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的现代性原创

“本草纲目”的现代性原创
爱斐儿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在一度中断之后，她于1999年重拾诗笔，并在2004年出版诗集《燃烧的冰》，从诗集的命名可以看出诗人意图用新的创作热情，点燃曾经的“寒冰”。

通过不断探索，她寻找到能够容纳复杂、丰富、细腻的自我情感的载体——散文诗。

2009年转向这一领域后，她的散文诗佳作在《散文诗世界》、《诗刊》、《诗潮》、《诗选刊》、《散文诗作家》等刊物上连连刊载。

可以说，她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完成了从诗到散文诗的“华丽的转身”。

对于诗人自身来说，这种“转身”意义非同凡响，她以富有情感而饱含智慧的抒写，在当代女性散文诗坛中，为自己找到一种价值定位。

灵动的女性视角，丰富而敏感的情感体验，独特的抒写题材和方式，深远而洞彻心扉的大爱思想，爱斐儿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无疑为当下散文诗实践洞开一片新的天地。

2010年，诗人爱斐儿开始创作一组名为《非处方用药》的系列散文诗。

她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元素——中药，作为抒写题材，选取《本草纲目》中的中草药，挖掘其植物性、药理性背后的文化意蕴，并赋予其浓厚的诗性和人性光辉。

在诗人笔下，停留于几千年历史记载中的中草药内涵，得到了一次全新的现代性诠释。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散文诗创作中，《非处方用药》给我们带来一股奇异之风，可谓是散文诗坛的一次有力探索和实践。

一、厚重与创新的历史题材
在题为《非处方用药》的一系列散文诗中，题材的独特最引人注目。

诗人择取《本草纲目》中记录的多味中草药为具体抒写对象，并对这些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的意象，做了现代性的、诗意化的呈现。

作为一名医生，基于独特的生活经验，爱斐儿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入手，将自身丰富而细腻的情感，投射到一味味中草药上，别具匠心的表达赋予这些苦涩无华的中草药以生命的色彩和光华。

诗人将“甘草”、“桃花散”、“可待因”、“五味子”、“款冬花”、“忍冬藤”、“木蝴蝶”、“灯芯草”、“金银花”、“黄芩”等这些我们熟知或不熟知的中草药，化作一首首涤荡人心的诗篇，传达出对人性、世界、自然的真挚之情，可谓是“托药言志”。

如《穿心莲》一诗：
“花开得沉默，心飞得恍惚。

太轻的誓言和太重的命运之间，一种爱怎样摆放才能平衡一个人的一生？”
别具韵味的表达，不禁引人思考，沉默的“穿心莲”以一种什么样的爱去平衡了誓言与命运？再如写“灵芝”的诗句：
“没有一个生命可以与时间抗衡，即使一颗草本的心里安放着救赎的使命。

所以坚持，所以顽韧，所以把百年孤独、千年寂寞淡化为云淡风轻的一瞬。

无非为了有一天，你必经我的命运，接受我献祭一生的挚爱。

引你从悲苦走进欢欣，从伤痛走进痊愈，从绝望走进热爱……”（《灵芝》）
“灵芝”在诗人的笔下也被赋予了“挚爱”、“献祭”的生命神性。

可以说，诗人在题材择取上，的确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个性。

把中草药作为书写对象，曾出现于流行歌曲《本草纲目》之中。

词作者方文
山，也选取了山药、当归、枸杞、苍耳子、五味子等中草药，作为歌唱对象。

但是，在向民族中医传统致敬、体现强烈民族自豪感时，这些中草药名却停留在名词的简单罗列层面，仅仅成为一种抒情的依托，而没有在诗意和思想层面上走得更远。

爱斐儿笔下的诗歌，既渗透着中草药的药理，又蕴藏着强烈的现代意味。

她将89种中草药构建为一个系统，使之存在着逻辑联系，相互勾连，又呈现出丰富的意蕴。

诗人的独创性正在于此。

比如，能“解温热虚浮”的金银花，又能“化孤独痈疽，寂寞肿毒，谎言疮癣”，能“镇心定惊，清肝除翳”的珍珠，又能“修补贫富间的仇隙”。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将《非处方用药》作为组诗总名，其下89章诗歌全以中草药名为篇名，如“甘草”、“桃花散”、“可待因”，格外惹人注目。

且每一首诗歌以单独的一章出现，篇幅精炼，89首诗歌构成89章节，自成体系，章节层次上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厚重感。

诗人用真诚的热情、坦率的心扉，敏感细腻的心思，赋予了这些中草药全新的生命与力量，并站在人性、大爱的高度，诠释出蕴含其内的深刻涵义。

相较于当代散文诗坛不无轻飘、细小、琐碎的题材，诗人选择烙印着中华民族符号记忆的中草药作为抒写对象，显示出异于其它题材的历史文化厚重感。

在对这一民族符号的书写中，诗人又结合自身浪漫的情怀以及文化修养，化用一系列历史典故，使诗篇弥漫着一股浓郁、厚重的古典气息，韵味悠长，诗情隽永。

在题材厚重的基础上，诗歌文本的厚重感得到纵向深入。

在《虞美人》这章中，诗人直接选用千古传颂的“霸王别姬”这一美丽神话，将历史、植物、人物交糅一起，丰富、拓展了“虞美人”的内在意蕴。

《藿香》中，诗人开篇写道：“以蟋蟀之音充耳，拒听八方佞声；以菊花明目，贯看云淡风轻；以清风喂养芳香，驱邪扶正；以沧桑濯足，在人间正道留下君子的足音”，巧妙地借用屈原“离骚体”，而又摆脱逐字逐句的束缚，使诗歌通畅流丽，蕴藏着浓郁的书卷韵味。

《豆蔻》一诗，更是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事件揽括其中，读来目不暇接，颇有时空交
错之感，豆蔻于心，久久不能释怀。

诗人这一系列抒写，使中草药的历史意义，在时空流动中显得异常厚重，同时扩大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使之突破物象束缚，在诗篇中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散文诗作家灵焚在谈及散文诗这一艺术形式时，曾指出散文诗需要“从诗歌中汲取意象的运用与表现手法”，“从散文中摘取其核心部分的细节性描写的特点”，“把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命感悟，放在蒙太奇式的组合性的片段细节群中展现，通过纯粹的意象性细节推演生命的体验、省思与审美”，因此散文诗区别于诗歌和散文的最大美学特征便是“意象性细节”，即“在貌似散文性的细节中，通过意象性语言的运用，把一群具象性的语言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完全诗化了的细节”。

[1] 无疑，在这一美学原则中诗的意象和散文性的细节是两个关键点。

爱斐儿在《非处方用药》中对药物的观察从名称到药性、药理都精致入微，并以之与对应的现实情感，这种题材的处理方式以及描写可谓生动的演绎了“意象性细节”。

爱斐儿通过“甘草”、“桃花散”、“可待因”、“五味子”、“穿心莲”、“款冬花”、“忍冬藤”等具体意象，细致地表达出对爱情、亲情、友情、母爱，以及大自然细敏、深微的感触，并将这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小感触、小情绪融注于系列细节性意象，直至最后升华到富有大爱思想、悲悯精神的高度，践行了散文诗创作“在‘小感触’中表现时代、社会和人生，不仅应该如此，而且是完全能够如此的”[2] 的理念。

对于能够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黄连”，诗人则以较为凝重的语气，铿锵有力的节奏，来充分凸显意象性细节，展开一段精彩的灵魂对话。

“黄连”在“蹉跎”、“峥嵘”的岁月中，感受到“苦味”的痛苦彷徨，甚而显示出“衰老”的影子。

但是，结尾的一句“谢谢。

谢谢你们吱吱生长的声音，让我听到过甜蜜的味道”，写出牺牲者的苦尽甘来，可谓是宕开一笔，
诗意峰回路转。

众所周知，“天麻”能祛风止痛，有镇静、镇痛、祛淤血、抗惊厥的功效。

在诗人的笔下，却有如此叙述“阴雨留下的风湿，创伤留下的剧痛，生离死别留下的气滞与血瘀”，其病根却是深埋身体内的“爱情”。

或许只有“天麻”才能解除病痛，安抚苍茫夜色中孤独的心灵，诗歌结尾如此富有情意。

在此，诗人将“天麻”的物理性、药理性打乱重组，把“爱”这一永恒主题融入，一颗小小的“天麻”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意指能力，这种“爱”也由普通的爱情上升到人类之爱。

《见血封喉》整章，深刻的思想也交融在细致的描写之中：“只等尘埃落定，天谴的眼神自会扫过世道人心，一眼可敌万箭，见血即可封喉”，“一颗心的‘毒’已无人能解—那种超越百毒的感觉，如同一个人超越了恨。

一边过滤红尘，一边深深地爱上—这尘土之上此消彼长的事物”，“即使在劫后余生我的语言依然可以风平浪静：‘忘记吧！那一座鸩酒与鹤顶红明争暗斗的宫闱。

我在，就不容别人为你制造新的伤口！’”诗人入木三分的刻画，足以使我们在酣畅淋漓的阅读中接受高尚道德良知的洗礼。

在《忘忧草》一章中，诗人用“温柔的眼神”、“亲切的呼唤”、“敞开”的“怀抱”及“抱紧”的“双臂”，为我们驱赶“瞳孔”中的“乌云”，稀释“泪腺”中浓的化不开的“盐粒”，搬开“胸膈”中“那块块垒”，“母爱”这一伟大主题通过具体的意象性细节的描写以平淡化、常态化的姿态出现而又不失力量感。

在选择这些习见药物时，诗人显然规避了常态的抒写，没有局限于这些中草药表层的固态定义，而是将中草药自身承载的植物性、药理性，赋予诗性和人性，使三者融合，互有兼容，使这一题材的文化意蕴得到丰富，突破了当下散文诗创作题材雷同、圈子狭窄的所谓缺陷，为散文诗的题材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具有高度的启发意义。

诗歌写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于生命体验的想象和叙述，散文诗也不例外。

深刻、优秀的散文诗作品，更是需要诗人对于社会、人生、生活有真切感触，能在因循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洞其底蕴，并深刻地理解“小感触”
与大世界之间的隐秘联系。

[2] 而要做到这一点，对题材的选择和叙述，显然具有尤为突出的重要性，这其实也能反映出诗人的创作品质。

我们可以说，爱斐儿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优秀诗人。

在《非处方用药》中，她通过饱含智慧和情感的叙述方式，将自身的职业、性情、精神、信仰、襟怀，以及内在生命的丰富与充实，融入到这些具体药物之中，于当下散文诗坛以独特的视角择取题材，显示出一种深沉的“大思考”。

二、融合的语言技巧与意境深度
散文诗的语言，如诗歌一样有着严格要求，“不仅需要语言的陌生化和高度凝炼，而且需要节奏和韵味”。

除开具有散文语言的自由之外，它与散文的具象性语言又有着区别，具有一种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

在《非处方用药》中，诗人爱斐儿对语言的把握，在这些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

《忍冬藤》有如此抒写：“黑暗锋利，星星的伤口闪亮，风声背对冬天走远，”“捂紧你拥挤在天地间的影子，就像捂住一场突起的大风。

”《茵陈》也有这般叙述：“让我香香地闻一闻二月天高地厚的味道。

”《旋夏花》亦有“河流在原野按下五月的指纹，赞美春天的声音开始大面积流行”优美的句子。

有伤口的星星，背对冬天走远的风声，二月天高地厚的味道，河流的指纹，流行的赞美，这些被陌生化的意象，突破了平实、线条式散文语言的局限，读来有一种溢出规范的距离感、新鲜感。

“灯光脱去白昼喧嚣的灰尘，泥泞中的干净。

”（《茵陈》），“比苍老更年轻的光亮烧烤雨中的湿布衫。

”（《灯芯草》），“可以淡，像雾水；可以凉，像星风；可以苦，像一生不能回避的离别，可以臃肿，像你孤单的身影；可以消瘦，像你牵挂的目光……”（《看麦娘》），“总会有人，在曲折中走出坦途，从黑暗中萃取光明。

”（《藿香》），“路在路上，你，又要启程
了。

”（《车前草》）细细读来，诗句中的“泥泞”、“干净”，“苍老”、“年轻”，“臃肿”、“孤单”，“曲折”、“坦途”，“黑暗”、“光明”等，一对对相悖相反的意象和语义，杂糅一起，给诗歌语言带来富有弹性的张力，独特的修饰限定词也使诗歌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散文诗是能调动一切语言艺术的抒情手段来为自己艺术目的服务的文体，它的语言也总是通灵、优美、隽永，有着情真、意醇、精致的特点。

[2] 黄永健在《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对散文诗语言的特征有如下归纳：“因情感细节的展开突破分行诗的语言制约，而显得自然、流畅，因表现的情感立体交叉或网络状，而显得抽象、空灵，因直抒情绪中观念之推移，而颇具旋律性、复沓性。

”[3] 在《非处方用药》中，富有这些特点的句子俯拾皆是，细细读来“穿心而过的空洞，疼得比莲花要美。

比雪莲更耐高寒，在深夜白的尤甚。

”（《穿心莲》），晓畅明白、朗朗上口、一目了然；“迎风就想流泪，转身就哮喘咳嗽。

”（《甘草》），明朗、清晰，以对偶的形式直陈出生理病症；“或许有幸被结成绳索，跟随骏马驰骋，跟随耕牛遍播五谷，跟随帆船进入远景……”（《苘麻》）让我们“跟随”诗人一起去感受苘麻“曲曲直直”、“是是非非”的世界，语言简练有力度；“等到羊群找到了牧人，琴弦找到了知音。

等到金秋穿越了绿色的森林，时间不改变速度的一贯。

等漫山遍野的野罂粟找到了病因般的美，等到真理般的诗歌成为一种瘾。

我等在文字的那端。

等不来被爱就去爱你。

”（《可待因》），六个“等”字一连使用，一气呵成构成系列排比，为诗歌构建起一种内在起伏、自如的旋律感。

同时，诗人在诗歌中将“爱”、“追求”、“等待”等这些人生中的重大命题，以强烈的气势呈现出来，足以引发读者深思。

《连翘》中“直到真实如同虚无，短暂如同永恒”，《灵芝》中有诗句“无限中存在着随时都会到来的有限”，《柏子养心丹》亦有“心力到达不了的地方就是尽头”，“没有一种疼，能逃过一颗心的感动和悲伤”，《夺郁汤》写道“甜既是苦，苦就是甜”等诗句，使
用这类富有哲理意味的、抽象空灵的语言，增加诗歌内涵的同时，升华了诗歌所承载的主题意义。

再如《金银花》一章，诗人以一系列的草木花名做排比组合，配合上明朗色调的意象，用“春水”、“盛夏”、“露水”、“清风”等词语，加上拟人化的口气，使诗歌语言细腻传神，具有明快的节奏美。

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认为散文诗“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4] 在语言上朴素、自然、流畅，充实而空灵，富有内在的音乐性。

可以说，《非处方用药》的语言正是突出了这样的特征。

诗人并没有苦心孤诣的雕琢，而是将丰满的情绪置于诗句之中，又创造性地运用对称、复沓、排比、对偶等抒情手法，让内心的情感去融化语言，驱遣语言，使诗歌获得内在的情绪节奏及外在的形象美感，将思想情感婉转、曲折、深致的表达出来，诗篇优美、和谐的音乐美感应运而生。

在《非处方用药》中，诗人爱斐儿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营造出颇富历史风韵和古典情怀的诗歌意境。

她以近镜头将一幅幅历史场景拉到读者眼前，将许多意象与历史文化典故结合，并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意义，在历史时空的穿梭之中，深切地感受到雄浑苍茫的历史感。

如“蝴蝶的故事已被梁祝确认为自己的化身”（《木蝴蝶》），“我们必在一张处方上相遇，像涸辙之鱼，相濡以沫，或者如兄弟般结义桃园，啸聚梁山……，被李时珍选中的方药，就是被燕太子丹选中的荆轲，将以命染色青史”（《茵陈》），“扁舟飘远了，你始终不信；易水结冰了，你却把荆轲的热血看成了桃花”（《木笔花》），“顺手翻开旧舞台，一个罥烟眉的女子刚刚焚罢诗”（《豆蔻》），“你离去的背影，有时像羽扇纶巾的书生。

留下的空，叫书箧，装得下半部论语，一部春秋”（《定心散》），“罗敷采桑回来之时，秦汉已被世风吹远。

但见蜉蝣震羽，飞蛾赴烛，更多病何堪，闲愁万绪，恼乱诗肠”（《桑叶》），这些诗句明显化用梁祝化蝶、桃园结义、荆轲刺秦、黛玉焚诗、赤壁之战等历史典故，不仅呈现出历史的场景，更重要的是，诗人还把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在另一时代境遇中思考，从而扩大和加
深了历史事件的深意，为我们找到那些被历史所抽空的个体生命感和生命经验。

通过众多的实例，可以看到诗人在消逝的历史沧海中择取一粟，以历史厚重感和大气磅礴的胸襟，为我们创造历史在场感，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历史的诗意回顾。

在爱斐儿笔下，很多普通的药物都充满强烈的现实感，从而具有更为深沉的文化意境与精神内涵。

《苦参》有如此诗句：“注定在没有回路的曲径，你将遭遇毒风与恶癞，你选择拔剑相向，取敌人首级如探囊。

然后，转身。

留下最后一个侠客式的背影在本草纲目之上……”《姜》也呈现一种“侠义”精神：“世相，有点像飘逸的竹子，忠义节烈才是内里乾坤。

你不允许自己遁入安全地带，刀光剑影，就是表里内外。

”“你在硝烟内驰骋纵横，把敌人大纛置于地上。

若说粉身碎骨，再赴汤蹈火。

你说：“舍我其谁？”为挽救病创中的人们，粉碎自己将灵魂置于煎熬中的瓦罐，这种侠客情怀，英雄节烈，都得到极为艺术化的表现。

“侠客”这一群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明确的意义指向，“侠客精神”则是他们行为背后所象征着的一种内在精神。

诗人将这种精神内核，糅合于字里行间，为这一味味中草药的现实功用，找到了历史的佐证。

每一味具体的中草药在诗人独具匠心的点化下穿上诗意的外衣，巧妙的用典又扩大它们所承载的精神容量，丰富了诗歌的内在底蕴，为诗歌本身树立起文化的高度。

不妨再读一二：
“常与一群多情公子，搬出成片的月色，饮酒唱和，借公孙大娘剑光写字,润笔，除非三千尺桃花潭水。

许多人羽化成仙，我遗世独立，等那个一见钟情的人出现。

”（《芙蓉》）
“从此腰挂长剑，装满一壶闲情。

日看风生水起，夜行日月短长，只等一声，“到了。

”我已走过老树昏鸦的一幕，置身于广阔背景。

人困马乏的时候，随便挑一处清朗的朝代，拣一家位于黄昏一侧的酒家，酒幌上飘出杏花村字样。

”（《王
不留行》）
“逝水东去。

∕游龙，追风，捣花，一年生草本。

∕也曾烂漫，饱读山川，西风瘦了又肥之时，草木又深了深。

∕晚秋霜后，斜阳独依，不管人面去往何处。

∕只管清水里净手，用“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避开惆怅二字，单用沸水煎熬，酒浸了倔脾气∕一心一意。

”（《红蓼》）
在组诗营构的意境氛围中，每一章诗歌的篇名都富有象征意味。

“看麦娘”、“芙蓉”、“远志”、“曼陀罗”、“忘忧草”、“梅花”、“荷叶”等篇名，与局部的写实细节相得益彰，给人以完美、丰满、细致、醇厚的印象。

诗人以刚柔并济的文字，聚合比喻、象征、隐喻、拟人等手法的优势功效，将自身细腻绵密的情感埋藏于众多繁复意象之中，以一种隐蔽、退却的主体经验的零度抒情手段，完成对这些药物的诗意审视。

诗人游刃有余的叙述，使诗篇没有一丝一毫声嘶力竭式的呼喊与奔嚎，而是显得沉静、从容，甚至是一丝忧伤，呈现出节制的、内敛的理性之美。

但是，与理性、节制的情感处理方式相比，诗人的想象力则显得强烈、丰富、跳跃、灵动，大量富有诗意的文字，穿梭于古今中外的时空，使诗歌呈现出一种立体美感。

如《向日葵》的诗句：“面向东方，生地成熟，黄连的手指沾满苦寒，茱萸已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人生聚敛的精气始终不散；向后转，梵高在旋转的色彩中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把阿尔八月的阳光,高悬于维罗内塞闪闪发光的蓝色上面。

”《薄荷》的诗句：“这不是悲情主义划过了舶来的小资，不是班得瑞的音乐划过了苦咖啡，是两件彼此描摹的静物，各自展开了纸笔。

”从东方到西方，从黄连、茱萸到迷失在色彩中的梵高，从传统到今天小资们的必修课班得瑞，我们不禁为诗人丰富、跳跃的想象力而惊叹，但如此大的跨度并没有给读者生硬牵强之感，反而圆融流畅。

与爱斐儿其他散文诗作品比较，《非处方用药》将《本草纲目》中众多中草药，都演绎出诗性和人性的光辉，传达出一种抵达人心深处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其意象也更加繁复，语言更为饱满，意境的营造更加精致。

在诗歌内蕴的构建方面，诗人大量化用历史典故，以诗意的理解与现代性的阐释来运用这些典故，从而营造出时间上的纵深感和空间上的广阔感。

三、“大爱”思想与现代疗效
著名散文诗作家郭风提出，散文诗要赢得重视，就必须“着力于追求散文诗创作的思想内容的深刻”。

[5] 散文诗的创作应该有深度和广度的现实意义。

耿林莽也认为，散文诗“不关心现实人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腐败黑暗的事物熟视无睹，只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抒发装点自‘内宇宙’中那一点点个人悲欢，就很难将境界拓展。

”看来，很多散文诗作家都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爱斐儿也正是这样一位诗人。

她没有忘记对现实的关注，而是通过对历史的抒写来影射当下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之中完成对现实的反观，并以历史的思考深深刺痛现实世界的种种生活。

“只要不把腐败香烟摆在桌面上，即使衙内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让人知道了‘我爸是xx!’让电视台做个专访，也能全部摆平。

”（《苍耳子》）
“如果梦幻的感觉被频繁的孤独感偶尔激活，那就邀请你的影子为自己斟酒，吟诗，唱桃花扇，在花腔的高音下找到危险的美景，坐在金融风暴的老虎凳上，把白日梦境营造得像3D动漫。

酒醉之后，你想倒提头颅去面见秦王，秦王已死2220年了，你想手持弯刀叩开君王的城门，都城的宫墙已躲在了废墟下面。

”（《独活》）
在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以历史映射现代的方式，使诗歌更具有时代感和责任感，或者说更多了一种现实“药”性。

组诗中交错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形成了广阔的时空跨度，诗人的创作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情怀的双向融合中，获取了一种寻根性、归复性，以及女性意义上的超越。

海德格尔说过：“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诗，一切创作的诗都是思，思和诗是邻居。

”[6] 诗人在诗中投射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诗中寻找真实的自我，以实现精神上的皈依和灵魂上的救赎。

爱斐儿至情至性的文字，可谓构建出了理性的楼阁。

诗人的敏感、悟性穿透具体的药物所指，进入深刻、冷静、客观的沉思，呈现出一种或明或暗的哲思光芒。

如“直到真实如同虚无，短暂如同永恒”（《连翘》），“适量的等是药，过量的等是毒”（《可待因》），“你点我的心，我燃你的情”（《灯芯草》），“世间有沧桑。

万物在轮回”（《菖蒲》），“梦境永远比现实更加透彻，就像路上一道崭新的辙印，仿佛一个人刚走远。

这是你看见的，你看不见的是一个人在梦境里从未离开”（《五味子》）等诗句，其中的哲理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这种哲学式的思考于《非处方用药》中随处可见，形成了融感性于理性，化思于诗，契而合一的独特诗风。

在散文诗作家黄恩鹏的文章中曾提及周庆荣先生的一个观点：诗人在创作中，要关注人类整体大思想、大感情、大文化，在作品中阐释生命之大感悟，时代之大情怀。

确然，一个真正的诗人，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生命体验的感性层面，而应该升华到一个理性的感悟、哲思的层面。

在这组诗中，我们能够体验到一种大思想、大情感，即诗人始终坚持的一个主题——爱。

诗人以中草药的物性、药理为基点，将主体的生命情感融入客体的特性之中，以“大爱”的情怀与胸襟，赋予每一味中草药以生命，通过诗化它们医治病痛折磨的属性，表达出一种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