现在韩国、日本的农民跟城里人的消费没有差别，主要就是靠制度补贴。

补贴农民不全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整个国
家，为了建设消费型社会，为了消灭过剩的产能。

三是加紧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要通过改革让中等收入者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

一定要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的收入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比重，降低富人的收入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

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实施城乡联动发展，构建互助共进的现代产业体系，所以城乡规划要有联动考虑。

应该按照“大十字型理论”发展产业。

一是纵向延伸发展产业链，比如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搞产业链发展。

二是横向培育产业群，通过园区积聚产业、企业。

一个城市搞规划，千万不要给自己在发展产业上带紧箍咒，要协调好城市发展和产业园区的关系。

园区发展可以通过积聚产业群的方法，产业群的发展有两条途径：首先是复制，复制的关键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复制不了。

其次是引进，引进的关键是引进大企业，形成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最近国家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支持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建立产业专项基金，搞重大产业创意工程、应用示范工程。

大家要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向，将来哪个国家能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哪个国家就能成为强国。

“十二五”期间搞规划一定要注意规划的核心不在产业，而是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工程，企业家和科技人才的培育工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城乡居民增收工程。

今后的中国处于一个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政府、体制还是过去那种治理生产型社会的模式就很难适应新的情况。

比如现在有4亿网民，用管理传统媒体的办法去治理新媒体、新媒介肯定不行，一个村有一个典型事马上全国人民都知道，根本没什么秘密可言，所以要创新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