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之异国形象产生及演变分析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之异国形象产生及演变分析
摘要：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是研究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本文试从在研究异国形象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比照来对《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这篇形象学文章进行分析，找出它的优秀之处以期来学习。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异国；问题；分析
形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形象的学问，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而在研究异国形象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处理不妥则会造成文章的学术价值降低。

一、形象与注视者间的相像度
形象学研究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困惑中：讨论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就像形象是现实的一个“相似物”一样，这就跌入了参考系错觉的陷阱之中，而此类幻觉是经常被揭露的，我们以何客观条件为准来判断形象是否忠实于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呢？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形象是语言（关于他者的语言）；在此意义上，形象显然反射出了它所指称得、表示的现实。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形象的逻辑性，在于其“真实性”，而非其“错误性”。

因而研究形象，就是要弄清楚构成它，认证它的因素；如有必要，还应弄清使其相像于其他人或原始形态的原因。

关于对异国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一味的探讨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现实的关系这一点上，文章着实处理的很好。

作者在写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尤其是泰戈尔在亲历中国，阅读中国时所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形象时写道，泰戈尔对中国的自然风光是赞美不已的。

在写他游历南京时“整整一夜我经常起床去观看沿岸美丽的惊色……好一幅具有完美的自由之神韵的生机盎然的图画。

此情此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而泰戈尔之所以会对中国的一草一木，山水风光特别钟情，是因为这与注视者泰戈尔所在国印度的自然景观上相异不大，地理上同属同方，容易引起共鸣所相关的。

又因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随着泰戈尔在中国居留时间的渐长，中国想象渐趋立体，完满。

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都是赞叹不已的。

而这些也是和印度人民的品质和印度悠久的文化相符的。

中印两国人民都是热情友好的，在战争灾难面前更是英勇无谓的。

而两国的文化方面，中国的佛教更是由印度传入我国的。

因而两国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

所以，本文没有陷入形象学研究所常会陷入的问题之中，相反，却能在为什么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会如此美好的问题上有很好的交代。

二、形象与注视者的共同演变
一个国家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所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变化。

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

一种文学显示出的这种形象对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国家的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总形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答的是：文学对公共舆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研究一个作家，根据他个人的经验，他的关系，他读过的作品，对一个外国产生的印象，当然这位作家必须要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在自己的国家对于文学和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泰戈尔在印度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了。

而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是随着他的阅历和中
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在这篇文章里，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分为三种：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和展望中国。

没来过中国之前，泰戈尔笔下想象中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富丽的天朝。

作者写道：“我(泰戈尔)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

此后那富丽的天朝竟成了我的故乡。

”《天方夜谭》中关于中国的故事给了泰戈尔最初的关于中国的想象。

而对于在他游历日本时所接触到的中国的绘画作品，泰戈尔更是表示很欣赏。

因为那些中国绘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蕴含的道理跟泰戈尔本人的理想是“非常相合的”。

而当英帝国主义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泰戈尔笔下想象的近代中国又是一个含泪的中国。

而当他在1924年亲历中国，来阅读中国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先是对中国自然风光的描述，是“游历视野中的秀美山川”，而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又是“情感投射纵的人文乌托邦”，对中国上层人士的描述，用的是“富有人性”和“人情味”；对中国的劳动者也是赞美不已；他笔下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更是“英勇”，“不会被征服的”，中国“最终会得到独立和自由”。

而因为泰戈尔来华并不是受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欢迎，有一部分人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和给予尖锐的批评的，因而在鲜花和荆棘的双重簇拥下，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完美，中国是“被物质主义扭曲了的灵魂的巨人”。

本文的作者也很透彻的分析了泰戈尔的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既是一种洞见，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误解。

文章分析的很全面，而非一概而论，有所取舍。

而在其结束对中国的阅读后，泰戈尔又对中国进行了殷切的寄望。

泰戈尔笔下的对中国的展望，大致分为三种：一为精神中国，是希望中国能摆脱物质主义的泥沼；二为科学中国，中国靠科学创造的伟大的往昔，也将利用科学开创美好未来；三是友谊中国，寄望于中国能与印度及其他热爱和平的民族保持深厚友谊。

至此，本文也正是按照这条逻辑，一一写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泰戈尔对中国的逐渐了解，他笔下的中国想象是也是在逐步变化着的。

三、注视者文化和被注视者文化间的关联
在二者之间，我“看”他者，但同时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形象。

在个人、集体或半集体的层面，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

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

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我说出了“目光”来自何处及对他者的判断：他者形象揭示出了我在世界（本土和异国的空间）和我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

他者形象如同一种次要语言，它平行于我说的语言，与其共存，又在某种意义上复制了它，以说出其它的东西来。

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受接受美学影响，当代形象学尤为注重对形象塑造主体的研究，认为“他者”形象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子，形象这种语言主要言说的就是“自我”。

那么作者在写道泰戈尔对近代中国的想象是“含泪的中国”时，他想象的是西方铁蹄下的中国，而这一想象则正是基于印度现实基础上所“看”到的，是以近代印度为参照模本而做出的另一种想象。

他在《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书中“英国坐在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她那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她走向死亡……”泰戈尔眼中积贫积弱的缺席的近代中国更是英帝国主义殖民铁蹄下伤痕累累的在长的印度！泰戈尔正是在言说“他者”的时候，用看待中国的眼光来说出了印度的苦难和挣扎，从而言说了“自我”。

四、注视者文化与被注视者之间的交流
在很多的时候，交流是单向的：他是某个个人，某个集团的行为，他们面向异国而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

对于交流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区分，可以分出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

这种优越性全部或部分的影响异国文化。

其结果是本土文化，注视者文化被这个作家或集团视为低劣的。

在此情况下，这个作家或集团就表现出一种狂热，他们对异国的描述也就更多的隶属于一种幻象。

第二种态度正好和第一种相反，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对它产生一种憎恶之情，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发展出一种正面的增值，一种对本土文化所做的全部或部分的“幻象”。

第三种态度是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视者文化是接受者的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这种相互的尊重正面增值产生友善。

第四种态度，就是交流和对话消失了，以让位于一个新的正在统一起来的整体。

在试图重心建已失去的联盟或制定新体系。

而我们知道，如果注视者想要对被注视者有一个客观、正确的描述，两者之间必是要有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双向交流，互相证实彼此，只有基于此，两者间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交流结果。

很明显，泰戈尔及他背后的印度与中国的交流是属于第三种的，即二者地位、境遇都是相当的，对彼此是互相尊重及友善的，因而他们就更有交流和对话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文章交代的很清楚。

首先中印两国同属农业文明，这种以土地和气候为生存基础、以灌溉和种植为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形态决定了两国人民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合一的自然观。

又因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学等各种方面的交流，使得两国间的友谊向来都是源远流长的。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泰戈尔在想象的中国一节中，对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英帝国主义的荼毒是深表同情的，是“含泪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含着眼泪”、“被捆住双手的”的，“亚洲最大文明古国”，一个无奈挣扎的形象。

而这个想象的生成，更是他以近代印度为参照模本而做出的一种想象。

在1861年泰戈尔出生之前，印度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41年泰戈尔去世时，印度仍处于英国殖民控制之下，所以泰戈尔对西方贸易、传教、武装侵略三位一体的殖民渗透政策有着深切认识和刻骨痛恨。

他对积贫积弱之中国现实的描述，处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之外，更是对自身印度同样遭受英帝国主义荼毒的一种控诉。

因而，两国在相同的境遇下是不可能对彼此有优越感存在的，有的只是深深的同情，是一种同病相怜，因而是存在着结实的，平等的对话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印象才可能是客观、正确的。

总之，这篇《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算得上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的一篇好文章，内容饱满详实，有理有据，思路极其清晰，更重要的是把在研究异国形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点都注意到了，着实不错，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汝良，《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3]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陈淳,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宫水晶，(1986.8--),女，辽宁丹东人，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8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