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到茶：川黔茶马古道的独特生态

从盐到茶：川黔茶马古道的独特生态
作者：陈保亚张刚蔡曙山夏炎
来源：《科学中国人》 2017年第12期
题记
贵州不产盐，但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活在贵州的人群必然要远距离获取食盐，发达
的四川井盐成为主要来源。

从四川盆地到贵州高原，地形落差很大，盐运古道和后续的茶马古
道如何在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中得以形成，民族语言文化如何在古道上延伸发展，成为一大谜团。

近十多年来，我们对贵州盐运古道和茶马古道做了初步调查。

贵州是保存古道遗迹较多的
地区，水路陆路纵横交错，形态独特，是人类古道文化的重要遗产。

黔系古盐道
中国秦汉开始有盐官，有榷盐现象，这是盐道繁荣的见证。

由于人们对盐的普遍需求，就
有商人自行采盐运盐谋取利润，朝廷盐官榷盐是要阻止商人的这种行为，把采盐运盐的利润收
归国有。

汉武帝在河东、太原、渤海、会稽、蜀、南海等二十八郡置盐官，盐道必然围绕盐官
所在地而延伸，可见当时盐道已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

根据王子今（1993）所汇集的数据，
汉代盐官有43处之多，沿海地区占44.18%，其余分布在内地各个区域。

从王子今所汇集的数
据看，除了贵州，这些盐官的分布遍及各地。

汉元帝以后盐官榷盐时起时落，利润在官商之间
摆动，桓宽《盐铁论》一书讨论了控制盐、铁、酒的利弊，无论官方和商人哪方得利，都证明
贩盐运盐的地方有盐运古道存在。

到唐代，盐运古道分布点更多，《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唐有盐池十八，井六
百四十。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中国的盐运古道并不都是远距离的，一般都是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

唯独贵州情况不同，
贵州并不产盐，但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活在贵州的人群必然要远距离获取食盐，这使得
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一开始就是远距离的远行盐运古道。

这样长距离的盐运古道比较少见，也
意味着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在人类古道上的重要性。

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可分四路入黔。

川黔
盐运古道从四川盆地上贵州高原入黔，滇黔盐运古道翻越乌蒙山入黔，淮黔盐运古道通过湖南
上贵州高原入黔，粤黔盐运古道通过广西上贵州高原入黔。

在通向贵州的几路远行盐运古道中，川黔盐运古达是后来形成川黔茶马古道的关键，这首
先和四川的盐业发达有关。

四川有世界上延续数千年的相当古老的盐业遗址（孙智彬等2007）。

《华阳国志·蜀志》提到李冰领导开凿广都（今双流一带）盐井，白广美（1987）研究认
为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55-251年之间。

《汉书·地理志》提到了横断山西侧的盐官：
“南安，有盐官、铁官。

”
“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

有橘官、盐官。

”（《汉书》中华书局版1962）南安在今
荣县一带，今属自贡，自贡是著名的井盐产地。

朐忍在今云阳县一带。

据《华阳国志·蜀志》
记载，蜀地有16个县有盐产地。

到了唐代，四川盐业已经很兴旺，《元和郡县志·剑南道》记录了唐代剑南道的多处盐产地。

考古发掘显示，在四川盆地通向贵州的永宁河流域、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都有汉墓分布，也有少数民族居住，这些汉人和少数民族所用的盐，要从粤、两淮产盐地区获取，路途遥远，而云南产盐量不及四川，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汉代至少已经形成了繁忙的川黔盐运古道。

由于从四川盆地进入贵州地形复杂，因此川黔盐运古道至少在汉代已经形成固定的线路和规范。

《清史稿·志九十八·食货四》提到了4个水上盐运口岸：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

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P3633）
口岸的出现和规范是历史上长期水运的结果，是古道繁荣的重要标志，也说明清代川黔盐
运古道继续保持着活力。

赤水上的仁岸尤其活跃，民国初年仁岸港口装卸搬运愈繁，港区盐船
百余艘，总载量2000余吨，年吞吐量达二三万吨，为全省之冠。

（夏鹤鸣、廖国平1993，
P180）
从前人的研究和2015年四川文博研究院、贵州文博研究所组织的川黔盐道调查情况看，川黔盐运古道通常是先走水路将盐运送到主要口岸，再走陆路将盐运送到山区村镇，川黔盐运古
道是水陆并用的网络系统，很多口岸都有很深的多年踩踏遗迹，这也是川黔古道历史上极具活
力的证据。

古道语言学的证据
川黔古道上西南官话的高度一致性是川黔盐运古道商品流通频繁、古道具有强大活力的另
一个有力证据。

尽管从川南进入贵州高原路途艰难，高山峡谷变化复杂，但川黔盐运古道上的
西南官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词汇基本一致，交流很自然，不存在任何障碍，非西南官话区的
人甚至听不出沿途口音的区别，盐事方面的词汇特别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川黔古道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高度同构和入声的不一致，反映了方言间有频繁的
接触。

就我们观察到的声调接触机制看，当声调归类一致时，就会产生高度同构，川黔古道上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地归类是高度一致的，在音值上高度同构。

而当声调归类不一致时，音值走向一致性的速度就要慢一些，入声就代表了这种现象。

这几条线路上，水路多险滩，陆路翻山越岭，但由于古道活跃，沿途和周边的方言内部高
度一致。

语言的证据和川黔古道上留下的行走遗迹证据是吻合的。

古道沿线的方言分布体现出
一定的规律，为进一步研究语言沿道路传播的规律提供了参数，也为进一步确定古道的走向和
繁荣时间提供了条件。

语言或方言在古道上的分布有其特殊的规律，古道周边的语言或方言更
容易受通语的影响，通语也容易沿着古道延伸，古道活力越高，方言越是趋向一致。

川黔茶马古道的兴起
盐运古道的存在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古道条件（陈保亚2004.4）。

川黔茶马古
道的形成是一个重要范例。

贵州尽管不产盐，但贵州茶历史久远。

唐代陆羽《茶经》提到中国主要产茶地，多有贵州
茶的记录，而且味道极佳：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
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卭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

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

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陆羽《茶经·八茶之出》，沈冬梅校注，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P80-82）思州在今贵州铜仁市沿河县一带。

播州今属遵义，费州在今贵州铜仁市德江一带，夷州在今贵州遵义市凤冈绥阳镇一带。

（宋）《太平寰宇记》也提到夷州、播州、思州以茶为土贡，还特别提到播州产黄茶。

贵州著名的茶山主要分布在遵义、贵阳、都匀、独山一带。

这一带的茶属于高寒地带茶，
茶叶质地很好。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清代，贵州各地都有了种茶记录。

贵州茶生在独特
的高原喀斯特森林地带，森林滞留水与地下水丰富，气候湿润，空气清新，茶叶质地纯正清香。

黔茶大规模北上是在明代。

明代因为和西番茶马互市的需要，在西南置四所茶仓，播州
（今属遵义）为其中之一，《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
“（洪武三十年七月）辛酉, 命户部四川成都、重庆、保宁（阆中）三府及播州宣慰司置
茶仓四所贮茶, 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

”（中研院史语所校勘红格钞本《明实录》，P3662）
播州茶仓有一部分是换贵州西部的马，因为贵州也有很好的马，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二记载:
“（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今贵州威宁一带）岁易马六
千五百匹。

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

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

”（中研
院史语所校勘红格钞本《明实录》，P2511-2512）
《明太祖实录》所说的“与西番商人易马”主要指与四川、西北商人易马，播州茶仓汇集
的茶主要是通过川黔古盐道北上调往四川、西北，再经过茶马互市进入吐蕃、西羌等地。

由此
可见贵州茶叶在黔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性。

川黔茶马古道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西南和华南的联系。

前面提到的川黔盐运古道上西南官
话的一致性，向北经过川藏茶马古道一直可以延伸到青藏高原，沿途西南官话畅通无阻，在黔
川藏茶马古道的高山峡谷间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内部一致的通语，是古道活力的又一见证。

连接
川黔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川黔古盐道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盐运古道对茶马古道的建构
川黔盐运古道和川藏盐运古道连接成黔川藏远征茶马古道，是盐运古道建构茶马古道的重
要个案，这一个案揭示了茶马古道形成过程和盐运古道的密切关系。

茶马古道的形成机制和盐
运古道的形成机制相似，都是生活必要商品维系着古道的不间断运行。

除了盐和茶，目前还没
有发现其他物质具有长期存活古道的性质。

毒品由于是危害生命的，不属于这种情况。

丝绸、
陶瓷、玉石、金属等都可能促成重要商道的形成，但都不具有持续存活古道的性质，因此民族
冲突和自然灾害都可能使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商道中断。

青藏高原基本不产茶，但藏族形成
恃茶行为后，他们需要茶犹如他们需要盐，于是形成了路途遥远的茶马古道。

就维持人类生存
古道的范围看，盐运古道是茶马古道的局域网络，茶马古道是连接盐运古道以输送茶叶的远征
古道。

比起盐运古道来，茶马古道线路更遥远，黔川藏茶马古道跨越3个省，并且可以继续向
印度、中亚甚至欧洲延伸，形成跨国和跨越欧亚大陆的古道。

尽管盐运古道的距离不如茶马古
道长，但盐运古道对茶马古道有重要的建构作用。

盐运古道起源早，古道上人群的恃盐行为比
恃茶行为更甚。

只要人群居住的地方没有盐产地，必然有盐运古道连接。

盐运古道为茶马古道
的走向提供了既成的古道条件，甚至早期的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很多情况下也有赖于更早
时期盐运古道的连接。

在各地盐运古道中，川黔盐运古道距离长，水陆并行，线路险恶，遗迹保存多，为深入认
识盐运古道和茶马古道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类似的现象还有贵州南部和东南存在的黔粤
盐运古道，主要有都柳江水路和南丹河池陆路，该盐运古道为后来黔粤茶马古道的出现提供了
重要的条件，并进一步为茶马古道向海路延伸提供了条件。

只是黔粤茶马古道上茶的运送方向是向南海方向运送，正好和黔川藏茶马古道上茶的运送方向相反，但川黔盐运古道、黔粤盐运古道在建构茶马古道的机制上却有共同性。

参考文献
白广美，1985.2，《中国古代盐井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陈保亚，2004.4，《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
任乃强，1988.1，《说盐》，《盐业史研究》
孙智彬，2007.1，《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
王仁湘，2008.1，《走过千年袖珍晒盐场——寻访海南洋浦盐田村》，《中华文化遗产》
王子今，1993，《两汉盐产与盐运》，《盐业史研究》
夏鹤鸣、廖国平，1993，《贵州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刚，《科学中国人》总编，执行社长
蔡曙山，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夏炎，《科学中国人》副总编，首席记者
致谢：
我们十多年来的调查先后得到很多学者和友人的帮助，特此致谢，他们是：彭玉娟、申时姜、高大伦、李蓝、罗力、吴斌、杨晓辉等。